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楠，宋来胜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转换的思考

苏楠，宋来胜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创新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被许多学者关注，为什么有些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具有创新能力？归结起来影响地区创新能力的因素依赖于一些有形要素，如专业化产业集群、可获得的外部技术和资金支持；此外还包括无形要素，如集群内部各个主体之间联系网络，支持创新的文化，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协作等。本文探讨了创新系统形成的基本要素，以及产业集群如何向创新集群转变的途径。

产业集群；创新体系；协作；经济增长

一、地区创新系统的基本要素

创新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被许多学者关注，为什么有些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具有创新能力？通常认为这与地区所具有的特定资源禀赋有关。早期学者如熊彼特（1939）就提出技术创新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周期，政府应当资助或以其他方式鼓励创新来带动经济增长。此后学者不断发展本地化技术扩散的理论，这也成为集群理论的重要基础。Freeman（1982）关注创新对增长的作用，以及影响系统创新因素的研究，并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用来解释公共政策和制度如何能够系统性将本地资源整合进入本地化集群。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将不同理论进行综合，例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创新理念是内生推动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一国人力资本、R&D基础能力构成了创新的基本因素，良好的制度条件、配套基础设备均有利于研究人员产生发明创造新技术，或是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进。不断增加的新创意理念不会减少现有知识储备，相反会增进知识存量，有利于其他主体的创新，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现象。此后波特（1990）扩展了增长理论，他提出通过发展产业集群来获得地区国家竞争优势，他认为个人、企业、机构在特定地区的集中会加快协作和相互模仿，从而有利于企业获得创新来源。最后，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从制度层面研究政府政策和制度在激励、促进创新中的作用，更好的理解创新的动态变化会使政策制定者、企业规划者和企业家能更好分析区位决策和预期变化。

Cooke（1992）提出地区创新体系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地区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会对本地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很大影响。例如地区特定的经济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现有的制度框架、本地政府行为、以及社会经济网络中的各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也会起到重要所用。此外Feldman&Florida（1994）进一步定义了“地区技术基础”概念，将影响地区创新绩效的因素归结为几个不同方面因素，包括地区产业集聚状况、大学R&D、产业R&D、商业服务企业，此外还包括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如地区人口，地理集中程度指数等。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Camagni（1991）提出其他一些无法量化的地区特征也会发挥作用，例如创新氛围是建立在共享相同文化理念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的一种方式，只有与生产体系保持一致，文化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环境要素也能对本地企业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另外本地的社会网络也被认为对创新有重要作用，因此区域创新网络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地区生产结构内，那些有利于创新产生的相关制度基础。大学、科研机构和为技术提高资金支持的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团体，将构成制度基础的一部分，同时企业在生产结构中仍处于主导地位。

本文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得出，在区域创新体系中，产业集群仍然处于地区创新体系的核心部分，是创新产生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大学公共研究机构、专业化供应商、生产性服务供应商和商业协会为本地产业集群提供必要的协同生产体系，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效率。而在所有主体之间，除了有显性的相互关联关系以外，创新绩效还与体系内部主体间非正式关联的密切程度有关，而这种非正式关系的建立和地区文化、价值观、企业家精神息息相关，因此文化氛围是润滑剂，是协调所有主体积极进取的前提。

总的来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同地区自然资源、教育文化、企业能力、地方开放度均有不小的差别。而不同地区所提供的公共品，如基础设施，研究机构也是建立在特定区域，且影响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减少的。因而考虑不同地区的创新体系更有意义。一份由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区域创新集群发展报告曾这样总结：“失败的地区很少是由于缺乏人才或是基础设施，相反，失败的原因是无法从地区的角度思考、规划和行动。”不同地区的创新能力是和本地区资源禀赋能力密不可分的，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会限制或是鼓励创新出现。因而考虑地区创新系统更加行之有效，通过将本地区的自然禀赋、各类生产要素、教育、基础设施、政策和机构、企业之间网络体系和本地文化这些综合起来考察更能说明地区创新能力的异同。归结起来影响地区创新能力的因素依赖于一些有形要素，如专业化产业集群、可获得的外部技术和资金支持；此外还包括无形要素，如集群内部各个主体之间联系网络，支持创新的文化，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协作等。

二、我国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转型的优势

从地区创新体系构成来看，地区产业集群仍然是创新的核心环节，目前各地区在鼓励产业集群建设方面都有很多配套政策出台。例如在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方面都有巨大投入，特别是和交通、通讯、出口有关的部分。从1990开始，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在2%～4%之间波动，而同期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平均为7%左右，印度不到0.5%（Li，2007）。特别是为克服2008年经济危机，我国政府实施了4万亿的扩张财政政策，其中大部分的支出是与基础设施有关，例如铁路、公路建设、电网改造、生态工程、节能减排等。这些均有效的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改善经营绩效，吸引跨国公司，扩大企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改善竞争力。

