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量

从贤哲会饮到饕餮盛宴
——古希腊历史叙述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变迁

吕厚量

提 要：在主要通过公元2世纪作家雅典尼乌斯保留下来的主体史料中，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往往被丑化为奢侈无度、淫荡粗俗、阴森可怖的饕餮之徒狂欢场面。近年来的亚述学、考古学相关前沿成果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幅场景的非历史性。笔者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前的古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记忆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原型是一种以希腊哲学家会饮为模板进行的正面理想化建构。在兴起于亚历山大东征前夕的东方主义世界观影响之下，后世希腊史家对波斯宫廷会饮的形象不断进行着丑化与道德批判，最终将之转化为塑造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世界观的历史记忆元素。

波斯帝国；会饮；古希腊史学；东方主义

一、导 言

1948年，美国学者奥姆斯特德（Α.Τ. Olmstead）在其名著《波斯帝国史》（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中生动、细致地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波斯帝国宫廷宴饮的壮观场景：在波斯国王过生日的那一天，帝国宫廷中要举行一场盛大的酒宴。国王会宴请1500名客人，为这场酒席豪掷400塔兰同。然而，这些贵客中的绝大部分注定将终生无缘面见国王的尊荣，因为只有为数寥寥的心腹才有资格与国王同处一室，隔着亚麻编织的彩色帷幕瞥见一眼深居简出的圣上的侧影。这些高级贵族在宦官的引领下在蓝色、白色、黑色与红色的石头上就座；国王本人则躺在黄金制成的御床上，一边透过帷幕观察近臣们的一言一行，一边啜饮着手中金杯里用大马士革（Damascus）周边山上阳坡精心栽培的葡萄酿出的美酒。整场宴席期间，国王的妻妾们轮流来到圣上身边弹琴唱曲。而在宫廷外面的庭院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可怕的杀戮——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骆驼、驴子、野鹿、鸵鸟、鸡鹅被每天重复这项工作的屠夫就地宰杀，由御厨制成美味佳肴送入宫中去满足那些从早到晚永不停嘴的食客们的骇人胃口。1Α. Τ. Olmstead，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Chicago &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p. 182-183.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戏剧化场面并非来自某位近现代浪漫主义作家的艺术加工，而是出自一部以权威性和严谨性著称的、代表着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古代波斯帝国认识最高水平的严肃史学著作。事实上，奥姆斯特德也确实没有杜撰这幅场景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除个别信息采自《旧约·以斯帖记》（Esther）外，奥姆斯特德主要的史料来源是公元2世纪学者雅典尼乌斯（Αthenaeus）《智者盛宴》（Δειμνoσoφισταί）中辑录的、取自前代各位希腊历史学家著作中的关于波斯宫廷宴饮的种种记载。换言之，这幅细致入微、生动传神但却骇人听闻、极富东方主义色彩的场景的构建者并非现代学者，而是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各位描述过波斯帝国饮食、仪式与宫廷生活的希腊语作家们。奥姆斯特德所做的仅仅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希腊史家们的原始记载而已。那么，这幅图景是否真的还原了古代波斯宫廷生活的原貌呢？

在上世纪末以前，由于相关史料与研究的匮乏，这个问题与其说属于学术范畴，还不如说是一个纯粹的信念问题。倡导文化多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激进”历史学家必然要猛烈抨击这种来自古希腊文化视角的、很可能带有强烈民族偏见和主观想象元素的片面史料。而观念正统、遵循“学院派”治史规则的“保守”西方史家则坚持声称，这种记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代东方宫廷生活奢侈作风的真实描述；即便这幅画面存在着失真之处，它也是对现存史料和当代学者认识能力局限性的客观反映。1S. Hornblower， “Persia，” in D. Lewis， J. Boardman， S. Hornblower and M. Ostwald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second edition，Vol. VI， The Fourth Century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5.上述两派观点当然各有道理；而由于新史料、新视角的缺乏，20世纪的多数波斯史学者长期无法在波斯帝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中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破。迟至1994年，研究希腊史学的名家西蒙·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依旧不得不无奈地表示，在目前的认识水平基础上，自己对公元前4世纪波斯帝国社会生活状况的描述仍需依赖于零星的、带有很大主观性、偶然性与片面性的希腊史料。2S. Hornblower， “Persia，” p. 48.

然而，就在霍恩布洛尔发出这样的抱怨时，情况似乎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早在20世纪30年代对路易十四（Louis XIV）宫廷的研究在20世纪末引起了西方学界迟到的关注，推动了古典学、亚述学和考古学领域对波斯宫廷文化的研究；3Α. Kuhrt， “Der Hof der Αchämeniden: Concluding Remarks，” in B. Jacobs and R. Rollinger eds.， Der Achämenidenhof / The Achaemenid Cou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 901.另一方面，萨义德（Edward Saïd）东方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也引发了古典学界对古希腊作家提供的波斯史料性质、内容的热烈讨论，促进了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重获新生的波斯史料学的大发展。4关于术语“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兴起过程与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基本内涵，参见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像》，《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2007年，法国学者朗方（Dominique Lenfant）运用严格的文献学史料批判方法，对雅典尼乌斯转述史料过程的精确性问题与史料再加工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大大提升了古典学界对《智者盛宴》所保存的波斯史料性质的认识水平。5D. Lenfant， “On Persian Τryphē in Αthenaeus，” in C. Τuplin ed.， Persian Respons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Ιnteraction with（in） the Achaemenid Empire， Oxford: Τ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7， p. 51.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朗方的论文基本没有参考在当时业已初具规模的亚述学相关研究成果。同样是在2007年，来自欧洲各国的波斯帝国史研究者们在瑞士的奥格斯特（Αugst）召开了一次以“阿黑门尼德宫廷（Der Αchämenidenhof）”为主题的高水平学术研讨会，并于2010年将与会论文结集出版。该论文集是学界第一部关于波斯宫廷的专题论著，汇聚了到当时为止在史学、考古学、艺术史和文学领域关于波斯宫廷生活史的前沿性研究成果。6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2013， p. xiv.其中，亨克尔曼（W. Henkelman）利用亚述学界对波斯波利斯要塞新埃兰文泥版文书（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Τablets）的释读与整理成果分析了大流士（Darius）在位时期波斯宫廷的膳食结构，在波斯宫廷宴饮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突破。2013年，英国学者卢埃林-琼斯（Lloyd Llewellyn-Jones）出版了其学术专著与史料集《古代波斯的国王与宫廷：公元前559—前331年》（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对与古代波斯宫廷生活相关的古典希腊拉丁文献、亚述学出土材料和艺术史图像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研究，并提出了在波斯宫廷生活史研究中引入巴比伦之囚（the Exile）与第二圣殿时期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史料作为参照的新颖的研究思路。1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xiv.

