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月清

寻找低油价“真金”—以横向比较透视我国石油企业降本增效空间与模式

本刊记者 李月清

国际油价走到今天这个价格，恐怕没有人预测到，这包括欧佩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等权威机构。

影响国际油价的因素太多，资源、供给、金融、经济租金乃至地缘政治，都可能成为价格巨幅波动的导火索。

石油的金融属性决定了适度投机是期货市场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功能得以实现不可或缺的力量，只有过度投机和操纵市场才会影响期货和现货市场的正常运行。可是这种操纵即便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和范围内影响石油价格，但也不能决定其长期趋势和水平，如同海浪上的泡沫，海浪越大，泡沫就越大，但海浪并不是泡沫制造的。正是附着在石油身上的色彩太多，导致其价格与价值关联度不甚密切，比如2005年沙特阿拉伯Faisal bin Turki王子透露该国每桶原油生产成本为2.5美元时，国际油价却高达60美元/桶。从租金角度来看，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其高于成本价格部分可以理解为“经济租金”。经济租金等于要素收入与其机会成本之差。对油气商而言，就是为生产要素所支付的金额与为得到使用该要素所必须支付的最小金额之间的差额，即经济租金=要素收入-机会成本。如果供给曲线是完全有弹性的，经济租金则为零。只有在供给多少缺乏弹性时，租金才出现。

作为一个价格卡特尔的欧佩克一直强调因资源稀缺而形成的租金是油气价格合理部分，但事实上“稀缺性”也同样隐藏着危机。1980年，以《人口炸弹》一书蜚声世界的灾难派代表人物保尔·额尔利奇，以1000美元下注，赌5种金属（铬、铜、镍、锡和钨）未来10年价格，因消耗增加而日趋昂贵。这种观点似乎无可置疑。这场被称之为关于地球的赌博终于在1990年揭晓，结果却令人瞠目，扣除自1980年以来通货膨胀等因素外，结果5种金属价格下降了。额尔利奇没有输在计算上，但他必须为毫无弹性的数字化思维支付美元。人的应变和创造力总以奇迹的方式讥笑那些看似真理的东西。在人类的发展史上，青铜的短缺，人们发现了铁；木材的匮乏，导致煤炭时代的到来。

当某种物资因消耗而变得稀少时，人们总能找到另一种物资应变。

2009年，美国凭借页岩气革命一举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欧佩克预测，到2020年，美国不仅会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而且将一改天然气进口国现状，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随着天然气自给自足，美国对石油进口依赖度也将从2005年的68%锐减至2019年的34%。2014年，美国页岩气总产量达3127亿立方英尺，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28.3%，而2007年这一比例为8%，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1.2%。与此同时，美国的页岩油产量也达到2亿吨，占美国原油产量的40%。这一出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巨大增量，令国际油价掉头向下，未来走势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事实上，美国页岩油气产量已成为影响国际石油市场供需平衡的新变量，增加了石油供给并负向影响国际油价。这使得通过卡特尔产量影响控制油价的欧佩克面临两难选择：减产维持油价会促使美国页岩油气产量继续增长，并向其他国家扩散，导致欧佩克市场份额进一步降低；不减产则会合力打压国际油价，导致本已风雨飘摇的国际油价继续探底。虽然欧佩克所谓的级差租金（因地质条件不同而形成的成本差额和因资源稀缺而形成的租金，即因欧佩克限制产量而使价格提升的部分），因为页岩油气的出现而稀释，但对国际油价的最终影响还是依赖于美国页岩油气生产的成本。只有当油价低于页岩油气生产成本时，页岩油气的经济租金才会下降甚至归零。也就是说，只有当美国页岩油气生产商无利可图甚至大幅亏损的时候，才会大面积减产甚至停产，国际石油市场才会获得新平衡，国际油价才会重拾升势。

然而，谁又能给这谜一样的数字一个精确的答案呢？

40%

美国的页岩油产量也达到2亿吨，占美国原油产量的40%。这一出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巨大增量，令国际油价掉头向下，未来走势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焦点透视
FOCUS

全球石油公司损失高达1.3万亿美元，油气领域投资同比下降22%

在经历了2014年的油价“腰斩式”下跌后，壳牌下调了2015年的资本投资支出，计划未来3年缩减支出150亿美元

商品价格与价值高度吻合是偶然的，偏离却是常态。但如果这种偏离超越了底线，出现了经济租金归零甚至负值情况，生产商出于自救也会本能降低产量、压缩交易成本。

继续深陷在油价涨跌的猜测中显然无济于事。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除本轮油价暴跌外，国际油价（以布伦特原油为例）共出现6次暴跌。始于2014年6月的本轮暴跌，与1985年-1986年、1997年-1998年两次暴跌相似，都是由于产能增加导致的供给过剩，只不过前者主角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而这一次主角换成了美国页岩气。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欧佩克为抢占市场而持续推高产量，国际油价从1985年11月底最高峰时的31.75美元/桶跌至10美元/桶，仅仅几个月时间暴跌70%。当时整个石油行业大幅削减1/4资本支出，同时裁员1/3。1997年，欧佩克在雅加达会议上作出提高产量配额的决定，导致油价再次跌入10美元/桶的谷底。从历史经验来看，由经济放缓、需求降低导致的油价调整是一个漫长过程，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市场对价格预期进入一个更低区间。

令人惊异的是，30多年来国际油价6次暴跌，并没有击垮国际石油公司。相反，目前国际上赫赫有名的石油巨头几乎都是在油价暴跌之后的废墟上崛起的。美国兰德公司通过对全球100强石油公司长期观察发现，每一次油价暴跌都会给市场带来重新洗牌的机会，而每次能够在这种残酷的洗牌中脱颖而出的公司，大都遵循了两条基本原则：最大程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最大规模地储备油气资产。前者着眼于当下，如何在低油价时期艰难过冬；后者立足于长远，如何在油价进入上升轨道时拥有足够的资源储备。

