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胡志强/文 彭程/摄

巨晓林：我是农民工代表

□本刊记者 胡志强/文 彭程/摄

2015年，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试点改革，具体改革措施中重要一条就是“在本届全总执委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中，分别提高劳模和一线职工比例，全总领导班子中增设农民工兼职副主席和挂职书记处书记”。

2016年1月17日上午，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六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选举陕西籍农民工巨晓林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这成为中国工会组织建设中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将载入中国工运发展史册。

和工友研讨新工法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民工数量增速持续下降，但总量还在增长，2015年为2.7747亿人。巨晓林对本刊记者谈及自己当选为全总农民工兼职副主席时说：“我觉得，其实自己就是中国农民工在全总的一个代表。”其实，在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之前已经是全国人大和党的十八大代表的巨晓林，他对自己就有了一个新的判断，面对这个新的判断，他将改变自己。

一本尚未印行的巨晓林传记文学的作者说，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的一位领导告诉他，从一个农民工成长为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全国劳模和全国技能大师，巨晓林的“跨度是一个传奇”。那时，巨晓林尚未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一个载入史册的农民工

被选为全总副主席，对巨晓林来说很突然。

2015年12月初，在填了一张公司给他的列席全总会议的推荐表后，2016年1月16日上午，巨晓林列席了全总的全体会。出乎他意料的是，第二天，也就是17号的全总十六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结束后，自己被选为兼职副主席。

“拿到推荐表的时候，我和公司的人都不相信我能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真的当选以后，巨晓林开始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职务。担任这个级别的领导职务，哪怕是兼职的，中组部也会派人进行专题谈话。中组部的领导找他谈话时说，你把自己在工作上创新的劲头用在这个职位上，肯定就能干好，还说：“我们会大力帮助你。”党的最高组织机构领导给他这样打气，他踏实了下来。同时他被告知，没有副部长级待遇，无独立办公室、无专车、无秘书，而且要做好这项工作，他今后还需要在原单位和全总两头跑。

巨晓林从此就在“党和职工群众桥梁和纽带作用”方面，担负起了联络中国亿万农民工的历史使命。而以他担任这个职务为标志，农民工问题开始成为国家发展方略中，在第一时间要做出研判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开始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巨晓林有做好相关工作的优势——几十年在一线工作和来自农民工的经历，他可将一线职工、农民工的声音和诉求，更准确、更直接、更及时地送达国家高层。他说：“我会把农民工的心声、诉求反映上来，为农民工做好服务，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在接触网放线现场，巨晓林向年轻的群安员传授人员安全防护、设备安全操作、线路施工安全等工作经验

担任兼职副主席后，巨晓林和自己的两个劳模偶像分到了一间办公室办公，他们是郭明义、许振超。作为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在全总15个副主席中，8个是兼职的，这样的配置极大地方便了职工群众发生权益问题时的上传、下达。到全总任职之后，巨晓林对这点体会深刻，他可以看到许多包括农民工问题的文件，这把他党的十八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更具体实在地落实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层结构当中。

他讲了一件事。

在全总他看到了一个文件，反映的是安徽一个公司建了一个大楼之后，开发商没有给施工队结算农民工工资，老板卷款跑路了。知道被骗的农民工找过去之后才知道，跑路的开发商老板已经把楼卖掉。他们只有找到法院去告状，可当地法院回复，项目易主，开发商权益已经转移，你们只能去找楼的买方，建设方不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看完这个文件，巨晓林立刻以全总兼职副主席的身份找律师去咨询“这个责任应该谁负责”？律师分析说，可以假设那个项目的买卖双方有可能就是为恶意欠薪做下的一个局，甚至不排除买卖双方就是一个人。所以，可以考虑就这个买卖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法律诉讼，先将双方牵扯出来，再进行其它的延伸诉讼。带着律师的意见，巨晓林把这个案子转到了全总的法律部门。这是他担任兼职副主席后所做工作的中的一件。