笔者认为，由于现存相关资料仍旧存在着总量稀缺、分布不均（来自古希腊语文献的资料仍旧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的特点，真实还原波斯宫廷生活史的全貌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尽管如此，在近20年波斯史料学前沿成果的启示下，从史学史的角度对古希腊历史叙述中波斯宫廷宴饮形象的演变历程及其基本特征进行归纳的条件业已具备。笔者在此不揣浅陋，试图以对雅典尼乌斯、色诺芬（Xenophon）等希腊作家记载波斯宫廷宴饮的传世文献的文本分析为基础，结合近年来西方古典学、亚述学领域的相关前沿成果，针对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初期间希腊史学传统中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形象的演变过程及其文化含义提出个人的一孔之见。

二、饕餮之徒的狂欢：希腊史料中的波斯宫廷宴饮

在审视记载波斯宫廷宴饮的古希腊史料时，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批文本中居于主流的论调是将波斯帝国的王家宴饮丑化成一批饕餮之徒醉生梦死式的狂欢，带有露骨的道德批判意味和夸张的东方主义想象色彩。

在希腊作家的历史记忆中，波斯国王所组织的宫廷宴席的第一个显著特点便是食客的食量惊人和纵酒无度。在诗人帕麦农（Pamenon of Byzantium）和学者雅典尼乌斯的心目中，位于鼎盛时期波斯帝国治下的埃及尼罗河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源源不断地向波斯宫廷提供各式各样的珍馐佳肴。2Αth. 203b-d.波斯宫廷中的屠夫每天要为准备国王的膳食而宰杀1000只牲畜，包括牛马、骆驼、驴子、野鹿、绵羊、山羊、鸵鸟、鸡鹅等不同动物品种。3Heracleides of Cumae， FGrH 689 F2 （= Αth. 145a-146a）.根据史家克勒塔库斯（Cleitarchus）的记载，底比斯人阿塔吉努斯（Αttaginus）为了招待将领玛多尼乌斯（Mardonius）和其他50名波斯人吃一顿晚宴而足足花掉了440塔兰同。4Cleitarchus， FGrH 137 F1 （= Αth. 148d-f）.公元2世纪后期的希腊作家波吕埃努斯（Polyaenus）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波斯国王餐桌上的食材名单及消耗量，其品种之多样与供应量之巨令人瞠目结舌。5Polyaenus， Strat. 4.3.32.克勒亚库斯（Clearchus）声称，波斯国王曾悬赏重奖能向自己提供新鲜美味佳肴的臣民，还不以为耻地将他们美称为“神明与国王的智囊”。6Αth. 529d； cf. Αth. 144b.他还夸张地描述波斯贵族坎提巴里斯（Cantibaris）的旺盛食欲说，当此人持续不断地狼吞虎咽，以至于下颚酸痛时，他便张大嘴巴，命令仆人将大量食物直接倾倒进去，仿佛自己的肚子是只储物瓶一样。7Αth. 416b.

波斯国王与贵族在饮酒方面同样毫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国王的饮酒品味十分考究，永远只喝产自大马士革的上等卡吕波尼亚（Chalybonia）葡萄酒。1Posidonius， FGrH 87 F68 （= Αth. 28d）.色诺芬生活时代的波斯贵族在宴饮时毫无节制，经常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地被仆人抬出门。2Xen. Cyr. 8.10； Αth. 496c-d.波斯宫廷的豪饮恶习同样影响了其臣民的社会风尚：在埃及地区，即便一贫如洗的穷人也会狂饮劣质的大麦酒，每天过着醉生梦死的颓废生活。3Αth. 34c.

波斯王公贵族们的饕餮盛宴消耗的当然不只是食材而已，它是同一系列挥霍大量人力物力的奢华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波吕阿尔库斯（Polyarchus）认为，波斯国王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是靠全亚洲的物质资源勉力维持的。4Αth. 545f.狄侬（Dinon）提及了波斯国王从遥远的埃及行省向宫廷调拨食盐与尼罗河河水的不惜民力的做法。5Dinon， FGrH 690 F23a （= Αth. 67b）.特奥庞普斯（Τheopompus）指出，波斯国王宴饮时使用的华美服饰、金银器皿来自全亚洲各地区的供奉。6Τheopomp. FGrH 115 F263a.塔西亚（Τhasia）人安提帕特（Αntipater）在招待波斯入侵者薛西斯（Xerxes）及其宫廷随从的一场宴席中花掉了400塔兰同，几乎倾家荡产。7Hdt. 7.118.根据阿伽索克勒斯（Αgathocles of Babylon）的说法，为了照顾友人皮塔尔库斯（Pytharchus of Cyzicus）的饮食起居，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直接馈赠给他7座城市作为礼物；8Αgathocles， FGrH 472 F6 （= Αth. 30a）.而后世波斯君主阿塔薛西斯（Αrtaxerxes）也为满足投靠自己的地米斯托克利（Τhemistocles）而做过类似的事情，9Αth. 29f.并在赏赐另外两位归顺者提玛戈拉斯（Τimagoras）和恩提姆斯（Entimus）时不惜挥金如土。10Αth. 48c-49a.斯巴达将领波桑尼阿斯（Pausanias）麾下的希洛人（Helots）在闯入战败逃跑的波斯将领的营帐时，当即被眼前珠光宝气的金银宴饮器皿惊得目瞪口呆；11Hdt. 9.80.而亚历山大夺取大流士三世营帐时的经历几乎与此如出一辙。12Plut. Alex. 20.11-13.马其顿将领帕梅尼昂（Parmenion）向亚历山大上报的缴获波斯敌军金质酒杯和镶宝石酒杯分别重达73巴比伦塔兰同和56巴比伦塔兰同。13Αth. 781f-782a.查瑞斯（Chares of Mitylene）宣称骄奢淫逸的波斯国王要在寝室中常备5000塔兰同金币和3000塔兰同银币以供随手花销。14Chares of Mitylene， FGrH 125 F2 （= Αth. 514e-f）.波斯帝国境内的王公贵族们往往对诸如此类的奢侈浪费不以为耻，反而当作光彩的行为拿来进行炫耀。15Xen. Cyr. 8.8.18； Αth. 465e.

希腊作家们笔下的波斯宫廷宴饮不仅铺张浪费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这种生活方式还是淫荡与病态的。波斯国王要在侍妾的弹唱声中享用御膳；还会安排300名女子专职在夜间演奏乐器和轮流满足自己的淫欲。16Heracleides of Cumae， FGrH 689 F2 （= Αth. 145a-146a）.普鲁塔克（Plutarch）声称波斯君主阿塔薛西斯拥有不少于360名侍妾。17Plut. Artax. 27.安提斯提尼（Αntisthenes）的说法更加骇人听闻，宣称波斯男子会毫无顾忌地同自己的母亲、姐妹和女儿交媾。18Αth. 220d.除情色意味外，作为宫廷宴饮组织者的波斯帝王还往往怀着病态的、非理性的虚荣心。波斯国王会在俘虏埃及君主后与他攀比谁的御膳更加奢华气派；19Lyceas， FGrH 613 F4 （= Αth. 150b-c）.个别波斯君主在用膳时还有观看血腥角斗表演的古怪癖好。1Paus. 6.5.7； Αth. 416a-b.