起始于2014年的国际油价寒冬期，令全球油企感到透彻骨髓的寒冷。

为了应对低油价，全球大石油企业开始收缩上游投资，对项目盈利性进行评级，推迟新项目运作，缩减高成本地区勘探规模。壳牌从2014年便着手进行密集的资产剥离交易，以50亿美元价格出售4座尼日利亚油田和一条重要管线；放弃与卡塔尔石油公司合资建设年产量200万吨石化公司计划，该项目价值65亿美元；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也因成本问题而被暂时搁置。事实上，早在2013年末，壳牌就发出盈利预警，其战略方向转为控制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与开发特色技术上，剥离出售了包括部分北美页岩油气资产等大量上游资产。在经历了2014年的油价“腰斩式”下跌后，壳牌下调了2015年的资本投资支出，计划未来3年缩减支出150亿美元。2016年1月20日，壳牌宣布放弃与ADNOC合作开发阿布扎比的Bab含硫天然气储藏的项目，并计划裁员1万人。BP的情况也不容乐观。2010年发生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后，BP开始实施重大战略调整，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大项目数量，内部挖潜，优化资产组合，并于2013年实现经营业绩逆转，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之前5年的平均水平，净利润超越壳牌、雪佛龙、道达尔，在5大石油公司中仅次于埃克森美孚。但这一切都在国际油市的暴风雪中戛然而止，2014年BP利润总额仅为121亿美元，比2013年下降9.7%。为此BP宣布冻结8万名员工2015年的基本工资，削减资本开支200亿美元，同时延迟或暂停部分上下游业务。2016年1月，BP宣布出售位于阿拉巴马州迪凯特的石化工厂，交易价格没有透露。同时该公司表示，在未来一年时间里，公司旗下勘探和生产部门将裁员4000人。雪佛龙公司2015年资本支出仅为350亿美元，这是该公司自2003年以来减幅最大的年度支出。同时，该公司还计划出售在南非的75%油气业务，其中包括位于开普敦日加工量11万桶原油的炼油厂。康菲石油公司将2015年资本开支削减25%，减至115亿美元。其中，开发钻探开支削减23%至50亿美元。在业内有“谨慎至上”口碑的埃克森美孚，2015年资本支出削减至311亿美元（2013年为435亿美元）。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在接受美国财经电视频道CNBC访问时表示，2016年-2017年度公司资本支出预算仍将控制在340亿美元以下。蒂勒森强调，过去10年来，开发新油田成本大幅增加，投资者也不断要求提高派息。结果就是，油企开支超过营收。如今，石油公司必须做出决定，是在可能威胁未来收益的情况下减少项目开发、减少派息得罪投资者，还是抱着油价很快反弹的侥幸心理大举借债。

暴跌70%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欧佩克为抢占市场而持续推高产量，国际油价从1985年11月底最高峰时的31.75美元/桶跌至10美元/桶，仅仅几个月时间暴跌70%。

裁员1/3

当时整个石油行业大幅削减1/4资本支出，同时裁员1/3。

挪威著名能源咨询公司Rystad能源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2015年全球油气领域投资5950亿美元，同比下降22%。预计2016年，全球油气领域投资规模将进一步缩减至5220亿美元，创6年来新低。国际能源署称，2015年国际油价下跌34%，仅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石油收入就减少约5000亿美元，全球油企损失高达1.3万亿美元。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我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也在油价下跌声中收获一份惨淡的成绩单：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15年中国石油实现净利润355亿元，同比下滑66.9%；中国石化实现净利润324亿元，同比下降30%；专注于油气上游开发生产的中国海油实现净利润202.5亿元，同比下降66.4%。这是中国石油登陆A股市场以来净利润首次低于1000亿元，是中国石化2009年以来净利润最低值，也是中国海油近10年来最低净利润。年报显示，中国石油2015年资本支出2022亿元，同比下降超过30%，今年资本支出将继续降至1920亿元。中国海油2016年预算资本支出将小于600亿元，而2014年公司资本支出是1070亿元，2015年是665亿元。中国石化2015年资本支出为1122亿元，同比降低27.4%，今年资本支出将进一步下降10.6%。这就是说，这一惨淡的成绩单还是在大幅压缩资本支出的情况下取得的。

从经济学角度讲，影响商品价格变动最主要因素取决于供求关系。在市场上，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其价格就可能升至价值之上，此时处于卖方市场；而当商品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会降至价值之下，此时属于买方市场。因而，商品价格与价值高度吻合是偶然的，偏离却是常态。但如果这种偏离超越了底线，出现了经济租金归零甚至负值情况，生产商出于自救也会本能降低产量、压缩交易成本。

这就是50年来国内石油企业为何会首次关停在产油田的主要原因。

减产关停低效油气田，让边际成本和边际利润成为决定产量主要杠杆

当布伦特油价为50元/桶时，我国至少50%产量会发生亏损，这相当于1亿吨产量属于无效或低效产量。如果按盈亏平衡油价进行排序，淘汰掉最差的，哪怕只压缩2.5%产量，企业也可以减少上百亿元的损失。

随着国际油价步步走低，业内人士开始关注“短期边际成本（SRMC）”变化，即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引起总成本的增加量。短期边际成本可直接影响石油产量增减，但何时和怎样影响石油产量却很难预测。

咨询公司伍德麦肯锡采集全球2430个在产油田基础数据，通过分析预测了短期边际成本和所有油田现金经营成本，也就是油价在何处会使石油生产亏损，以及石油产量与油价的关系。伍德麦肯锡预测，在布伦特油价为50美元/桶时，有19万桶/日的产量会产生亏损，相当于全球供应量0.2%。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英国、美国等17个石油供应国的石油生产出现亏损；当布伦特油价为45美元/桶时，40万桶/日产量会产生亏损，相当于全球供应量0.4%。此情形下亏损的石油产量50%来自美国常规陆上油田；当布伦特油价为40美元/桶时，150万桶/日的产量产生亏损，相当于全球供应量1.6%，此时产量主要来自加拿大油砂项目。而致密油生产只有在布伦特油价下跌至30美元/桶时，才会产生亏损。

简单地说，出现生产亏损，意味着产量超过在上述相应油价时预测的相应产量盈亏临界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停产。油价低至何处才能导致石油生产中止是难以预测的。相对于停产，生产方可能更倾向于即使承担亏损也要继续维持生产状态，特别是像油砂和北海成熟油田等大型项目。在低油价条件下，油砂生产亏损最大。伍德麦肯锡调查显示，布伦特油价为40美元/桶时，加拿大有70万桶/日的油砂产量会亏损。同样油价水平下，美国40万桶/日的石油产量会亏损，这些产量来自低产井及其他常规产量和加利福尼亚州重油。哥伦比亚重油产量盈亏界限为17万桶/日，英国、挪威和丹麦成熟油田的石油产量盈亏界限为13万桶/日。

加拿大、英国、南美多国都是操作成本超过40美元/桶的国家。英国北海许多油田为成熟油田，已到开采后期。一般情况下，中止生产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决定停止生产，就会进入设施废弃程序，可能会花费亿万美元。因而，在未来2-3年，生产方为减少支出，可能更倾向于接受小亏损。低油价时期，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等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重油项目处于盈亏状态。重油项目生产要交付特许使用费，一旦油田亏损，政府就可能在特许使用费方面提供一些减免措施，以保证生产持续。美国陆上低产井石油产量为100万桶/日。许多低产井产量不到10桶/日，而操作成本却在20美元-30美元/桶。一旦低产井处于盈亏边际，生产商首先会选择停止产量销售或临时关闭生产井，而不是接受低油价。但低油价最终还会导致废弃低产井。