到全总之后，巨晓林愈发了解到农民工问题的严峻性，因为工会组织特有的维权职能，这里涉及职工合法权益维护的相关文件、告状材料、信件之多让他惊讶。同为兼职副主席的郭明义、许振超和他交换了很多信息和意见后，三人有了一个共识，即，办这些案件不仅需要法律支持，也需要国家政策的到位，“那样才能在各个层面做到有理有据，能够解决得及时、有效。”

与全总兼职副主席巨晓林交谈，记者发现他思考问题的思路和层次不时在宏观与微观之间进行着转换，他开始显露出更高的政治智慧，看问题更全面，也更谨慎，不再简单地感情用事。很显然，这个把自己只是看做身在全总的近3亿中国农民工代表的普通职工，在国家政治最高层面参政的能力开始养成。中国共产党做出全国工会系统改革的决定，并直接点明要有一名农民工身份的全总兼职副主席，是一个极其严肃、认真且深思熟虑的政治决定。在这个制度框架下，巨晓林作为农民工代表，可以第一时间向最高层反映数亿农民工的意见，提出他们的诉求，这与当前国家政治体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关，其潜在和显在的现实与历史价值难以估量，他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具备相应的能力。

在巨晓林心里，农民工素质问题绝不能成为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理由。因此，近几年“农民工的全方位教育问题”就成了他向最高层建议最多的问题，他要尽快教会农民工自己依法维权的本事。

55岁的巨晓林在现场施工中仍然是一把好手

还是那个“巨师傅”

采访已然忙碌得难以分身的巨晓林需要预约。

8月中旬，巨晓林的助手告诉我们：“巨师傅不在北京，在衡水的大师工作站。他是站长，最近有新的工法项目在研究，他不能不在现场。”

我们驱车往返500多公里，专程从北京去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衡水市的工作站。工作站位于衡水石济客专四电系统集成项目部院内。巨晓林的意外离京，给了我们更全面了解他的机会，我们当然希望采访的是大师工作站站长巨晓林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巨晓林的合体。

路很好走。因为要采访巨晓林，所以一路上频繁经过的高铁动车线路、普通的电气化铁路，在记者的眼里有了新意，觉得它们都和巨晓林有关，似乎都有他和工友们工作的痕迹。刚出北京就遇到了不时出现降雨路段，记者想，如果为了保证施工进度，巨晓林他们要冒雨作业的话，这工作该有多么的辛苦呢？

助手是巨晓林在担任了全总兼职副主席之后，中铁电气化局给他派来的，原因是当选兼职副主席之后，他的工作量和工作内容增加太多，日常事务多个帮手，他会轻松一些。曾经有不少网友在互联网上问：“巨晓林当了全总的兼职副主席，有秘书吗？”他的助手告诉记者，自己不是巨师傅的秘书，“当了副主席，巨师傅也没有秘书。”总听他称呼巨晓林为“巨师傅”，记者问“为什么不叫‘副主席’？”他说，这么多年习惯了，曾经试着改口叫“副主席”，可不仅叫的人别扭，连巨晓林自己都反应不过来，听到这个称呼的第一时间，他总是诧异地看看人家“在叫谁？”

果然，我们在工作站采访的两天里，听到所有人对巨晓林的称呼都是“巨师傅”。

在大师工作站里的巨晓林，穿着工装，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他自己画的新工法设计草图。他把我们带到了新工法工具研制的房间，向我们讲解每件工具创制的原因和工作原理。有了这些新创制的工具，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的铺设、安装会在很多技术细节上更规范，也更省时、省力。离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办公室的巨晓林，平时工作的基本状态就是这样，近30年来，他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最后成了数亿农民工的代表。