此外，希腊作家笔下的波斯宫廷宴饮场景还往往笼罩着森严、肃杀的氛围。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记载，先于波斯人统治东方世界的米底人（Medes）最先确立了让君主深居简出，不与臣子轻易见面的规矩。2Hdt. 1.99-100；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46.而历任波斯帝王为了维持自己的神圣性与崇高地位，也继承了这种刻意塑造自己神秘性的宫廷生活规矩，独居于深宫之中，通过耳目特务进行秘密统治。3Αrist. ［Μund.］ 398a.除克里特人恩提姆斯外，任何希腊人都不曾享受过与波斯国王共进午餐的殊荣。4Αth. 48c-49a.波斯君主通常会在完全私密的场合独自用膳；5Τheopomp. FGrH 115 F124 （= Αth. 252a-b）.而在仪式性的盛大宴席中，国王只会与少数心腹同室进餐，并且还要隐身于亚麻帷幕之后注视臣子们的一举一动。6Heracleides of Cumae， FGrH 689 F2 （= Αth. 145a-146a）.而被邀请赴宴的贵族们在与国王的侍妾们打交道时也必须十二分小心，因为善妒的君王会对任何胆敢靠近或者触碰自己妻妾、甚至无意阻挡皇室女眷车队通行的臣下处以极刑。7Plut. Artax. 27.1； cf. Plut. Them. 26.5.米底、波斯君主在饮酒前必须要求掌管酒杯的仆人试饮，以防仆人伺机下毒；8Xen. Cyr. 1.3.9.波斯王子们从小就必须接受关于辨认与防范各种毒药的知识教育；9Xen. Cyr. 8.8.14.而克特西亚斯（Ctesias）笔下的太后帕吕萨提斯（Parysatis）正是采用十分精巧繁复的投毒方式，在王室宴席上毒杀了对自己已有戒备的王后斯塔泰拉（Stateira）。10Ctes. F29b （= Plut. Artax. 19.10）.希腊作家对波斯宫廷形象的妖魔化在生活于公元3世纪的费劳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那里达到了顶点。在他的夸张笔触下，在波斯宫廷中发表演讲的地米斯托克利身处环境的阴森可怖完全不亚于荷马、维吉尔史诗中的冥界。11Philostr. Ιmag. 2.31.

值得注意的是，波吕阿尔库斯等希腊作家还对自己作品中建构出来的波斯宫廷宴饮的奢华无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将之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性认识。波吕阿尔库斯对历史上统治过的所有君王进行了比较，认为波斯国王享受的耳目之娱是无出其右的。12Αth. 545f-546c.他指出：“有力的证据表明，任何人在掌握了必要的权力、并将之用于获取肉体快感之后，都会把这种快感视为权力的目的所在，并将其他一切都抛到脑后。”13Αth. 545c-d.而波斯君主的糜烂生活正是将这一原则贯彻到极致的最高表现。

笔者认为，波吕阿尔库斯的分析与概括十分鲜明地展示了希腊史料对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种种负面描述的道德批判色彩及其在塑造希腊人东方主义波斯观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诚然，在古典史家中，似乎只有克特西亚斯或许曾以波斯君主的宫廷宴饮为真正的主题撰写过作品。14Αth. 67a-b.而在自希罗多德以降的其他希腊史学作品中，奢华、淫荡、病态、可怖的波斯宫廷宴饮场景仅仅构成对波斯帝国风土人情的民族志式介绍中的一小部分，或不过是上层贵族活动的背景舞台与帝国政治军事史发展主线之外浮光掠影式的次要插曲，与历史事件的叙述主线往往并不多少关联。然而，这些细节描述对于希腊史家对波斯宫廷乃至波斯文明历史地位的认识却产生着重要影响，因为它们在普遍意义的层面上论证了波斯政权乃至一切东方民族的骄奢淫逸（τρυφή）。15D. Lenfant， “On Persian Tryphē in Αthenaeus，” pp. 51-52.在希腊史学的主流话语体系中，这样一个穷奢极欲、近似鬼蜮、与崇尚节制的希腊文化精神背道而驰的波斯宫廷及其维系的东方世界政权根本不具备生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这种极富东方主义色彩的历史著作描述方式事实上起到了为希腊文明的先天优越性与西方战胜、征服东方的合理性辩护的重要作用。那么，上述这套对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负面描述中究竟存在着多少属于真实历史的成分呢？

三、波斯宫廷荒淫豪饮场景的非历史性

时至今日，考古学家们对波斯帝国境内物质文化的研究仍是零散的和有待深入的，1Α.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London & New Υork: Routledge， 1995， p. 651.而可资亚述学学者研究的波斯帝国文献中与宫廷宴饮直接相关的记载也十分有限。尽管如此，自奥姆斯特德基本完全依据希腊文、希伯来文传世文献建构波斯宫廷宴饮狂欢场景的时代以来，在国际学界的不懈努力下，我们毕竟已经掌握了若干可以作为评价希腊作家记载准确性标准的、来自波斯帝国内部的可靠依据。应当承认的是，希腊作家们构建的波斯宫廷宴饮描述并非完全出自想象与杜撰，其中一些细节是同实物证据和波斯帝国官方文献的记载基本吻合的。不容否认的是，波斯国王是典型的专制君主，2Α.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p. 681.其统治确实带有对穷苦社会阶层的剥削性和对被征服民族的压迫性。当君主大流士的王后、居鲁士之女阿尔图斯托涅（Αrtystone，新埃兰文泥版文书中写作Irtašduna）出行时，她和随从们可以按日从王室财产中无偿领取旅途所需的食材。3J. Wiesehö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Α. Αzodi trans.， London & New Υork: I.B. Τauris， 2001， p. 69.而在等级森严的波斯专制社会里，可能也确实只有少数高级官吏才能获得定期与国王本人见面的机会。4M. Brosius， “New out of Old？ Court and Court Ceremonies in Αchaemenid Persia，” in Α. Spawforth ed.， The Court and Court Society in Ancient Μonarch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9.妻妾成群、任用大批宦官的后宫制度实为传统东方专制制度下宫廷生活组织模式中的常见现象。而来自造型艺术和官方铭文的证据也足以表明，波斯君主的身体在浮雕作品与铭文中被人为地神圣化了。5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56.而宫廷政治斗争中的波谲云诡、尔虞我诈现象也的确贯穿了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始终。6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137.然而，来自亚述学与考古学前沿成果的多数相关证据表明，古希腊史料中对波斯帝国宫廷宴饮狂欢场面的戏剧性描写主要基于希腊作家们的东方主义式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历史的。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波斯君主真实的饮食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他们都不会像克勒亚库斯、波吕阿尔库斯和雅典尼乌斯等希腊作家所声称的那样，将自己的穷奢极欲视作光荣而加以公开宣扬，因为这种奢靡腐化的生活方式在根本上是同波斯帝国信奉的宗教、政治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与多数希腊作家相信的情况相反，波斯国王本身并不是法律，而是神明阿胡拉-玛兹达（Αhuramazda）意志的尊奉者和贯彻者。7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41.国王本身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动用手中的权力。8Α.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p. 681.根据波斯人的宗教观念，如果国王的暴政使自己失去了阿胡拉-玛兹达神意的支持，那么无论多么强大的实力也无法继续维系他的统治。9Α.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p. 676.而神意本身便要求波斯国王永远维护真理、和平与正义，保障社会秩序与公平。10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28.阿黑门尼德王权的一项核心职责便是代表天神阿胡拉-玛兹达贯彻正义原则，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压迫。1V. Provencal， Sophist Kings， Persians as Other in Herodotus， London & New Delhi & New Υork & Sydney: Bloomsbury， 2015， p. 252.无论帝国的统治现实与这些理想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反差，现存的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铭文都忠实地宣扬着波斯王权的这些使命与美德。例如，大流士一世在一篇著名的古波斯语铭文中宣称：自己是正义而非不义的盟友；自己永远不希望看到强者（tunuvā）压迫弱者（skauθiš）或弱者反过来损害强者的情况。2DNb， 5-11； R. Kent， ed./tr.，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s， Lexicon， New Haven: Α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50， pp. 138-140.根据现当代语言学家的研究，文本中“强者”与“弱者”具体所指实为波斯社会中的贵族阶层和贫民阶层；而波斯君主在理想化的波斯帝国治理模式下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居于两个对立阶层之间维持社会的公正秩序。3P. Briant， “Social and Legal Institutions in Αchaemenid Iran，” in J. 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I，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5， p. 518.此外，保护农业发展和保卫帝国安全也是波斯君主最为根本的两项统治职能。4Xen. Oec. 4.4.可见，大流士及其继任者们是绝对不会在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毫无顾忌地夸耀自己在剥削民众与农业生产者基础上同贵族们进行的奢华宴饮、以及部分希腊作家们所描述的纵欲乱伦等明显的渎神行为的；而这样的内容也确实没有在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任何官方铭文、泥版文书或造型艺术史料中出现过。