从产业环境来看，我国有向创新竞争转化的天然产业链优势。在一个地区价值链生产的上下游企业之间，如果能够实现相互间有效沟通协作，将有助于先进技术信息和消费者需求信息在产业链间的传递。我国拥有门类齐全的不同制造业行业，这将有助于长期研发、设计能力提高。例如，Erik Walenza-Slabe（2012）研究了风能和太阳能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国具有主导供应链的生产优势。行业采购指南中列出太阳能产业的101种产品，风能85种产品，所有这些都是在中国生产。其他国家很难拥有能生产如此大范围的各种类型产品的能力。完备的专业化集群为企业的学习提供机会，因为绝大部分环节在国内完成，研发设计人员与具体生产的企业技术工程师之间不存在沟通障碍，设计和制造环节的有效沟通有利于弄清楚降低生产成本或改进新产品质量的最优方法，这特别有助于我国企业利用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提升价值链生产地位，成功向产品设计、开发等环节发展。因此中国制造业种类范围的深度，是未来创新能力竞争力来源之一。

三、目前地区产业集群在创新能力方面的缺陷

现在很多学者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探索，例如长三角产业集群同构现象非常严重，大多仍然以降低成本为集聚基础，创新能力不强，同类企业恶性竞争现象普遍。对于FDI和本地企业的融合来说，还存在这些外资企业本地根植性不强，集群技术扩散效应薄弱，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

目前一部分国内著名企业开始致力于开发国际市场，来回避国内产品之间激烈的价格竞争，这就需要与跨国公司在同一水平上竞争，从而产生改进产品、工艺的愿望，开始进行创新战略。例如华为公司，根据其公司介绍资料，在2011年拥有研究开发人员有62，000多名，并在德国、瑞典、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印度及中国等地设立了23个研究所，还与领先运营商成立34个联合创新中心。2011年华为累计申请中国专利36，344件，外国专利10，978件。共获得专利授权23，522件，其中90%以上为发明型专利。尽管类似华为、联想这类知名企业已经在向创新战略转移，但对于绝大多数国内企业而言，技术模仿甚于创新，严重缺乏创新战略的规划、组织设施能力与动机。很多二线企业从事的研发主要是对国外技术和产品的逆向工程，或者通过购买先进技术进行吸收利用，并在此基础在外观设计性、性能和工艺进行改进。而一般企业仅仅是简单的复制，缺乏结合自身情况的改进。而作为占据资源和政策双重优势的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有能力制造进入壁垒，得以获得有保障的垄断利润，所以其创新动力非常缺乏。很多国有企业大而不强，缺乏专业化创新管理，往往简单寻求直接购买国外技术或生产线，来提高技术能力，或是通过设备更新来实现所谓的产品升级，缺乏利用本企业内部的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能力。

根据Bryan Miao（2011）研究，大部分中国企业不愿意进入基于创新的竞争，是和企业长期竞争策略、政府政策导向、竞争环境过度恶劣有关的。如表1所示，我国在R&D的支出构成中，实验发展方面研发支出占85%以上，而应用研究和基础性研究不足15%。相反，发达国家通常将大部分R&D支出用于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因为这种类型研究的周期更长，风险更大，但是可能会产生革命性创新，从而导致新产品种类、新产业的诞生。从政府和企业研发比重分配来看，政府支出基本上不足企业支出的三分之一，企业研发投入占主导地位。对于企业来说，还没有能力去承担很大的风险，去从事重大技术创新产品的开发，利用现有技术来继续在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稳步发展将成为一种占优策略。因而对大部分国内企业来说，对现有技术的改进来改善产品功能，而不是投资于新一代产品开发，更有成本方面的效益。因此，中国长期研发支出结构不均衡是导致企业依靠渐近的产品改进，而不是进行根本性创新的直接原因。