与很多国家不同，美国油气开发商不是国家意愿可以控制的，是完全市场化行为，边际成本和边际利润才是决定其产量主要杠杆。只要油价到了边际利润以上，市场上原油供应就会增加；供应增加，价格自然会下降，因而油价像过去那样出现疯狂上涨的概率非常小。产量和价格有效调整使原油政治属性大大减弱，回到真正的商品属性和市场属性上来。

与国外石油公司一样，我国国有石油企业桶油成本也因地质条件差异而不同，但国际油价跌穿40美元/桶，大部分区块都是赔钱的。中国海油桶油成本一直较低，2014年起在原油勘探开采方面支出水平为36.8美元/桶，而过去10年其原油勘探开采成本低于25美元/桶。巴克莱银行分析师称，在中国石油企业中，估计只有中国海油能够接受40美元/桶油价，而中国石油能够接受的油价最低水平则在45美元-50美元/桶。

2016年如何过日子

减产

降薪

调低资本支出

改制增效

中国石油

实施资源、市场、国际化、创新四大战略，突出油气主业，着力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提效益、防风险、打好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攻坚战，开展重塑形象大讨论活动。

中国石化

稳中求进，实施公司五大发展战略，提质增效，转方式调结构，深化改革、强化创新、严细管理，实现“十三五”发展的良好开局。

中国海油

以求生存谋发展为主线，突出质量效益，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十三五”工作良好开局。

“目前市场预期油价今年还将维持在较低水平，假定全年油价低于30美元/桶，那么公司经营就会非常困难。”中国海油首席执行官李凡荣在2016年经营策略和发展计划发布会上称，“我也不知道谁能够在30美元/桶油价下盈利，唯一的希望就是公司压缩成本幅度能跑赢油价跌幅。”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海油桶油成本为41.24美元/桶，以目前35美元/桶油价水平估算，生产一桶石油将亏损5美元以上，而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恐怕还要多些。

果不其然，2月16日，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宣布，为渡过难关，胜利油田决定关闭小营、义和庄、套尔河、乔庄4个开发效益较低的油田。

整体关停油田，这在胜利油田5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可以想象胜利人那种复杂的心情。曾经盈利大户的胜利油田在2015年首次陷入亏损，全年亏损超过92亿元。2016年以来，国际油价继续震荡下行，该油田仅1月份又亏损29亿元。

“暂时关停的4个油田均为小油田，其年产量共计为6万吨，仅占胜利油田总产量的0.23%。在市场极寒期，暂时关停4个效益不好的油田，符合国家调结构、去产能的政策要求，也符合企业实际。”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孙焕泉表示，在长期低油价市场环境下，胜利油田财务部门对70个开发油田进行分析，按盈亏平衡油价进行排序，这4个油田由于存在地处偏远区域、规模小、开发时间长、注采不配套等因素，成本远高于当前油价，效益排在末尾。暂时关停这4个小油田是企业正常的市场行为。

无独有偶，3月23日，中国石油也发布公告称，公司将逐步关闭那些按当前油价来看盈利无望的高成本油田，预计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将出现17年来首次下降。事实上，由于资源逐渐衰竭推高了开采成本，导致老油田应对低油价能力更弱。大庆油田原油产量曾27年超过5000万吨，到2014年产量仍超过4000万吨。但到2015年，油田主动实施减产措施，年底产量为3850万吨。按照规划，大庆油田将连续每年调减产量150万吨。中国海油在2016年战略发展计划发布会宣布净产量目标为4.7亿桶-4.85亿桶油当量，比2015年净产量下调了2%-5%。这是中国海油自1999年上市以来首次调低产量目标。与此同时，延长油田也加入油田减产行列。2月18日延长油田发布关于停止部分油田开发施工作业的紧急通知，要求从即日起立即停止以下油田开发施工作业：一是停止生产井、水平井、注水井钻进和储备井投产；二是停止老井压裂和技改挖潜；三是停止新井投注、采油井转注和油水井测试……

“这种趋势预计还将持续。”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秀成说，“这传递出一个信号，过去国有石油公司一定要保持产量增长、以产量为核心而不是以效益为核心的理念被打破了。高油价掩盖了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于三大石油公司来说，投资和成本控制，都将是未来主抓的重点。”

近年来，油价疯狂上涨带来的高利润掩盖了我国石油企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与国际石油公司相比，我国石油企业油气生产成本过高，这势必削弱了企业抗击低油价能力。从外部原因看，我国石油企业起步晚，缺乏足够优质经济可采储量，导致勘探、开发和生产成本激增。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各油田企业背负的历史包袱非常沉重，其非生产成本费用几乎占据整个投资额30%以上。从内部原因看，在“成本服从于产量”思维定势下，油田企业所采用的稳产、高产措施所发生的费用几乎占到操作成本的30%-40%。但在低油价条件下，这种不计成本的开采难以为继。就像油气储量不等于产量一样，油气产量也不等于效益。油气储量资产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在不同条件下随着产品（油气）价格和开采技术变化，储量资产会发生增值或贬值。在价格严重低于价值的时候，降低生产成本最直接、最显著的方式无异于控制产量，因为那些毫无效益的产量已成为企业效益流失的“出血点”。以胜利油田为例，按目前油价计算，每卖1吨油大约亏损2800元，关闭这4个低效油田，预计全年可减亏2亿元。2亿元对大型石油企业也许算不了什么，但若是把它放在全国这个大棋盘中，数量相当惊人。

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公布的《能源矿产“三率”调查与评价报告（石油、天然气、煤层气）》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已投入开发油田592个，已开发地质储量255.61亿吨，储量动用率76.41%；技术可采储量75.01亿吨，平均采收率29.35%，年产量1.93亿吨。以油气田为统计单元，全国不同级别含水期的采收率16.7%-41.9%。其中，高含水期的采收率最高，为40.9%，特高含水期、中含水期、低含水期、特低含水期采收率分别为34.4%、24.2%、19.6%、16.72%。可见，油气资源品质变差，严重影响了我国油气储量动用程度和采收率。

受劣质油品困扰的中国石油，目前处于高含水、高采出程度阶段的老油田年产油量占全年总产量的58%；处于“双高”阶段油藏剩余可采储量占总剩余可采储量的44%；而难采储量已达42亿吨，其中已开发低效难采储量19.2亿吨，未动用低品位难采储量26.3亿吨。

“虽然近年来我们油田板块油气产量保持箭头向上，但由于折旧折耗、人工等固定成本费用增速较快，使完全成本增速远高于产量增速，盈亏平衡点不断抬高，吨油盈利能力持续下降。2015年油田板块单位完全成本超过2000元/吨，比2005年上涨900元，年均增速超过10%，而同期原油上产仅为300万吨，年均增速仅为1.3%。2012年油田板块盈亏平衡点升至53美元/桶；吨油盈利能力仅为999元，比2005年下降248元；有的老区盈亏平衡点已超过100美元/桶。”中国石化股份公司高级副总裁王志刚介绍，从2014年开始，中国石化上游板块就开始考核经济可采储量，包括年度储量指标、发现成本、开发成本都是以经济可采储量作为考核标准的。去年通过开展区块投入产出分析，发现现有开发区块中有32个区块成本高于5000元/吨，年产量高达63.3万吨。成本如此之高，可以说这些区块储量和产量没有带来效益，属于无效区块。