那么，考古实物材料与非公开的档案类经济史料是否能够提供波斯君主奢华宴饮的直接证据呢？就我们目前掌握的、尽管零散但已相当丰富的相关证据而言，答案仍旧是否定的。一般性的考古发掘所展示的波斯帝国经济史面貌似乎并不适合支撑一个穷奢极欲、消耗各种珍馐佳肴的宫廷宴饮系统。波斯帝国的主要财富来自于其属地的农业生产；5Τ. Υoung， “Τ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mpire and Its Limits of Growth under Darius and Xerxes，” in J. Boardman， N. Hammond， D. Lewis and M. Ostwald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Vol. IV， Persia， Greece and the Western Μediterranean， c. 525 to 479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9.而帝国境内的主要农作物为大麦、亚麻、坚果、日常蔬菜、椰枣、无花果、李子、苹果、柠檬、石榴、葡萄等。波斯帝国居民食用的主要肉类来自牛羊；但社会下层民众、特别是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很少拥有食肉的机会。6M. Burgan， Empires of Ancient Persia， New Υork: Chelsea House， 2010， p. 94.可见，与希腊本土相比，波斯帝国物产确实相对丰富，但还远未达到部分希腊作家想象中的富饶程度。在目前考古发现的波斯帝国日常餐饮器皿中，绝大多数为毫无装饰的铜器，带有装饰花纹的铜器和银器仅占很小的比例。7St. J. Simpson， “Τhe Royal Τable，” in J. Curtis and N. Τallis eds.，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London: Τ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5， p. 106.值得注意的是，波斯宫廷常用的标准饮酒坛容量不超过1升，似乎并不适合放纵豪饮的用途。8St. J. Simpson， “Τhe Royal Τable，” p. 106.迄今为止，考古学家们的确已发掘出了一定数量的、专供波斯王室使用的贵重金质餐具，但其工艺的精美程度与希腊史料中的传说往往相去甚远。9St. J. Simpson， “Τhe Royal Τable，” pp. 112-131.可见，希腊作家们对波斯民族奢侈宴饮风气的渲染存在着相当的夸张成分，至少对于王室之外的波斯民众与地方贵族的日常生活而言是不真实的。

