刘黎

摘 要：作为一部历史纪实作品，《走出现代迷信》一书旗帜性的号召我们回到历史脉络中，对其进行一番回顾和前瞻，一本书或许只渺小如黑暗中的一艘小舟，在思想的波涛汹涌的海上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然而毕竟已扬帆起航，就必将惊动黑夜。

关键词：历史；迷信；反思

一、历史照进现实

历史与现实并不脱节，是相互映照的。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到过历史的反复性，中国在曲折中迈过的这100多年的历史，又何尝没有经历过一次次历史的反复呢？即便反复的是结构而未必是事件，然而对历史的一次次理解偏差却会导致现实理解的错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贺照田《当信仰遭遇危机》一文中提出，在相当的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艳称的中国大陆“新时期”，便是在未对陈映真所提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差距”等重要问题，作充分细致、深入的历史—结构性分析与反省的基础上展开的。因为他们自认为代表着“人民”的心声。更让人惊异的是，直到今天，对这些问题亦谈不上有充分细致、深入的历史—结构性分析与反省，当然，更谈不上以这些分析、反省为视角，对中国大陆“新时期”的发生乃至整个“新时期”的变迁作出分析。

对于一个历史中存在的关键问题，诸多知识分子们为何会集体性的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更重要的，当时一批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怎会被“现代迷信”蒙蔽双眼？作为新世纪的知识青年，我们该怎样去认清那戴着科学面具的“现代迷信”？从而对我们所经历或未经历的，所思考或未思考过的历史做一次真正的反思呢？就这一点而言，《走出现代迷信》一书有着相当深刻的意义，作为一部历史纪实作品，它旗帜性的号召我们回到历史脉络中，对其进行一番回顾和前瞻，一本书或许只渺小如黑暗中的一艘小舟，在思想的波涛汹涌的海上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然而毕竟已扬帆起航，就必将惊动黑夜。

二、于无声处听惊雷

《走出现代迷信》第一部分从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背景谈起，接着细致重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最后叙述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各路反应；第二部分则是十年后对包括陶铠在内的十余位参与过历史的学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访谈。

首先，谈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始，很多人可能会直接提到作为历史叙述中着墨最多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1976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走出十年动乱的人们还未来得及欢呼雀跃，心又紧紧的收缩了。11月30日，吴德提出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的结合起来，到77年初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祭奠活动的时候，汪东兴规定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接踵而来的冲击，引出了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两个凡是”的提出，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197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人民希望邓小平尽快出来的心情受到了打击，好在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中华国锋透漏出了新的气息，虽然”“两个凡是”未提出改变，但在华的表述中，已经将“毛”与“四人帮”的思想进行了区分，这是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契机。处在那样一个破而未立的时代，全中国都急切地需要一个“认识”去梳理这团纠结的乱麻，这种“认识”是对历史，对革命，对理论，对体制科学而非“信仰”的认识。

“1978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报》社，一张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第五十七期大样由理论部送到新任总编杨西光手中。按照常规，他将履行最后裁决权，审定之后四月十一日见报。”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份并没有出刊的杂志会在百年之后仍不断的被人提起，只是恐怕后人不会知晓，当时的那张油墨未干的纸片，只是轻轻落在一间不算宽敞的办公室椭圆形木质书桌上，而它，惊人地代表了历史的一个新的开端。也许是脑海中长期萦绕的一个夙愿，一份诱惑，存在于杨西光胸中酝酿已久的那个“去眛”的主题和心愿被一份文章重新激发，总之他坚持要将这份文章刊发，而且是“放在第一版发”。经过重重波折，1978年5月十七日，这份修订了十次、前后历时七个月的文章终于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刊出。并在当天，被《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在地方，《辽宁日报》等十多家报纸刊载，一时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上下左右的不同反响。

这场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讨论问题与“历史—人事”息息相关，杨易辰在《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一文中就抛出了这个重要问题。“实事求是地总结二十八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究竟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反对无产阶级大革命？”（242）要让那些在文革中受冲击的知识分子们不要再心有余悸，真正解放出来，来拥护这次讨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四人帮”已经搞坏了之前的一套理论路线，人们背后的心理框架也依旧存在，要想正面挑战“两个凡是”，就必须打开历史的缺口，正面去讨论具有多方面历史效应的毛的遗产问题。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的力量拧成一股绳从而巩固社会基础。