依据中国石化公布的2015年油气产量和上游板块经营利润，计算可知每生产1桶油气，亏损5.7美元。去年中国石化原油产量2.96亿桶，2016年计划生产2.74亿桶，降幅达8.4%。

王志刚介绍，当布伦特油价为50元/桶时，我国至少50%产量会发生亏损，这相当于1亿吨产量属于无效或低效产量。但肯定不能把这些无效或低效产能都淘汰，那国内产量就成问题了。最好的方法是按盈亏平衡油价进行排序，淘汰掉最差的，哪怕只压缩2.5%产量，企业也可以减少上百亿元的损失。

油气行业低成本高利润时代已经结束，影响石油公司生存和发展的不再是资源峰值论所言的资源枯竭因素，而是企业单位成本、油气开发技术和管理水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日臻成熟，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油气储量资产价值也会越来越多地受国际市场价格影响。因而必须转变传统以储量、产量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树立以效益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意味着在国际油价40美元/桶左右的今天，油气资源开发要更多地考虑经济性，而桶油成本则是实现资源储量货币化的中心枢纽。

一升油品半升税，我国石油企业税费负担究竟有多高？

表面上看，俄罗斯石油公司税负负担超过中美石油企业，但扣除关税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在税费种类一致基础上，我国油气企业税费负担率高于俄罗斯和美国油气企业，处于税负负担较重位置。

“一升油半升税”，这恐怕是目前我国成品油市场最真实的写照。

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中的税收科目主要是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各类附加税费三部分。同时，消费税作为价内税，与成品油价格一起构成测算其他税种的基价。增值税是成品油从上游生产至下游消费环节缴纳，其基价即是“成品油价格+消费税”，征缴税率为17%。另外，附加税费则以消费税和增值税为税基，主要有城建税（税率7%）、教育费附加（税率3%）、地方教育附加（税率2%），另外还有企业所得税（企业利润率25%）。以1升零售价为6.05元的92号汽油为例，这1升汽油中，增值税为0.88元，消费税为1.52元，城市维护建设税为0.168元，教育费附加（包括地方教育费附加）为0.12元，企业所得税（按7%利润率计算）为0.1059元，所以上述税费总计为2.7939元，占零售价比重为46.18%。1升油里近50%来自税费，难怪公众吐槽：“加油免费，只收税钱”。

在原料油方面，国家对原油这部分产品征收增值税以前，征收的是产品税，主要根据各企业产量等指标确定不同税率。在此期间，国家对石油行业采取的是积极扶持政策，在税收等方面进行必要扶持。在增值税试点期间，因为当时的增值税并不对原油征收，而只对石油企业部分产品征收，因此，直至1993年底，对原油仍征收产品税。1994年实行新税制，新的增值税对油气产品全部征收，这对石油企业产生很大冲击，其应纳税额约占石油公司全部纳税总额的50%以上，成为现在石油企业税制体系中最主要的税种。主要原因是，取消了原来的产品税，对原油直接征收增值税，并把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到其他货物生产流通和劳务服务各环节，使税基扩大了。同时税率也由原来产品税时的12%提至现在的17%（按价内税计算为14.5%）。这样，税改后石油企业的综合税负由税改前的6.9%剧增至13.8%，原油产品的增值税负超过10%。沉重的税负与低油价一道，对石油企业形成双重压力。

生产经营成本持续攀升，是当前众多石油企业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企业成本涉及方方面面，但没有什么成本比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更直接、更有效了，因为税负成本在企业总成本里占比最大。能否通过加大减税力度将企业负担真正降下来？降低企业融资利率，压缩制度性交易成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从2016年5月1日起，将进一步扩大减税试点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这对于纳税大户石油企业而言无疑是巨大利好，值得期待。

目前我国石油企业税费负担究竟有多高？负担究竟有多沉重？这些疑问还是要通过国际化比较才能获得答案。

国际上通行计算所得税实际税率方法有3种：一是宏观后向法，采用宏观经济数据计算，数据易得且计算方便，但难以区分不同产业及其纳税人税负情况；二是微观前瞻法，运用法定税收体系通过理论模型估算企业未来税负状况，主要用于投融资决策；三是微观后向法，不需要模型和假设，用企业年度财务报告披露的数据就能测算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这里采用的就是微观后向法—运用企业财务报告数据衡量油气企业税费负担程度。

尽管油气企业采用了不同的财务会计准则，但企业税费总额、营业收入总额的绝对量都基本一致，这使得企业的总体税费负担率具有可比性。考虑企业年报所披露的税费种类详细程度，我们选择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与规模盈利模式（上下游一体化）相当的俄罗斯鲁克石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美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康菲石油5家石油公司进行税费负担比较，从而了解我国油气企业实际税费负担情况。

通过对中外7家油气企业2009年－2011年及3年平均总体税费负担率比较，得出以下结论：3年平均总体税费负担率中国为18.83%，俄罗斯为32.39%，美国为17.99%。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在年报中未披露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由于已经知道了营业税、消费税与教育费附加税数额，可以根据教育费附加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3%）推出增值税额；中国石化年报中未披露矿产资源补偿费数额，但根据其征收标准，应纳矿产资源补偿费=（销售收入×油气补偿费费率1%×石油开采回采率系数1）推算出矿产资源补偿费额。

计算所得税实际税率方法

1 宏观后向法

2 微观前瞻法

3 微观后向法

关税作为俄罗斯天然气和鲁克税负最重的税种，3年平均税负率分别达15.28%和12.53%，这也是俄罗斯油气企业总体税费负担率远高于中国和美国油气企业的根本原因。但如果这样进行简单的比较就有失公平。因为在征收主要税费种类上，中美俄油气企业大体相同，唯一区别是俄罗斯对油气出口征收较重关税，而中美同为原油进口大国，对原油进口基本不征收关税，当然也不会获得相关利润。而扣除关税后，发现俄罗斯天然气和鲁克石油的税费负担率并不高。按国别汇总计算，俄罗斯油气企业扣除关税后3年平均税费负担率为18.36%。因此，在税费种类一致基础上，我国油气企业税费负担率高于俄罗斯和美国油气企业，处于税负负担较重位置。

在税负构成中，流转税负担率过高，尤其是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消费税负担率过高是造成我国油气企业税费负担率高于美俄企业的主要原因。我国油气企业增值税税率为17%，俄罗斯企业为18%，但俄企对出口石油、成品油、天然气和凝析油实行零税率增值税税收优惠，由此使俄企增值税负担率较低。