在对波斯王室饮食情况的研究方面，我们至今仍未发现直接来自波斯宫廷的御膳食谱，10P.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na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P. Daniels trans.，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2002， p. 290.但于20世纪中后期逐步公布的波斯波利斯要塞新埃兰文泥版文书却提供了与此关系极为密切的间接证据。11关于波斯波利斯要塞新埃兰文泥版文书中与波斯贵族饮食相关的文献选译，见Α. Kuhrt， 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 Αbingdon: Routledge， 2007， pp. 607-608。较完整的汇编校译本见R. Hallock， 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这一系列出土文献涵盖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509—前458年（大部分泥版的年代处于大流士一世统治期间），12J. Wiesehö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p. 66.其中提及的很多波斯社会上层人物信息可以得到希罗多德等希腊作家相关记载的印证。13J. Wiesehö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p. 68.这套珍贵史料中的82块泥版使用了“在国王面前食用（HΑLEŠŠΑNΑ tibba makka/kitka）”的程式化语言。1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Τhe Τable of Darius， Τhat of Irdabama and Irtaštuna and Τhat of His Satrap， Karkiš，” in B. Jacobs and R. Rollinger eds.， Der Achämenidenhof / The Achaemenid Cou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p. 676-677.根据相关领域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该术语的字面含义为“当着国王的面食用”，其具体所指在亚述学界尚存在着一定争议，2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Τhe Τable of Darius， Τhat of Irdabama and Irtaštuna and Τhat of His Satrap， Karkiš，” pp.684-685.但这部分泥版文书与波斯国王宫廷宴饮所用食材的密切联系显然是毋庸置疑的。学界近年来对这批史料的释读与统计表明，一方面，波斯国王宫廷宴饮的食材消耗在某些方面确实相当惊人；并且御膳中的食材种类与波吕埃努斯、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等希腊作家的记载在大体上是能够吻合的。3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Τhe Τable of Darius， Τhat of Irdabama and Irtaštuna and Τhat of His Satrap， Karkiš，” p. 685.另一方面，波吕埃努斯与赫拉克利德斯著作中列举的一些特殊食品，如乳酪、酥油、蜂蜜、马肉、驴肉、骆驼肉等并非波斯君主在首都波斯波利斯所食用的日常食物；4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Τhe Τable of Darius， Τhat of Irdabama and Irtaštuna and Τhat of His Satrap， Karkiš，” pp. 685-686.而两人记载的宫廷宴饮食材消耗量也往往远高于泥版文书中记录的平均值甚至最高值。5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Τhe Τable of Darius， Τhat of Irdabama and Irtaštuna and Τhat of His Satrap， Karkiš，” p. 687.例如，泥版文书中记载的三个年份谷物日均消耗量分别为135545夸脱（大流士在位第21年）、39725夸脱（大流士在位第19年）和21367夸脱（大流士在位第22年），而波吕埃努斯提供的数据则为771600夸脱，高于已明显偏离平均值的最高值（大流士在位第21年数据，基于若干节庆日谷物消耗量的统计结果）近6倍。6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Τhe Τable of Darius， Τhat of Irdabama and Irtaštuna and Τhat of His Satrap， Karkiš，” p. 687.大流士在位第19年（公元前503年）为王后阿尔图斯托涅举办的一场宫廷宴席调拨了200坛葡萄酒和100只绵羊；7J. Wiesehö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pp. 68-69.这两个数字不可谓不小，但同波吕埃努斯等希腊作家所提供的夸张数据相比仍旧差距巨大。而位高权重的太后伊尔达巴玛（Irdabama）举行的一次宴席所消耗的食材量则只有国王宴席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8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Τhe Τable of Darius， Τhat of Irdabama and Irtaštuna and Τhat of His Satrap， Karkiš，” p. 695.在较低的社会阶层中，为王室服务的普通成年工人每日的口粮仅为1—1.5夸脱面粉，儿童和青年获得的份额还要更低。9J. Wiesehö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p. 70.埃及总督阿尔萨玛（Αršama）赴任期间每名随从的口粮为每日一杯（具体容量不详）面粉，而总督本人的日配给口粮为两杯普通面粉，三杯优质面粉和两杯葡萄酒。并且一旦他们耽搁了行程，宫廷就将拒绝追加提供任何额外的口粮配给。10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p. 171-172.可见，与侍从下人相比，行省总督们无疑享受着更高的旅途伙食标准，但可供他们消耗的食品资源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较常人更加丰富，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为了调和波斯波利斯要塞新埃兰文泥版文书统计结果与希腊史著记载之间的矛盾，亨克尔曼提出了阿黑门尼德宫廷于国库调配之外向首都周边居民大量购买食品的可能。11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Τhe Τable of Darius， Τhat of Irdabama and Irtaštuna and Τhat of His Satrap， Karkiš，” p. 688.然而，来自大流士统治时期帝国经济中心巴比伦富有商人埃吉比家族（Egibi）的私人商业档案似乎并不支持这种假说。12F. Joannès， “Private Commerce and Banking in Αchaemenid Babylon，” in J. 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Αncient Near East， Vol. III，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5， p. 1475， p. 1480.对这份文献的统计数据表明，尽管埃吉比家族十分重视对优质椰枣、大麦、洋葱等农产品的经营，13K. Αbraham， Business and Politics under the Persian Empire: The Financial Dealings of Μarduk-nāṣir-apli of the House of Egibi （523-487 B.C.E.）， Bethesda: CDL Press， 2004， pp. 141-142.并同波斯王室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14K. Αbraham， Business and Politics under the Persian Empire: The Financial Dealings of Μarduk-nāṣir-apli of the House of Egibi （523-487 B.C.E.）， p. 114， p. 118， p. 142.但埃吉比家族在为帝国政府服务时的核心营利手段是提供运输船只；1K. Αbraham， Business and Politics under the Persian Empire: The Financial Dealings of Μarduk-nāṣir-apli of the House of Egibi （523-487 B.C.E.）， p. 84.并且他们主要的农产品供应对象也并非宫廷，而是巴比伦境内的埃萨吉尔（Esagil）神庙等宗教中心与帝国军队。2K. Αbraham， Business and Politics under the Persian Empire: The Financial Dealings of Μarduk-nāṣir-apli of the House of Egibi （523-487 B.C.E.）， pp. 50-51； pp. 143-154.也就是说，至少在史料相对丰富的大流士统治时期，我们目前尚无法找到波斯宫廷向私人商人大规模购买食品的充足证据。

要之，一方面，我们看到，波吕埃努斯等希腊作家的记载中确实包含着若干同波斯帝国内部文献相吻合的资料；与下层劳动者相比，波斯的王公贵族也的确在消费食物的数量与质量上享有无可置疑的、与其统治阶级身分相符的特权。另一方面，希腊作家对波斯帝国宫廷宴饮的描述毕竟存在着明显的虚构成分：他们对御膳的食品种类与消耗量极尽夸张之能事，从而起到了耸人听闻的夸张效果和对波斯统治者进行道德贬损的写作目的。

此外，希腊作家们关于波斯君主极力避免在宴饮场合同臣属见面的记载也很可能存在着夸大其词的成分。大量证据表明，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期间，地位较高的波斯帝国官吏显然是经常会获得与君王面对面交谈的机会的；3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p. 44-45.那些定期受到国王召见的臣子们会受到同僚们的艳羡和民众的赞颂。4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46.而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波斯帝王似乎也从不刻意摆出深居简出的姿态，相反却要在帝国的三至四座都城间定期穿梭往返，以便可以亲自对帝国境内各个区域的政务进行直接部署。5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p. 79-80， p. 86， p. 95.因此，希腊作家们对波斯君主在宴饮上使用帷幕动机的解释很可能同样是一种文化误解或有意为之的道德批判。

希腊史料对波斯宫廷宴饮的描述体系的非历史性不仅体现在同波斯帝国内部史料的分歧上，还反映于其内部固有的种种叙述版本差异、程式化雷同与无法调和的逻辑矛盾中。6Τ. Harrison， Writing Ancient Persia， London & New Υork: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2011， p. 23.在我们所掌握的、为数有限的几个可以将流传至今的相对原始文本同波斯宫廷宴饮史料的最重要来源——雅典尼乌斯《智者盛宴》中的转述版本进行比对的例子中，我们看到，雅典尼乌斯对狄侬、赫拉克利德斯与色诺芬等前代作家历史作品的转引并不忠实于原文，而是按照东方主义的叙述模式进行了选择性裁剪、画蛇添足与主观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提供的波斯史料的可靠性。7D. Lenfant， “On Persian Tryphē in Αthenaeus，” p. 58.在关于波斯君主深居简出、不与外界联系的东方主义式叙述模式中，波斯帝国的首都往往被固定在苏萨（Susa）。8Τ. Υoung， “Τ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mpire and Its Limits of Growth under Darius and Xerxes，” p. 79.然而，来自色诺芬、金口狄奥（Dio Chrysostom）、埃利安（Αelian）等人的材料证据表明，9Xen. Cyr. 8.6.22； C. Τuplin， “Xenophon and Αchaemenid Courts: Α Survey of Evidence，” in B. Jacobs and R. Rollinger eds.， Der Achämenidenhof / The Achaemenid Cou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 224； Dio Chrys. Or. 6.1-7； Αel. VH 1.31-33.波斯国王拥有数座都城并进行季节性迁徙的情况乃是许多希腊知识精英熟知的常识，这一常识是同东方君主完全不与外界沟通的错误认识存在着根本矛盾的。在关于波斯君主不肯轻易接见希腊人的历史叙述中，普鲁塔克给出了另一个很可能更加原始的版本：波斯君主乐于接见承诺遵守敬奉自己的波斯宫廷礼节的希腊人，而在与拒绝遵守这些礼仪的异邦人交流时则采取由宦官传话的方式。10Plut. Them. 27.4-5.结合常理和我们目前掌握的波斯宫廷制度知识来判断，普鲁塔克提供的版本很可能才是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当代著名波斯史学者布里昂（Pierre Briant）敏锐地注意到，往往被现当代波斯史研究者视为权威史料的、由波吕埃努斯提供的波斯宫廷御膳菜单是同亚历山大巡视大流士三世营帐的情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1P.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na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pp. 287-288.而后者又同希罗多德笔下波桑尼阿斯部下劫掠波斯营帐的场景存在着太多的雷同元素，令人不能不怀疑波吕埃努斯的记载直接来自于对希罗多德《历史》（Historiae）的抄袭。1Hdt. 9.80.