表1：中国R&D支出数量和结构

创新型企业家、技术人员、管理组织人才的缺乏，也是导致国内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日本科学技术委员会将技术专家定义为“能够抽象思维和解决高层次问题”。因此技术专家所以能够进行创新，是因为他们具备综合应用技术，处理现实中的复杂问题的超强能力。目前我国缺乏这类人才，可以通过企业高管们的高额工资可以看出。例如，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薪酬超60万人民币，折合美元约为9.53万美元；而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统计，2011年美国企业33类经理人的平均年薪为10.74万美元，中美两国的高级管理人员在薪酬上相差在10%以内。而2011年，通过汇率折算，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年薪超过42000美元，而中国制造业工人年薪还不到6500美元，仅是前者的15%左右。从工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企业高级人员的工资是一般员工的15倍左右，而美国的差距2.5倍，工资差距反映了高端人才的匮乏，一般技术人员数量和质量并不算少。这些高端技术专家、管理专家的缺乏也制约了企业能力的改进，创新型企业如果缺乏能够精确把握市场技术和趋势，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的领导精英，则对企业是致命的。

四、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转变的途径

（一）地区创新体系的营造

正如第一章对创新的定义，创新通常来说是一种特定的知识共享，是一种社会过程，经过软、硬制度作用影响，如文化、习惯、以及法律和规章。大多数制度具有很强的地区特征，特别是那些软制度。同样的产业，在同样国家制度框架内，由于地区性制度体系不同，可能在地区层面会表现出很大差异。一个地区的制度基础被定义为不同要素的综合，包括高效的基础设施、频繁的相互交流、一致的集体文化、共同的价值观，这些形成地区的社会标志。雄厚的地区创新体系具有明显的作用，例如不少地区存在这样的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城市化程度低的地区，也会吸引不少外资企业进入，但其创新能力非常有限，主要从事制造加工之类工作。由于当地缺乏各类支持性机构，只能产生低水平产业集聚。而制度基础雄厚的地区通常位于大城市，这类地区企业能从密集的支持网络中获益，地区内频繁的相互交流，产生更高水平创新产出。因此，目前在改进地区创新能力方面，不能只考虑如果通过完善的硬件设施吸引外资进入，通过财政激励来创建产业集群，而应当将创新体系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来建设，关注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协同配套设施、机构的作用，以下归纳了几点和地区创新体系有关的因素：

1.创新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要素是，来自于团队、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专业化的研发人员是创新实体，他们搜寻重新组合现有的知识来生产新产品。在那些创新活跃的地区，具有鼓励、支持、便于从事创新活动的环境。企业内部结构应该有利于推动创新，加强专业人员的职责划分，淡化行政等级制度。目前中国企业高级管理者和一线专业人员在决策权利、研究资金分配等方面非常悬殊，企业内部僵硬的等级制度不利于创新能力发挥。我国要向价值链生产的研发、设计、创新环节转移，至少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方面要做出改变，允许专业人员拥有更多决策权利。此外在创新激励机制和不同研究团队的水平协作方面，要能够有沟通的渠道，创造相互协作的氛围。

2.加强企业和大学的协作：大专院校一方面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而且还要担当科研机构，以及合作伙伴的职能，此外还提供咨询和实验设备等，从这一点来说，大学在创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现有的研究强调来自大学的技术溢出，例如企业学校合作研究、科研论文、实习、人员流动都是可能的途径，对本地区企业有重要帮助。但实际上大学在地区创新系统建设方面起到的作用要大的多，很多国家知名的产业集群都是围绕著名大学建立起来，例如美国硅谷的出现就直接和斯坦福大学有关，是在1951年成立的斯坦福科技园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大学是地区主要人力资源供给者，大学校友这一关系是创建地区非正式关系网络的主要途径，通过举办各类活动为企业之间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3.创办公共研究机构：前文以及谈到重大的科技创新是离不开基础研究领域的新发现，而基础研究领域因为研究周期长，风险大，而直接商业化用途有限，导致私人企业不愿过多承担。因此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需要在资源配置方面向基础研究方向倾斜。此外不少公共研究机构本身也会产生很多专利，可以与本地企业进行科研合作，将会产生大范围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是大量新创办的企业，由于初期拥有的资源有限，如果他们可以共享公共科研机构的实验室，得到专业研究人员的技术指导，或者作为合作伙伴，都会有利于本地创新能力提高。

4.融资机制：企业的资金是有限的，研发支出必然受到限制，因此外部资金支持对于R&D项目十分重要。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外部资金的投入尤其必要，缺乏资金支持是发展的最大约束。在我国政府部门和银行的很多优惠政策主要以能带来短期效益的大企业为目标，通常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源和政策方面优惠政策。银行信贷手续繁琐门槛过高，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困难，缺乏专业风险投资机构，这些使得资金仍然是稀缺资源，导致大量中小企业依靠朋友、家庭成员的借款，这些都不利于创新体系建设。