我们看看他的成长轨迹：

1987年至2001年铁道部电化局一处三段二队接触网工（农民工）；2001年至2010年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接触网六段二队接触网工；2010年获评高级技师；2015年至2016年任技术员；2016年1月17日，以企业技术员身份，获选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此前，是中共十八大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因创新施工方法43项，创造经济效益600多万元，主编《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配发给数千名接触网工作者作为工具书，被北京市总工会授予“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0年被评为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获全总火车头奖章；2011年荣获第十届中华技能大奖；2012年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首批命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接触网专业）核心成员；2015年4月，巨晓林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工作历程：参加工作23年，先后参加了北同蒲线、鹰厦线、大秦线、京郑线、哈大线、迁曹线、京沪线等十几条国家重点电气化铁路工程的施工。

巨晓林就是一个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事业的农民工。

中午，我们在衡水石济客专四电系统集成项目部的职工食堂吃饭，因为记者远道而来，没有快餐盘，食堂特意为我们单独盛出几个菜来。我们坐下，却发现巨晓林走到了食堂的窗口，排在工人的后面等着打饭，一会儿他端着一盘炒饼坐在了职工的餐桌上。记者请他一起吃，他说，你们吃，我吃饭很简单也很快，“你们慢慢吃啊，一路上辛苦了正好休息一会儿。”午饭就这样处理了。

巨晓林告诉记者，公司农民工的初级工税后工资为3200多元，到了他这样的高级技师后，扣除各种保险和所得税，能拿到5000元以上，他自己的工资每月在6000元左右，因为他总有创新奖和高级技师津贴，“就这些。”他说。

在这个大师工作站里搞发明的气场很强大，采访期间不时有人会过来和巨晓林商量点事，都是有关新工法试验的。

巨晓林“最大的乐趣”就深深藏在每一个课题的长考中……

离不开农桑之本

巨晓林说自己的生日差不多就是国庆日，所以，当年父母差点给他起名“巨国庆”。54岁的巨晓林和农民工的联系水乳交融。

2016年1月17日刚当选为全总兼职副主席后，巨晓林回了一次家，并在家乡做了一个农民工养老保险现状的统计调查。他的家乡陕西省岐山县私营企业很多，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工。现在调查已经形成报告，被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农民工自己的代表，不假他手直接把农民工的问题反映到中国政治权力的最高层，这种机会以前不多。“巨晓林”国家政治治理的意义已经显现出来。

作业现场

和工友探讨施工方案

为工友讲解安全知识

采访中记者和巨晓林探讨了中国的农民工现象，他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记者说，“农民工”这个提法有问题，他认为，处于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时，对这个“农民工”的称呼也不必苛求。他说自己很深刻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所谓农民工，是指“户口不进城，在家乡还有责任田和宅基地”的人。“有农村户口和宅基地这点很重要，现在中国正在加大减少城乡二元体制差别的工作力度，农村户口和宅基地使用权日益显出了物权优势，这是城市工没有的。”他介绍，自己有两个孩子，只有他在成为技能大师之后，北京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把他的户口落到了北京，爱人和孩子的户口至今还没有迁进北京的计划，还在家乡。在家乡巨晓林家就有4分3的宅基地，大约280平方米的样子。

巨晓林不是同村最早离家外出打工的人。他说，同村一家“于”姓人家离开的更早，靠着热补轮胎的手艺，好像在全国第一个搞了红外线机器补胎，“挣了很多钱，后来他的设备在全国都有推广。”

他的家乡三面环山，当年靠着吃政府的返销粮，那里生活还不算最苦。改革开放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给孩子们讲自己的童年，说吃的主要是高粱面，做成黑色的高粱饼。孩子回答他：“你们那时候吃的都是健康食品，没有化肥，真幸福。”弄得他哭笑不得。他说，当年住的都是土坯房，房子的主体老了，拆掉后盖房的土墙就是很好的农家肥，5年的土墙、2年的土炕都是很好的肥料。1979年包产到户开始，他也高中毕了业，因为没有参加高考，只能真正当上了农民。