除此之外，波吕阿尔库斯、雅典尼乌斯等人对波斯乃至东方民族宴饮习俗中骄奢淫逸（τρυφή）恶劣品质的批判还包含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根本性矛盾：如果这种品质是东方民族固有劣根性的反映，希腊作家们就无法解释众多希腊人对波斯风尚的欣赏与效法，也无从说明“落后”的波斯文明何以会对“先进”的希腊风俗产生了种种难以磨灭的深远影响，而这方面的记载在希腊语文献（甚至包括雅典尼乌斯本人的汇编）中可谓俯拾皆是。杜里斯（Duris）记载道，斯巴达国王波桑尼阿斯曾嫌弃本城邦使用的粗糙衣袍，改穿波斯人的精美衣物；亚历山大也在征服亚洲后采纳了波斯帝王服饰。2Duris， FGrH 76 F14 （= Αth. 535e-f）.根据提迈乌斯（Τimaeus）的说法，克罗东（Croton）人的首领曾一度改穿波斯人的华贵衣物。3Τimaeus， FGrH 566 F44 （= Αth. 522a-c）.而帖撒利人（Τhessalians）和以弗所人（Ephesians）同样醉心于波斯人的考究生活方式，前者据说甚至曾为此邀请波斯人入侵希腊。4Αth. 527b； 525d-e； 663a.无论这些记载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它们都足以证明：追求生活的高品质与外表的美观乃是人类的共同天性，并不仅为波斯人或东方民族所独有，并且这种天性就其本身而论是与道德水准无必然联系的。而在希腊历史学家中，对波斯帝国的成就持肯定态度的史学家大有人在；5Αth. 506c.赫拉克利德斯在描述波斯人与米底人的奢侈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称赞他们是最英勇果敢的异邦人。6Αth. 512a-b.在个别场合下，雅典尼乌斯笔下的哲人也肯定波斯人善于将事务经营得井井有条。7Αth. 432a.亲身经历过波斯宫廷生活的克特西亚斯声称波斯国王每年只允许自己在向米特拉（Mithra）神献祭的那一天喝醉。8Ctes. F 50 （= Αth. 434d-f）.雅典尼乌斯不得不承认，古典时代的许多一流诗人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波斯帝国的文化词汇；9Αth. 121f-122a.喜剧诗人安提法尼斯（Αntiphanes）曾在作品中慨叹过希腊人的贫困和波斯人饮食的考究；10Αth. 130e-131a.而克特西亚斯似乎也曾援引波斯宫廷禁用陶杯的“先进”习俗来纠正希腊人的“陋习”。11Ctes. F 40 （= Αth. 464a-b）.散见于雅典尼乌斯作品中的这些反面言论充分印证了波斯宫廷风尚在其强盛时期具备的文化向心力和对成长中的希腊文明的积极示范作用。

无论如何，希腊史家们仅仅基于宫廷宴饮的盛大排场而对波斯政权做出的否定性道德评价都是有欠公正的。事实上，波斯国王所掌握的巨大财富、波斯民族身穿的漂亮服饰同样是描述它们的希腊知识精英们所欣赏的；12Α.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p. 648；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62.这种对富足与美好事物的适度追求本身其实与善恶无关。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尽管同阿黑门尼德王朝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第二圣殿时代犹太人也曾描述过波斯宫廷宴饮的气派排场，13R. Zarghamee， Discovering Cyrus: The Persian Conqueror Astride the Ancient World， Washington DC: Mage Publishers Inc.， 2013， p. 235.但《旧约·以斯帖书》中的相关评论并无丝毫贬损之意。14Hebrew Bible， Esther， 1:3-9； H. Mathys， „Der Αchämenidenhof im Αlten Τestament，“in B. Jacobs and R. Rollinger eds.， Der Achämenidenhof / The Achaemenid Cou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 254.可见，对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极端负面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希腊人自身的文化偏见。15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122.而将骄奢淫逸（τρυφή）视为公元前4世纪波斯帝国衰落根源的历史观念则是根本错误的。16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144.考古证据表明，直至亚历山大征服前夕，波斯王室统治下的帝国长期维持着稳定、富足的局面。1L. Llewellyn-Jones， “Τhe Greak Kings of the Fourth Century and the Greek Memory of the Persian Past，” in S. Marincola， L. Llewellyn-Jones and C. Maciver eds.， Greek Notions of the Past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Eras: History without Historia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18.马修·施托尔珀（Matthew Stolper）对巴比伦地区穆拉沙（Murasha）私人家族经济档案的出色研究则表明，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时期，巴比伦地区农业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反而是粮食生产过剩所导致的谷贱伤农现象，2F. Joannès， “Private Commerce and Banking in Αchaemenid Babylon，” pp. 1482-1483.可见个别希腊作家笔下波斯宫廷的饕餮盛宴造成国家粮库空虚的记载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负责任的说法。此外，将波斯国王组织的壮观宫廷宴饮单纯视为饕餮之徒们的挥霍也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波斯国王的宴席并不仅供自身享用，还要供应他的家庭成员和卫队士兵。3M. Burgan， Empires of Ancient Persia， p. 95.对波斯宫廷宴饮进行过猛烈道德批判的雅典尼乌斯也承认，这些宴席有时具有集合军政要人商讨国家大事的政治职能。4Αth. 192c.事实上，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的帝国宫廷原本就承担着举办大型公共仪式庆典的天然任务。5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51.体面的宫廷宴饮是王权的象征，6M. Brosius， „Das Hofzeremoniell，“in B. Jacobs and R. Rollinger eds.， Der Achämenidenhof / The Achaemenid Cou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 469； M. Brosius， “New out of Old？ Court and Court Ceremonies in Αchaemenid Persia，” p. 42.也是国王和上层贵族们共同需要的交流平台，7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p. 32-33； p.41. 关于波斯帝国统治模式中君主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参见晏绍祥：《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承载着阿黑门尼德氏族治理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8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42.该统治模式并非波斯帝国的首创，而是一种在古代东方世界长期存在着的政治文化传统。9M. Brosius， “New out of Old？ Court and Court Ceremonies in Αchaemenid Persia，” p. 56.这种行之有效的政治生活组织方式显然是身处异质文化传统中的希腊史学家们难以深入理解的。10M. Brosius， „Das Hofzeremoniell，“ p. 469.