得出历史结论时，那些在当时提出对这篇文章的反对之声的人未必该定位为历史的落后分子，无论是批评也好反对也罢，正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声音汇成不同的激流，激流在不断的撞击，从而迸发出更强大的力量，才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理论与实践的争论只是表面，怎样通过这样一场争论来解放思想，推翻“伪科学”，得出“真反思”才是硬道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名符其实的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是历史叙述中惯常的描述。于光远作为一位历史的亲历者与参与者，他认为，从1976年10月6日到1978年12月的这两年，可以看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起始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个阶段（改革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从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才真正进入到了“改革阶段”。即是说，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起始阶段向改革阶段迈进的分界线。从1979年进入改革阶段至今，我们又经历了一个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地经济体制、社會体制也在经历着一步步地变革和发展，可见三中全会所确定下来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是长期起作用的。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同改革又有着怎样的辩证关系呢？

三、从迷信到科学

40年后的我们重新讨论这场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对我们所经历或未经历的，所思考或未思考过的历史做一次真正的反思。问题的关键在于，何为现代迷信？最开始的一种落后意识最终怎能演化成一个民族的自觉行为？

“迷信是对某一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但又盲目地相信其说。“迷信”的含义更多的倾向于“盲目的相信、不理解的相信”。因此，理论上，人类对任何事物都可能存在着“迷信”的观念，即使是在有些人从事科学工作，但他们也会抱某种‘科学迷信。”

就是说，迷信源于一种无知，与盲目。但迷除了人类幼年时代对大自然的无知而外，总是某种教化甚至训诲的结果，是一种有意的行为。“一种事物，必有迷人之处，人家才信；有‘迷有‘信缺一不可。”这就要提到中国的这场现代迷信了。

举例来讲，《东方红》的作者李有源是个农民。“大救星”是典型的农民观念，但这支歌唱到后来，其规格已经高于国歌。也就是传统农民的观念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不仅为民众、而且为全党，包括党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所接受。归根溯源，农民参加革命，脱下旧衣换上军装，却不能彻底地改换几千年来刻在身上的烙印，即使有一些知识分子和受过现代教育的学生来投奔革命，但缺乏民主的旧中国只有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只有由共产党直接组织队伍，建立政权，进行战争，需要绝对服从；另外，当时的共产国际影响也很大，中国共产党很长时间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上级对下级有绝对权威。这种组织原则和行为方式，对中国共产党有着很深的影响。所以，尽管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但生活与行为方式是高度集中和等级森严的，这对哪些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新传统与之前提到的老传统碰到一起，就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带上了一层激进的“革命色彩”与“神圣色彩”，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

即使和平之后，党的骨干既非农民，又非士兵了，但一开始就立足于战争而诞生的党并没能对其自身进行比较完善的现代教育，在这样的基础上，一旦革命胜利了，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的新中国，党与领袖的威信就容易登峰造极，从而形成“现代迷信”，造成个人崇拜。

本雅明曾提过审美介入政治生活即“艺术政治化”的问题，强调法西斯主义在政治崛起的同时，也在构建政治的灵光，打造法西斯艺术的崇拜价值，而造成了一种领袖崇拜，反观当时的的中国，一个被唯一的媒体反复宣传的领袖人物，加上许多仪式，许多物品，许多歌曲，许多书籍奉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场轰轰烈烈的现代造神运动又岂能避免？

要从迷信走向科学，必须理清二者之间的界限。

科学拒绝迷信，但科学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掺杂了各种各样的迷信，如果一个人不能无条件的相信一些理论，他将无法构建新的理论。科学也不能太靠近怀疑论，怀疑论对真理的存在与获得秉持着极度的不确定性，使得科学难以形成任何定论。最终由于科学的实用性，使其需要在迷信和怀疑论中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任何科学都在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当然也需要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翻开历史的教科书，正像邓小平在1976年六月二日讲话中所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像没有生命了一样，停滞了，僵化了，死亡了，或者说没有生命力了，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还坚持什么呢？”

可见，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既然是其所处时代的认识和学说，那么就会难以避免的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也就是说必然有它的局限性。由此可见，要想从对马克主义经典的现代迷信中走出来，发展和不断的重新认识是一个关键词。20世纪70年代的这场思想解放的意义也正是在此。

四、浮出历史地表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经过多次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也在进一步提高，然而社会主义仍处于发展阶段，危机和挑战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并不平坦，怎样在当下视野重新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今天还需要解放思想吗，又该坚持怎样的标准？