但巨晓林似乎生来就不是一个安分的农民。

在农村时巨晓林干过三件事都没有干得太长。先是干了一个多月的瓦工，在砌了20多间小房子之后，他离开了。后来又学习油漆工，20多天之后因为过敏太厉害又放弃了。1983年至1987年，他干了4年的乡村电影放映员。这4年，显出了他与别人的不同。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阶段，他发现乡下人做什么大事都喜欢请一场电影，放电影更挣钱。当时农村的电力保障不足，他自己看书想办法把电动机改造成了能够发出三相电的发电机，此后又改造了放映机光源，一下子就比别人强多了，成了全县里放映员里的佼佼者。他记得，当年放《人生》的时候，一晚三场挣了100元钱。那时候城里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就是30元左右。他感觉到了自己和城市之间原来还有一条很文化的关系，所以，1987年3月8日他坚决要求自己姐夫的朋友把自己带进了城。

巨晓林的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了生活负担。自己家里有核桃园、庄稼地，每年农忙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家帮助爱人处理农事。他的一儿一女都在大专毕业后留在了西安工作，家里农业收入每年一万多元，因为农村搞了农业合作社，从种、收到卖粮，打个电话就有人到家里来解决，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不过今年秋天可能够呛，因为在北京开会、在各地搞农民工工作调研不能回老家帮媳妇了。”他说。果然，现在巨晓林就在国内的几个地方在做农民工问题调研，不能回家去帮助爱人收秋了。

他家里现在是两栋大瓦房，一共8间房，他爱人和母亲、儿子一起住在那里。

巨晓林经常和大家热情高涨地参加竞赛活动

不会离开基层和群众

今天的巨晓林，参加企业、地方及中央及各类会议的证件非常多。有人给他统计了一下，2014年他参加了58次会议，每次会议以三天计算，就将近180天了，还不算基层那些小的会议，那时他尚未担任全总的领导职务。所以，他更珍惜回到企业工作的时间，更珍惜到基层的调研活动。

向记者介绍创新成果

34年前的工作证

他的身份也越来越复杂，不仅是全总兼职副主席，还是党代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聘请的“北京法院特邀监督员”等等。

但巨晓林一直坚守着自己来自农民工群体的那颗平常心。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他和新代表接受了代表素质的教育培训。他们被告知，当选人大代表后“你们个人没有任何特权，代表证只是参会证件。”参加党的十八大，他最担心的是会议发言的时候怎样组织好自己讲话时的语言，不能违反会议纪律。公司领导对他的嘱咐是，一定要让人知道你是咱们公司的人；在代表团的会议上讲话，还是他最熟悉的农村话题，讲了化肥和植树造林……

在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十八大报告“教育部分征求意见会”上，他的发言内容是“企业人才培训及其结构问题”。他开始亲历高层政治管理、研究、讨论过程中的自由与开放。那天的会议上，大家发言非常热烈，北京的一位代表因为讲了10多分钟，还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后来主持会议的领导说，没关系大家都发言，咱们延长会议的时间，结果，那次会议开到了夜里10点多。

反思参加党的十八大的体会，他说：“在‘依法治国’方面我的体会是，立法仅是为社会行为画了一个圆，有了这个圆，执法是关键，不执法是不行的。必须依法治国，社会生活才能圆满。自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的，民主也有前提，要有规矩。民主是个目标，也是方法，这也就是把权力装进笼子的意思。”因为参加了十八大宣讲，又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被北京市高院聘为特邀监督员，所以“依法治国”在他的心里地位越来越高。2015年，北京市高院试点速审制度，他们被邀请参与开庭，到现场调研。庭审结束后，他对北京高法建议说：“速审制度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比如，银行卡犯罪这类，就不宜实行速审判案，速审案件只适用于犯罪事实非常清楚的案件。”

巨晓林强调说：“我关心的，依然是首先要解决农民工的工作问题，那是解决问题的牛鼻子。”现在他把农民工问题根据轻重缓急分解为几个层面，开始进行思考，并会利用自己不同的身份，分门别类地进行调查研究。

今天，即便我们不对巨晓林个人身份的变化在国家政治层面进行宏大的叙述，仅就他能在农民工这个身份下为全国近3亿农民工的服务而言，巨晓林这个人，也是中国农民工未来福祉的一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