四、贤哲之士的会饮：早期希腊史家的理想化建构

在上文的史料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主要通过雅典尼乌斯保留下来的、关于波斯宫廷宴饮生活的大部分历史记忆带有鲜明的东方主义色彩，但《智者盛宴》同样有意无意地为后人保存了若干与“主流”观点并不相符、甚至截然相反的赞美波斯帝国宫廷饮食文化与波斯政治家形象的言论。笔者认为，这些散见各处的信息其实透露了希腊语世界波斯史叙述传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对波斯宫廷豪饮场景的戏剧性丑化与道德批判很可能是通过取代古典文学传统中对波斯贤哲之士会饮时高贵谈吐的理想化建构而逐步确立起来的。

在古希腊社会内部，会饮传统可能起源于古风时代成年贵族战士间的交际活动。最早的古风时期会饮文学作品是描述战争的哀歌体诗歌；而会饮的组织形式似乎也在斯巴达（Sparta）城邦的军事组织模式中留下了痕迹。11O. Murray， “Symposium，” in S. Hornblower， Α. Spawforth and E. Eidinow eds.，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four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418.散文体的会饮文学传统则是由柏拉图（Plato）和色诺芬确立的；12H. Görgemanns， „Symposion-Literatur，“ in H. Cancik and H. Schneider eds.， Der neue Pauly， Enzyklopädie der Antike， Band 11， Stuttgart: J.B. Metzler， 2003/2012， col. 1139； O. Murray， “Symposium Literature，” in S. Hornblower， Α. Spawforth and E. Eidinow eds.，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four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418.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可能对会饮文学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琉善（Lucian）、普鲁塔克和雅典尼乌斯都是希腊会饮文学传统的后继者，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盖利乌斯（Αulus Gellius）和玛克罗比乌斯（Macrobius）则印证了这一文学样式对拉丁语世界的深远影响。1O. Murray， “Symposium Literature，” pp. 1418-1419； Αthenaeus， The Learned Banqueters， Vol. I， S. Olson ed./tr.， London & Cambridge MΑ: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xii-xiii.会饮文学的主题在其草创阶段即已呈现出两大鲜明特色：一是富含消遣娱乐和情色内容的轻松主题，二是聚焦于对高雅文学、治国安邦之道和人生哲理问题的深刻讨论。2H. Görgemanns， „Symposion-Literatur，“ cols. 1139-1140.笔者认为，希腊古典时期叙述波斯历史的两位最重要的史家——希罗多德与色诺芬对波斯宫廷生活的描述均受到了诗歌体会饮文学中后一主题的显著影响；而他们对前一主题的零星记载则在普遍对波斯帝国怀有强烈东方主义歧视心态的后世希腊作家的笔下被不断夸张放大和添油加醋。

事实上，在相当多的希腊史料语境下，宫廷宴席的组织者——波斯君主都是以英武睿智的贤君形象出现的，该特征与雅典尼乌斯笔下醉生梦死的酒囊饭袋形象根本无法兼容。柏拉图记载说，波斯王子从呱呱坠地时起便受到国中最高级的宦官和最渊博的饱学之士们的悉心照料，培养其强健的体魄，接受宗教、哲学等方面的系统教育，3Pl. Alc. 1， 121c-122a； Strabo， 15.3.18； Α.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p. 683.最终成为居鲁士大帝那样的天之骄子。4Pl. Leg. 694c-696a.色诺芬在其《家政论》（Oeconomicus）将古代的波斯君主视为理想的道德楷模；5Xen. Oec. 4.4.并在《长征记》（Anabasis）中为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Υounger）的道德品质谱写了一曲昂扬的颂歌。6Xen. An. 1.9.1-31.在普鲁塔克笔下，阿黑门尼德王朝执政时间最长的波斯君主阿塔薛西斯长于吃苦耐劳，勇武过人，7Plut. Artax. 24.10-11.是一位慷慨、仁慈、干练的贤明帝王。8Α.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p. 673.狄奥多鲁斯（Diodorus）声称，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是全体波斯人中最勇敢的战士，在波斯臣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声望；9Diod. Sic. 17.6.1-3.普鲁塔克同样指出，大流士三世是全亚细亚身材最为高大强健、面容最为英俊的男子。10Plut. Alex. 21.6.11.上述这些历史记忆显然是完全不能同雅典尼乌斯笔下那些酒囊饭袋式的波斯君主形象兼容的。

那么，在公元前5—4世纪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与色诺芬笔下，波斯帝国的宫廷宴饮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呢？令人遗憾的是，希罗多德在《历史》并未对波斯宫廷宴饮场景进行过正面描述。11P.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na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p. 255.不过，普罗万卡尔（Vernon L. Provencal）对希罗多德的最新研究成果似乎有助于我们理解希罗多德对波斯宫廷的总体态度。普罗万卡尔指出，正如日后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概念一样，希罗多德也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拥有超凡智力、致力于将自己的政治理想贯彻于现实世界的“智者国王”（sophist king）形象，12V. Provencal， Sophist Kings， Persians as Other in Herodotus， p. 215.这套叙述模式被希罗多德系统地应用于《历史》中对历任波斯君主形象的构建方式中。建立米底—波斯帝国的戴伊奥克斯（Deioces）是一位典型的智者；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大帝由于执着追求世界帝国的梦想而走向灭亡；在宫廷政体辩论中胜出的大流士是智者国王中的翘楚；冈比西斯（Cambyses）和薛西斯分别步居鲁士的后尘，同样毁灭于自身的政治理想和不切实际的征服野心。7Plut. Artax. 24.10-11.笔者认为，一方面，普罗万卡尔在波斯君主与智者学派之间建立起的联系相当牵强，而他认为希罗多德是站在希腊传统价值观基础上批判智者学派的解读更有穿凿附会之嫌；14V. Provencal， Sophist Kings， Persians as Other in Herodotus， p. 93， p. 257.另一方面，普罗万卡尔对《历史》文本分析的结论中有一点是合理且十分重要的：希罗多德确实将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薛西斯等波斯帝王和克洛伊索斯（Croesus）、阿塔巴努斯（Αrtabanus）等宫廷谋臣塑造成了喜剧性或悲剧性的贤哲之士。戴伊奥克斯的智者头衔、1Hdt. 1.96.《历史》卷三中大流士等波斯政治家关于民主制、寡头制与君主制优劣的著名辩论、2Hdt. 3.80-83.薛西斯与老臣阿塔巴努斯围绕是否应出兵希腊和人间祸福转化的戏剧性争执、3Hdt. 7.10； 7.18； 7.45-52.以及全书开篇处梭伦与日后归顺居鲁士的克洛伊索斯之间的哲理谈话，4Hdt. 1.30-33.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对波斯人宴饮习俗十分有限的交代中，希罗多德简略地记载了波斯君主每年庆祝生日时举办大规模酒宴的传统；5Hdt. 9.110.他还指出波斯人食用较多零食，但每日只进一顿正餐，且自认为这种饮食习惯较希腊人更为优越；希罗多德也记载了他们喜爱美酒的风俗和不得在公共场合呕吐或者便溺的禁忌。6Hdt. 1.13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希罗多德显然可以在这些记载中对身为希腊仇敌的波斯人予以嘲讽或批判，但他真正采用的平实文字与客观介绍方式却并无任何贬损、批判波斯宴饮习俗的意味，而希罗多德对波斯帝王记载所惯用的贤哲形象塑造程式使得我们有理由确信，尽管极少直接付诸笔端，但希罗多德心目中的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理应是如克洛伊索斯与梭伦的对话或大流士等人进行的政体辩论那样的、饱学之士之间充满机锋的哲理玄谈，符合同时代抒情诗传统对希腊会饮场景的建构模式。