汪晖老师在其《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提到了一个“新启蒙主义”思想的概念，所谓的新启蒙主义思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种广泛而庞杂的社会思潮，是由众多各不相同的思想因素构成的。”“这种新启蒙主义思想表现在政治上，要求重建形式化的法律和现代文官制度，通过扩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逐步建立保障人权、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议会制度（它被理解为政治自由）但是，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的恐惧，许多人对于政治民主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形式民主、特别是法制建设方面，从而把“民主”这一广泛的社会问题局限于上层社会改革方案的设置和专家对于法律的修订和建议方面……更令人惊异的是，有些学者无视现代宪政民主中包含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内含，完全排斥直接民主在民主实践中的意义，甚至把民众的普遍参与看成是专制主义的温床。”

内蒙古一家国有企业，拖了职工半年多工资，但厂领导进出乘坐却是卡迪拉克豪华轿车，当记者问公司的管理者，为什么职工工资发不出，还用豪华轿车时，企业领导却响亮的回答，豪华轿车是国有财产，我又没上一份钱口袋，那完全是工作需要。可见，所谓的“公有制”对普通职工是多么的虚无缥缈，对掌权者，是多么的实惠。那么，对于“全民所有制”名义下的物质，谁有使用权呢，那就是实际“占用”这件物质的某个“单位”的一部分人，谁有支配权和处置权呢？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对其他千千万万的百姓而言，究竟意义在哪儿？

显然，这种“民主观”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和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正基于此，我们才说，在今天的社會，思想解放的提出仍是很有必要的。要真正坚持实践标准，需要有真正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决定的方针，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或是在多大意义上具有真理性，最终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此外，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并经过科学的分析与论证，这样才能较好地集中众多的实践经验，包括过去的当前的，使作出的决定具有较多的真理性，即比较符合较多的真理性。这种方法就是“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另一方面，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或是说理论工作者来说，首先应该认识到，“注定要在一种距离理想状态遥远的知识处境中工作，这是整个世界以当下现实为自己思想关切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宿命。这一事实应该使思想者对世界深存敬畏，对思想的后果深存戒惧。”这种敬畏的背景来自于，由于现下思想开展所需依凭的知识、理论储备的荒芜与单薄，有关现实的知识得来的仓促与直观，加上此单薄、直观的后面是对若何有效学习、若何有效面对世界问题的思考的严重不足。联系前言中提出的“被遮蔽的历史”，我们应该看到，知识分子或是理论工作者们针对的并不是上帝规定给人类知识与思想的限度所可能带出的那些问题，而是那些我们本来应该避免却因努力的不够、反思的不足和心态的非建设性而没有避免的问题。

怎样抓住那些建设性的问题？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上实践中去，这是这次讨论带给我们的第二个启发。只有注意去倾听时代的呼声，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为人民而呐喊。这里我不禁想到了天安门事件的牺牲者张志新，我们可以叫她思想解放的先驱，也可以是战士。她的伟大之处在于别人缄口时她喊出了第一句，别人趴下的时候她勇敢的站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当代的知识分子或许正是欠缺了这种敢为人先，做召唤者和开拓者的精神与勇气。

毛泽东曾经说，和不和工农结合是决定一个知识分子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关键。也就是，知识分子是否努力去和工农结合为什么曾经对革命那么重要？如此去做的知识分子群为什么就能在中国现代史发挥那么重要的作用。这与这批知识分子能形成恰切有力地政治实践感，社会实践与文化实践感是有着深切关联的。那么问题是，这些经验只为建立稳定有力地现代国家的革命时段才重要吗？相信我们已经有了答案。

五、结语

要想进步，反思是前提，然而无限的反思，而不去真正证实反思所提出来的问题，这就会成为一个新的障碍，那就是在抽象的无限的反思中兜圈子。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去理清“思想”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内在联系，这才是助我们在反思之后重新出发的关键步骤。

参考文献：

[1]陶铠，张义德，戴晴.《走出现代迷信》[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于光远.1978：我所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贺照田.为什么要深度解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J].东方文化，2004（6）.

[4]賀照田.当信仰遭遇危机——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J].开放时代，2010（12）.

[5]杨易辰.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J].人民日报，1978（8）.

[6]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

[7]罗岗.“韦伯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理解中国的视野》[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10.1.

[8]贺照田.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