从企业层面看，中国石油增值税负担率高于中国石化，这是由于两家企业板块业务侧重点不同，比较而言，勘探与生产需投入大量固定资产，且许多无法进行增值税抵扣，使得中国石油增值税负担率高于中国石化。虽然现行增值税已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但被允许进入抵扣范围的，并非是企业外购全部固定资产支出款项。油气企业上游勘探开发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产设备，但列入油气田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目录中的100多种固定资产却不能抵扣进项税款。

随着上游勘探难度增大，固定资产投资随之增加，然而许多不能进行增值税抵扣，因此油气企业增值税负担率并没有降低。

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戴厚良表示，目前石油石化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发展受到极大遏制，在税负方面存在几大缺憾：一是对石油勘探开发风险损失没有免税规定。石油行业勘探成功率较低，风险很大，亚洲地区勘探成功率不超过10%，欧洲地区25%左右，只有中东地区较高。我国一般勘探成功率25%-30%。也就是说，有70%-75%的投入成本因为风险而沉没。而我国现行增值税对石油勘探风险损失没有免税规定。这样，不仅沉淀资本无法收回，还要交纳这块损失17%的增值税。二是进项税抵扣范围小。作为油气生产不可分割的油田开发本身也是企业基本建设过程，且形成大量固定资产。但按现行增值税规定，勘探开发投资不能抵扣进项税，只有采油部分很小比例的材料可抵扣进项税。这样抵扣范围非常小，石油企业为此不得不承担大比例进项税。三是加剧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石油企业勘探开发及老油田调改工程等投入，80%会形成固定资产。但按现行生产型增值税规定，固定资产进项税不能从销项税中抵扣。这样，大量流动资金被增值税占用，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只有大量增加举债，这又使企业贷款利息增加，导致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偿债能力下降，资金周转处于恶性循环状态。

油价上涨可以使资源国通过一系列税收、权益金和产量分成协议从石油公司那里得到更多财富。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名目繁多的税金从2000年的9.9美元/桶涨至2013年的29.4美元/桶。在油价达到3位数时，这些税金是合理的，可相对于如今40美元/桶低位徘徊的油价，这样的税费就显得过高了。一些国家为此开始削减与石油相关的税费。2016年3月16日，英国废除了石油生产税，并将另一项税费减半。北海油田部分商税率也将从67.5%降至40%。事实上，大部分资源国在制定财税条款时已将油价下跌因素考虑在内，因此当油价大幅下跌时，这些国家的财税条款会自动进行调整，无需政府再次干预。这种“浮动财税政策条款”规定了税率与原油价格间的对应关系，油价下跌时税率也会随之下调。比如委内瑞拉的暴利税（WPT），可以是“开/关”相互转换的形式；马来西亚补充支付条款，规定油价超过40美元/桶时才需支付相关税费；在墨西哥湾地区，当油价下降到某一水平时可以免征矿产税；美国北达科他州开采税条款规定，当油价连续一个月低于55美元/桶时，未来6个月内大多数生产区块矿产开采税可从6.5%降为零。大部分资源国是以税率与油价挂钩方式平衡财税条款。

尽管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政府将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至65美元/桶，但这种调整对石油企业税负负担并没有实际意义的降低。因为以目前国际油价水平，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根本没有“特别收益”可言，即便起征点维持之前的55美元/桶，石油企业也不用缴纳该税种。从2009年-2013年，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累计缴纳石油特别收益金分别为3264.95亿元、1193.65亿元和1057.59亿元，在3家企业所缴纳税费中分别占31.1%、33.8%和13.9%。

在横向坐标中寻找油桶短板，还有多少成本可以降低？

目前国内炼化领域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水平很高，比如镇海炼化，其全年吨油完全费用、吨化工产品完全费用分别仅为中国石化平均水平的48%和62%，人均创效达到189万元，人均贡献利税超过600万元。

油市寒冬，对于以上游勘探开发为主的石油公司而言，如何控制成本成为企业战略中最重要的选项，因为只有在成本降幅超过油价跌幅的时候，产量才会有效益。石油公司可控成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开发投资，这直接影响折旧和摊销，其二是操作费用，也就是生产成本，两者相加可以得出单位成本。从计算公式来看，要降低“单位成本”，无非是减小分子或者增大分母。

在油气上游领域，从单位油气产量生产成本来看，国内石油公司与跨国石油公司相比，效率明显偏低。在2014年年度财务报表中，各公司对油气生产完全成本口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简单比较并不恰当。因此，这里只比较定义基本一致的运营或者操作成本和折旧摊销成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3家上市公司单位油气产量成本分别为33.6美元、49.9美元、32.7美元/桶，但壳牌、埃克森美孚、康菲3家石油公司均值不超过25美元/桶。从油气开采方面劳动生产率来看，国内石油公司也明显低于国外同行。2014年，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生产100万桶油气当量分别需要213和352人，而埃克森美孚、道达尔、BP、壳牌分别为24、56、50、30人。中国海油因为外包了相关业务单元，所以不在统计之列。两桶油劳动生产率之所以明显低于国外同行，除了生产效率的确比较低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将已剥离的油服业务计算在内，但即便剔除相关业务单元，劳动生产率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为了对比分析和评价国内外石油公司成本水平和经营绩效，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经济开发研究院建立油气阶段成本指标体系（生产流程成本指标体系）和油气完全成本指标体系（损益成本指标体系）进行对比分析。在单位发现成本上，通过对6家中外石油公司2012年-2014年对比，中国石化单位勘探开发成本最高，为42.19美元/桶。在单位操作成本上，中国石化近11年来平均成本12.35美元/桶，是该成本最低的BP平均成本6.98美元/桶的1.77倍。在油气完全成本指标体系中，两家中国石油公司分别是4家国外石油公司年均成本1.9美元/桶的1.34倍和2.22倍。2013年-2014年，6家中外石油公司年度平均成本为32.4美元/桶，达11年来最高水平。供应成本基本保持稳步上升趋势，10年累计增长2.59倍，年均增幅为13.62%。其中，中国石化和壳牌成本较高，年均为28.3美元/桶、25.4美元/桶；雪佛龙、中国石油和BP成本水平居中，分别为22.1美元/桶、19.1美元/桶和18.7美元/桶；康菲石油成本最低，为13.8美元/桶，仅为中国石化的48.8%。国外石油公司生产成本中都含有生产税，而我国石油公司生产成本中不含生产税，若扣除这些税负，两者生产成本水平的差距可能更大些。