（二）集群发展中创新网络体系的营造

所谓网络体系是指机构、组织间在相互联系、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产业集群和地区网络体系是不同的，一般认为产业集群内部资源是开放的，任何进入集群的个体和组织均能共享。相反，地区网络是借助集群内部、集群内外利益相关者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构成的（OECD，2004）。集群是具有高度竞争的企业、机构、基础设施、生产要素集中在一起，而网络是交流的方法、工具，网络的易于接近度，便利度和信任度将影响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如果集群内的网络关系非常薄弱，那么集群比起单个企业并不会强多少。强大的网络体系使得集群内企业和企业家将资源作用可以成倍放大。

集群内部正式和非正式网络的发展为地区创新网络体系构建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因为产业集群通常具备一些竞争优势，同类或不同类型企业、以及相关主体的地理接近便于地区网络体系形成，这样会加速知识转移。反过来企业之间会通过模仿改进而形成差异化产品生产，因此竞争对手通过彼此之间模仿和相互学习，实现技术扩散。尽管绝大部分有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会反对模仿，但是从整体而言竞争企业的集中更有竞争力，即使一些传统产业集群也是如此。相互接近也成为供应商、消费者和其他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带来更多机会。合作导致了技术改进和知识转移。最后，集群能够吸引那些最优秀的技术精英，渴望参与各自行业中心的网络。集聚的成本包括高度本地企业间的竞争，人员流动更加频繁。

那么如何营造有利的地区网络系统。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关注于机构组织间的正式网络关系建设，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单一主体很难胜任，需要以产业为中心的协作，这就涉及到由企业、政府和大学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组成的网络体系，不同主体相互间的协同创新。例如，供应商—消费者之间密切关系有助于知识转移。如果买方是大型企业，他们能够在组织规划、质量技术方面对供应商提出改进措施，或者可以对外包项目提供技术指导。特别是在那些新兴产业，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会为那些资金充足的买家提供突破性的技术和商业创新产品。此外各类R&D团队之间的接触受到地理空间约束，大量的产业内部协作经常会集中于本地区，即使合作者或许会成为竞争对手，但是对大量中小企业来说，合作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仍然是利大于弊，集群外的孤立企业，或是集群内但是缺乏网络关联的企业在创新方面要差很多。

而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组织间的正式网络关系建设，并且采取各类措施来强化，但往往容易忽略了非正式网络关系的建设，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在将产业集群转变为创新集群中发挥关键作用。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是更加具有活力，因为相对于企业和机构间的关系，专业人员间的个人关系更持久，不随工作变化而改变，更加利于挖掘工作范围之外的思想火花。非正式关系的形成是长期的，和本地文化、社会规范、人们间的交流方式息息相关。Saxenian（1994）很早就观察到美国传统经济发达地区，如纽约、波士顿，尽管具有经济先发优势，但在创新方面和硅谷地区竞争并没有竞争优势。他认为，美国传统发达地区无法维持其领先地位，这主要和这些地区传统文化氛围有关。传统地区的企业家更偏好稳定的等级制度，技术、设计人员很少在社交生活中进行非正式联系。技术人员偏爱传统的社交方式，如聚餐、下班后在办公室等，而硅谷的技术人员相反经常在酒吧，咖啡馆这些地方相互交流信息、想法，包括竞争对手之间。而且硅谷地区文化在接受挫折更宽容，淡化专业领域的等级观念，分散扩展交流的途径，鼓励参与非正式的社交网络。这种文化已经出现并成为关键，独特的成功创新要素。在非正式网络关系的形成方面，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特征其阻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技术人员相互间更倾向于保密，机构组织间缺乏合作，这些对创新环境都有负面影响，阻碍了形成类似硅谷地区那样的网络关系。

而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十分关键，国内企业通过获得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而获益；而外资企业通过提高进入本地市场能力和减少政策风险而获益。地区网络配套服务体系如果能提供协作环境，将更加有利于外资企业的技术扩散，这能使地区产业集群获得长期的竞争性优势。

对于进入产业集群的外资企业来说，因为他们缺乏本地网络关系的积累，更需要借助协调人来获得相关信息。目前能够充当协调人这一角色的主体只能是地方政府机构，因为产业集群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动建立的。行政部门具有获得相关信息，处理相关事务的资源和能力。政府部门在协调集群内部关系网络中，如何公平对待不同类型主体，如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于网络关系的建设非常重要。因此对于政府部门不能仅仅强调简单的税收补贴政策来激励企业进入科技园区，而且要减少行政官僚作风，改善协调网络关系，努力做到公正、公平。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思政处课题《湖北省创新与创业能力的空间分布和经济增长效应研究—一个整合的框架》，课题编号：15Q 16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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