在油气中游领域，中外炼油环节生产和经营效率仍存在比较明显差距。从炼油综合能耗来看，国际先进水平一般是小于40千克标油／吨原油，而我国三大石油企业综合能耗60千克标油／吨原油，地方炼油企业综合能耗更高，超过90千克标油／吨原油。从轻油回收率方面来看，国际先进水平一般85%，而国内企业则不超过80%，地方炼油企业只有50%。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外石油企业在炼制环节方面的差距，并不完全是生产效率差异导致的。我国炼油企业综合能耗较高及轻油收率水平较低，除装置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油源方面存在差异。目前国内炼油企业主要以加工劣质燃料油为主，硫含量高，重质化比重较高，这样不仅增加能耗，而且还妨碍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石油上游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质储量能力较弱，往往只能在相对固定的、勘探程度较高的区块寻找接替储量，造成新增储量品位降低。近年来我国油田单个区块年新增储量平均规模呈逐年下降趋势，而隐蔽油藏占总储量的比例却呈逐年上升趋势。新区储量品位日趋降低，开采难度逐年增大，新井产量含水率越来越高，难以发挥摊薄老井成本的作用。

在油气下游领域，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以及加油站效率不断提升，加油站日均加油量有了明显改善。截至2014年，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单个加油站每天加油量在10吨左右，与2008年相比增长近20%。美国单个加油站每天加油量约为12吨（根据轻质和中质馏分油消费量以及全美加油站数量计算）。从全国平均来看，加油站平均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共有加油站98465座。其中，国有企业加油站占比超过50%；民营加油站占比接近45%；外资参股加油站占比不到3%。2014年，全国成品油（包括汽油、柴油和煤油）的表观消费量为 2.89亿吨，单个加油站平均供油2975吨，折合每天供油8吨。结合我国路网密度、汽车保有量来看，我国加油站设置密度已达到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单个加油站平均服务车辆数量偏低。

在非油品业务领域，我国石油企业与西方石油公司差距明显。公开资料显示，国外成熟市场加油站利润有50%-70%来自非油品业务。美国是世界上在加油站开展非油品销售最早的国家，便利店成大多数加油站采用的首选模式和经营重心，95%以上汽车服务站都设有便利店或提供其他非油品项目的服务，油品销售额约占销售总额的55%，但其利润仅占利润总额的36%，其他利润均来自于便利店及快餐等业务。相比而言，我国石油企业在非油品业务方面还刚起步，未来发展空间广阔。分析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等国非油品业务发展历程和做法，可以看出，在国外非油品业务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一是把非油品业务提升至整体石油零售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二是专业的第三方零售管理公司加入是非油品业务发展的方向。这两点对我国加油站非油品业务的发展可以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邓郁松分析认为，目前国内石油公司单位劳动生产率偏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对于辅助业务剥离不够有关系。目前，中国石化、中国海油通过分拆上市，投资回报率，以及单位生产效率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另外，我国石油企业成本核算办法与国外成本核算办法差异较大，使得横向比较难度大。在炼化企业成本构成中，原油成本占到95%-96%，因而加大对优质区块的投入力度才是油气勘探未来的主攻方向。目前国内炼化领域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水平很高，比如镇海炼化，其全年吨油完全费用、吨化工产品完全费用分别仅为中国石化平均水平的48%和62%，人均创效达到189万元，人均贡献利税超过600万元。在非油业务领域，目前我国加油站非油品消费需求尚处于国外非油业务前10年的初级培育发展阶段，但可以预见的是，开发非油品业务是加油站降低经营风险、提高盈利能力和市场生存能力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我国非油品业务的市场前景将十分广阔。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张抗认为，在油气开发成本比较上，将中外油气公司放在一个成本框架里横向比较，获得的平均成本变动趋势非常明晰，各项成本水平差距也更加直观。通过比较，我们的优势和差距一目了然，整改起来也就有了方向。但目前国内石油公司油气阶段成本指标体系和油气完全成本指标体系互相联系，各有侧重。前者重在反映油气生产过程的成本发生和控制状况，是各生产阶段实际资金投入和支出；后者重在反映损益表中的财务成果和价值。两者指标体系在应用时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前者分子数据较为客观，但分母使用各类储量数据，而储量受油价、勘探周期、工程技术、生产工艺等不可控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成本指标存在巨大波动性，有时甚至会出现负值，失去比较意义。后者分母是客观数据，但分子数据受成本归集、会计处理方法及费用分配原则等因素影响，计算出的成本指标存在—定变数。

因而，建立与国外接轨的油气储量评价体系和成本核算体系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目前我国油气储量体系和美国差异较大，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中美对油气生产阶段的划分不一致，对油气成本分类和具体项目也不同。因此，要实现油气成本核算接轨，首先要实现储量评价和分类体系接轨。主要是与美国SEC的探明储量分类体系实行接轨，这一接轨完全可以在企业层面上进行，而不必改变我国现行油气储量分类体系。目前国内采用的按固定资产原值直线法计提折旧，不管年产量高低，每年折旧额都一样，收入和费用不相配，没有真正体现配比原则，不能准确反映油田生产实际情况。因此应改变现行的油气资产折旧办法，对油田企业油气资产的折旧、折耗与摊销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产量法。

战略性降本：一个石油公司提质提效的宏观镜像

可以预见，石油企业为了追求不同环节，不同阶段，不同链条方面共同利用同一资源而产生的整体效应，今明两年将会在国际石油市场再度掀起并购重组浪潮。

低油价时期，全世界油气企业都在做一件事，降本、降本、再降本！

通过大规模兼并重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合理组合，从而产生互补、协同效应，是国外石油石化企业降低成本的主要做法。

上个世纪9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兼并重组浪潮曾吸引全世界目光。1998年8月英国BP耗资326亿英镑并购美国阿莫科石油公司。4个月后，美国最大的石油企业埃克森公司耗资738.5亿美元收购美孚石油。这两件创纪录的并购案至今被业界津津乐道。埃克森并购美孚，也是在全球石油生产过剩、消费不振、油价下跌背景下进行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合并后的新公司每年可节省28亿美元开支，员工减少9000名，约占其雇员总数的10%。根据其1999年12月公布的年报数据，两者合并每年产生协同效益至少是38亿美元（税前利润），由于运营效率提高，1999年减少操作成本12亿美元（与1998年相比），2000年增加净利润18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联姻后的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巨头，摘走壳牌石油公司全球第一大能源公司的王冠，同时也夺走了通用汽车公司世界第一大工业公司的宝座。BP兼并阿莫科，两者业务上互补性和协同效应可降低成本每年约2亿美元。合并后的BP-阿莫科随后收购阿科公司，改善了阿拉斯加上游生产经济性，减少在阿拉斯加和美国其他48个州的重复资产，并形成跨越美国东西海岸的油品销售网络，每年又可产生1亿美元的协同效益。同样是这一年，日本石油公司和三菱石油公司合并成为日本最大的石油公司—日石三菱公司。由于减员、炼油和油品销售网络一体化，使新公司减少成本支出14.51亿美元。法国道达尔公司与比利时菲纳石油公司也在同样的背景下合并成为世界上第五大石油公司，两者以炼化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合并，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为其在1999年、2000年分别增加营业利润3.7亿美元和5.6亿美元，在财务、经营运作和资金使用上的协同效应增加约2.8亿-4.5亿美元。这一年全球能源领域发生的大小并购重组案超过50宗，今天活跃在石油市场上的石油巨头都曾是当年能源市场大洗牌中的参与者。

低油价下石油公司会通过抱团取暖方式最大程度地压缩成本，北美页岩气联盟和美国大陆油气生产合作基金会的出现，使得美国本土油气勘探成本近年来保持3%至10%的下降幅度，2015年预计成本下降达到17%。2011年美国大陆平均单井成本为1000万美元，2014年平均单井成本降至850万美元，2015年降至700万美元。从公司层面看，全球范围内的石油公司都在降本上下功夫，其幅度大约为10%，而美国中小公司成本下降的幅度为37%，可见美国本土企业的创新与降本能力多么强大。

今年的石油市场外部环境与当年很相似，剔除美元通胀因素后，差值极其接近。可以预见，石油企业为了追求不同环节，不同阶段，不同链条方面共同利用同一资源而产生的整体效应，今明两年将会在国际石油市场再度掀起并购重组浪潮。国内石油企业应该未雨绸缪，抓住低油价契机，通过重组兼并相互协作，共享业务链条和特定资源，获得“1+1>2”的协同效应。低油价既是挑战，更是契机，是市场重新洗牌的机会。如何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和区域协同增效，应该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

通过资产置换和优化升级，强化核心优势业务，精简非核心业务，是国外石油石化企业普遍采用的降低成本、获得充裕现金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的有效途径。

壳牌在上游低成本战略措施是通过资产置换实现的，其重点是提高储量规模，实现连片开发，从而降低操作成本。上个世纪90年代，壳牌以路易斯安那州的Black Bayou油田作为交换条件，收购了阿莫科公司位于密歇根州北部的油气资产。两者在密歇根州上游资产非常接近，这一收购使壳牌在该区域实现连片开发，其单位操作成本与生产成本随即降低15%。1999年4月，壳牌将其在墨西哥湾大陆架的50%在产油田出售给Apache公司，使其勘探开发业务集中在大规模、低成本和具有长远开发价值的油气田，实现了资产升级。壳牌还通过与其他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来降低操作成本，减少重复基础设施建设。壳牌化学公司从1998年开始进行较大力度的业务重组，目的是将保留业务资本回报率从12%提至18%。其核心业务定位在裂解产品、石油化工基础原料和大宗聚合物，其余的业务大都出售给其他化工企业。这次调整使壳牌减少4%占用资金，降低成本3.5亿美元。2012年BP完成在北美资产的业务组合，将发展重点转向圣胡安和伍德福德地区，规模优势和协同效应让BP过去3年在伍德福德地区页岩油气生产成本下降50%，开发成本由每口井420万美元降至210万美元，重组资产价值增长11.5亿美元。

早在美孚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创立之初，就在创始人洛克菲勒“一切都要计算清楚，这是我经商原则”思想指导下，确立“做低成本生产者”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高效生产，他们以置换方式重组、合并了炼油机构。到80年代中期，其设在克利夫兰、费城和新泽西的3家炼油装置生产的煤油供应量就可满足全球1/4需求。很多年以后，德国企业史研究会前主席维尔纳·普路姆珀谈起洛克菲勒与他的美孚石油公司仍然赞不绝口：“我始终认为，除了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外，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企业治理得能像人体那样高度有序、协调和谐、配合默契。人体出现伤口后不到1秒钟时间，血管就会自动收紧以减少出血。美孚石油公司神奇之是在‘出血’发生之前，它高度精密的‘探测’组织就会启动‘自保系统’，以确保系统运转的高效性。”

在原油价格走低情况下，剥离资产很难找到愿意接手的买家，但可能尝试以交换或者合作方式，获得油气资产置换。交换资产通常会比直接出售资产效率更高，重组起来也相对容易些。

技术创新是国际石油公司降本增效一以贯之的手段。根据对14家大型石油公司、4家大型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研发投资统计分析，在过去20多年里，这些公司的研发投入总体上保持大幅增长态势，绝对值增长近3.2倍。在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方面，石油公司基本保持在0.2%-0.6%，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平均达到3%，个别公司高达6%以上。近年来，特别是油价进入下行通道之后，国际大石油公司技术创新加快从第三代“战略驱动”向第四代“价值驱动”跨越，在主张技术创新围绕公司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价值管理。考虑到在未来几年里，低油价可能成为油气行业的新常态，国内石油公司应多聚焦于那些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实用技术研发，积极引进和利用各种成熟的技术创新管理方法与工具，有效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加快决策过程，并使研发项目及其技术组合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例如，在页岩油气开发中，“水平井+压裂”一直被视为提高产量的主要手段，也是降低生产作业成本的主要领域。近年来，国内的工厂化作业、水平井和压裂等关键技术和作业方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进步，但综合成本和作业效率相对于北美地区仍有一定差距，可以挖潜提升的空间依然较大。在国内老油气田推广应用的老井侧钻水平井方法，特别是利用连续管天然气侧钻水平井，就是在低油价下优化技术组合的一种有益探索。

中外炼油企业炼油技术水平的差距

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油价风险也是国际石油公司孜孜不倦的追求。伍德麦肯兹数据报告显示，在美国本土从事页岩油气生产的企业中，目前位于二叠盆地和伊格尔福特地区的企业的盈亏平衡点油价相对较低。但是这种所谓的低水平盈亏平衡点油价不单是由实体经济环节的变化产生的，部分还要依靠企业在金融市场的对冲业务。据测算，企业若想将盈亏平衡点油价控制在40美元/桶，须重点攻关重点区带。如果没有对冲业务，几乎没有企业的盈亏平衡点油价会跌至35美元/桶以下。天然气生产企业60%的盈亏平衡点气价大约在3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以下，天然气企业对气价的变化反应似乎并不太灵敏。

伍德麦肯兹对22家在美国从事页岩油气生产的企业做过调研，发现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从事对冲业务。经测算这22家企业中，30%的产量被对冲，以及10%的公司收入来自对冲业务，属于整个被测算公司群体的平均水平，按此平均水平统计发现有12家企业对冲相关业务及指标在平均水平之上。问题就在于对冲业务对这些在北美从事油气生产的企业的帮助程度正在下降。有咨询机构的测算数据显示，2015年石油企业尚且可以依赖对冲业务化解一部分低油价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北美的企业。2016年若油价继续低迷，对冲业务对企业业绩的帮助将渐趋轻微。到时企业要摆脱困境，唯有想办法在实体经济领域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现在看来，石油公司的降本的确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全员性参与：一个石油公司降本增效的微观视角

“零租金”也有利于形成“市场价格决定成本”的倒逼机制，倒逼企业以创新成本管理方法，强化成本核算，划小成本管控单元，在内部进行模拟市场运营，将内部各生产单位转化为模拟经营主体，增强成本管控意识，着力营造“每个生产者都是经营者、每种生产要素都有价格、每一天都算经营成果、每一件事情都讲投入产出”的市场化经营氛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低油价是一场考验，也是一场洗礼，更是剔除泡沫、自我革新的契机。

高油价下隐藏的总资产规模大、结构性产能过剩、资本增值能力弱、管理粗放、浪费严重、综合成本高等弊病，在低油价下纤微毕现。成本已经成为关系很多石油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对企业而言，危机会形成倒逼机制，推动企业淘汰高成本落后产能，形成高质高效低成本运营机制，向价值链高精端延伸。对员工而言，必须将精细管理制度化，不仅要学会在低油价下过苦日子，还要形成即使油价恢复也要精打细算的企业文化。由此看来，低油价之机，正是问题水落石出、逐一化解之时。

李克强总理在出席2014年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讲话中称，创新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息的引擎，世界经济稳定复苏要靠创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也要靠创新。试想中国有13亿人，其中有八九亿劳动力，如果他们都动起来，投入创业和创新、创造，什么样的难题不能化解、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

的确，低油价不是一个人的战争，是全员参与的战争，是一场利用创新成本管理理念而赢得最后胜利的战争。不少人都认为创新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像生活从来不抽象一样，创新也是具体的。以《追求卓越》而蜚声世界的汤姆·彼德斯认为：对企业来说重要的不是那些能改变世界的创举，而是那些“零敲碎打”能改变企业命运的创新。工业时代的瓦特，信息时代的韦尔奇，毕竟是寥若晨星、凤毛麟角。但企业里面的土盖茨、土韦尔奇却俯拾皆是。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只要企业机制运用得当，人人都可以成为发明家和管理人才。

例一，湖北荆门石化炼油装置过去装催化剂，都是把催化剂倒进储罐里，将包装袋一甩了事。一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师傅看到后，把所有的包装袋拾起来，逐个抖一遍；后来他发现，这种方法虽然能回收一部分，但因为催化剂是粉末状的，仍有一小部分随气流流失。于是，他利用“虹吸原理”和装置随处可见的工业风罐，制作了一个简陋的回收器。就是这么一个“土得掉渣”的发明，却使催化剂的损耗从1.8%降到0.13%。

从1.8%到0.13%，每个袋子抖一抖，每年就可以节省600吨催化剂（每吨6000元左右），而这仅仅是一个人在一个生产装置完成的节能工作。如果放大到全厂，全行业，那是多大一个数字！这种通过改变了传统操作程序而带来效益的方法，难道不是创新？哈佛的市场管理学告诉我们，在环节与系统中，系统的高效率运转是靠多个环节“自觉调整”驱动的。把这个老工人的做法看作创新，而不是“节约意识”的道理是，他不仅具有了创新所具备的特征：独特性、效率性等，而且还要把他放到一个“自觉调整”的层面上来认识。这样无疑是启动了环节的“创造性工作”的按钮。

所以“零租金”也有利于形成“市场价格决定成本”的倒逼机制，倒逼企业以创新成本管理方法，强化成本核算，划小成本管控单元，在内部进行模拟市场运营，将内部各生产单位转化为模拟经营主体，增强成本管控意识，着力营造“每个生产者都是经营者、每种生产要素都有价格、每一天都算经营成果、每一件事情都讲投入产出”的市场化经营氛围。倒逼企业优化方案设计、简化业务流程、细化工作措施、强化过程管控，深入研究分析影响成本的关键因素和环节，持续深入开展生产经营全过程成本分析，通过改进工艺、提高工效、节约资源投入、降低消耗和减少用工等创新手段，降低生产成本。通过优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压缩管理层级，优化组织模式。通过科学配置生产要素，降低系统成本。

例二，从去年5月上旬开始，中国石化西北油田采油厂根据每口井2014年操作成本，计算出单井经济极限日产量（单井经济极限日产=单井直接成本÷油价÷365），并据此对无潜力机抽井进行排查。对低于极限日产的油井，他们分情况采取关井或优化生产措施。对于注采井网关键井、调整工作制度捞油井及注水、注气三采周期井，即使赔钱也要继续生产，其损失也是效益井正常运行必须付出的成本。对于低于极限日产的赔钱井，也不是一关了之，而是尽最大可能“关出效益”，其核算方法是关井增效=减单井操作成本+减液量处理成本+减收入。今年一季度，该厂对碳酸盐岩油藏主体区关井12口，节省费用388万元；对底水砂岩油藏关井14口，节约费用465万元；对弱能量岩性砂岩油藏关井10口，节约费用54万元。通过两个核算公式，在40美元/桶油价下，该厂关停经济极限产量以下油井40口，降本增效899万元。

创新是具体的，它覆盖技术、制度、观念、文化等多方面。任何一个小点子、小创新，只要是比过去好的、可操作的、有效的，都可以装到创新的筐里培育和运用。从管理学的角度，企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多个环节链接而成，这些环节的高效率，直接带动整个企业的高效率。否则，企业就像内部零件损坏的机器，只能靠惯性运转。从经济学的角度，创新也是一种资源，像弹簧一样，它的能量通常由企业对待它的态度决定的。一个将创新“神化”或根本就不重视创新的企业，会导致这一宝贵资源的枯竭。

对于拥有百万员工的石油企业而言，百分之一潜力点，就是百万千万效益源。这也是突出全员参与降本增效的意义所在。

事实上，是无形资产而非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在为企业创造价值，所以企业必须清楚，最有效的成本控制是在组织内设立一种机制，使每个人在使用组织的资源时，就像在使用自己的钱一样。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发现，在缺乏激励的环境中，员工的潜力只能发挥出20%-30%，甚至可能引起反效果；但在适宜的激励环境中，同样的员工却能发挥出其潜力的80%-90%。因此，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是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管理制度、实现全员参与降本增效的重要途径。从价值管理的层面上看，企业成本的发生与其价值活动有着共生关系，所有成本都能够分摊到每一项价值活动中去。价值链分析的核心就是分析企业各项活动的成本，与标杆企业各项活动成本的差距，然后结合企业成本空间最终确定成本目标。由于成本管理执行过程涉及企业每一环节、每一部门及每一位员工，因此有效的过程控制应该借助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明确每一位员工的管理责任。成本考核是否严格直接关系到成本管理的成效，企业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经济责任考核制度和奖励分配制度，员工工资、奖金要与责任的履行情况直接挂钩，使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深度融合。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企业成本管理，可大大提高企业现代化成本管理的进程。EXCEL作为电子表格有强大的数据、表格处理功能，可以立足企业实际，开发切实可行的成本管理软件。利用这些软件可以方便快捷地辅助管理人员对成本进行控制，通过对控制过程实施分析，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下一步的生产经营，进而提高公司经营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