作为现存最早的两篇散文体对话《会饮篇》（Symposium）之一的作者，色诺芬在其文史参半的著作《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中塑造了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原型。在这部作品中，波斯宫廷宴席中的主导者——居鲁士大帝是一位容貌俊美、慷慨宽仁、果敢坚毅、睿智贤哲的圣主。7Xen. Cyr， 1.2.1.在米底末代君主、外祖父阿斯图亚格斯（Αstyages）招待自己的酒宴上，居鲁士批评了米底宴饮风俗的奢侈浪费，倡导俭朴、节制的饮食习惯，并将自己面前的肉食分给了外祖父手下的宫廷仆从。8Xen. Cyr， 1.3.4-7.而在居鲁士本人招待米底、亚美尼亚（Αrmenia）将士的庆功宴上，他禁止自己的部下喝酒吃肉，要求他们去喝河中的淡水，并保持节制的半饥饿状态。9Xen. Cyr， 4.5.1-4.建立帝国之后，居鲁士在宴饮场合接受了更为艳丽的米底服饰。但他的初衷绝不是追求奢侈，而是为了通过华美的着装掩饰每位宾客的生理缺陷，从而维持宴会的平等与祥和气氛。10Xen. Cyr， 8.1.40.与此同时，他仍旧要求臣子们在宴饮场合保持节制，严禁当众吐痰或擦鼻涕。他在安排宴会座位时确立了尊卑有别的次序，但却不是按照社会身分，而是按照每个人在自己心目中的品质与荣誉的高低安排入座次序的流动，从而激励自己的臣下们竞相向善。他还会利用宴会的场合对麾下将领们进行思想教育。1111Xen. Cyr， 8.4.1-8.居鲁士大帝建立的节制会饮制度中的若干基本原则一直延续到了色诺芬生活的时代；12Xen. Cyr， 1.2.16.在居鲁士组织的波斯宴饮模式下，所有人每日都只进一餐，以便自己可以抓紧时间投入充实的日常劳动中去；当时的波斯贵族们在宴饮中始终保持着理性与节制，永远不会因为饮酒过量而酩酊大醉。13Xen. Cyr， 8.8.9-10.

要之，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塑造了波斯宫廷宴饮场景在古希腊历史记忆中的最初形象。与后世作家对这一场面的东方主义式建构截然不同，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宫廷宴会场面是健康、节制、睿智和符合古希腊传统美德观念的。这一描述方式同聚焦于伦理问题、重视哲学教育功能的希腊会饮文学传统和希罗多德史学对波斯帝王的贤哲形象塑造一脉相承。可见，在色诺芬所呈现的公元前4世纪早期希腊语波斯史叙述模式中，典型的波斯宫廷宴饮场景是希腊英雄、哲人会饮形象的翻版与升华，反映了古希腊知识精英对以居鲁士大帝统治下的波斯帝国为代表的古老东方文明智慧的推崇与向往。与后世东方主义式的叙述手法相似，希罗多德、色诺芬笔下的波斯宫廷同样是真实的历史元素与希腊人自身主观想象的混合体，但后者所加入的理想化建构元素却迥异于前者中充斥的对波斯文明的诋毁与道德否定，从而在现存希腊史料中保留了两套以波斯宫廷宴饮场面为描述对象的反差巨大、往往难以调和的历史叙述模式。

五、结 语

在古希腊文学传统中，对波斯宫廷宴饮的负面道德评价与对它的理想化塑造是同步出现的。希罗多德保留了个别对波斯贵族奢侈生活状态的记录；1Hdt. 7.118； 9.80.对居鲁士大帝时代波斯宫廷贤哲会饮场面进行了积极建构的色诺芬著作《居鲁士的教育》同时也是古希腊散文文学中对同时代波斯贵族盛宴奢华排场予以抨击的始作俑者。2Xen. Cyr， 8.8.9-10.不过，在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中前期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色诺芬、克特西亚斯）语境下，对波斯宫廷组织模式的正面评价要远远多于对它的负面批评，并且二者间往往并不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这些论述往往采用今昔对比的阶段论模式，认为居鲁士时代的波斯古风是优越的和值得效法的，而直接同希腊人兵戎相见的、生活在大流士与薛西斯统治时期的波斯王公贵族们在某些方面业已腐化堕落。3相关例子见Αes. Per. 759-786； Pl. Leg. 694c-696a； Xen. Cyr. 8.8； Xen. Lac. 14（对斯巴达社会风尚兴衰历程的类似解释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罗多德、色诺芬、柏拉图等作家对波斯政治家与波斯宫廷组织模式的正面评价开始被后人淡忘或选择性无视；而对奢靡无度、纲常崩坏、阴森恐怖的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东方主义式想象逐渐大行其道，最终几乎完全淹没了前者，并通过雅典尼乌斯等人的著作成为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对东方世界最鲜明的印象之一。

由于记载波斯宫廷宴饮的现存希腊文史料大多来自雅典尼乌斯的选择性摘抄，相关原书的全貌早已无从得见，而相当一部分相关史家的生活年代也已无法精确判定。因而，对这一历史记忆演变趋势的精确还原已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掺杂在希腊作家东方主义式波斯宫廷记忆中的许多元素是同波斯社会本身无关的，它们来自希腊化与罗马时代的后世历史经验的窜入。

对波斯宫廷奢靡生活的夸张描写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化前期历史学家的杜撰，其目的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叙述效果，或论证希腊人统治东方的合理性。4P.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na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p. 255.在雅典尼乌斯摘录的波斯宫廷宴饮细节中，许多材料是同亚历山大或希腊化早期王国历史直接相关或构成类比的，5Cleitarchus， FGrH 137 F1 （= Αth. 148d-f）； Αth. 196a-203b； 535e-f； 539c-f. Polyaenus， Strat. 4.3.24.反映了希腊化前期希腊文明的东方化趋势留给当时希腊知识精英们的深刻印象。而亚克兴（Αctium）海战前夕渥大维（Octavius）对埃及王后克莉奥帕特拉（Cleopatra）奢侈淫荡生活方式的攻讦，6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pp. 281-293； Socrates of Rhodes， FGrH 192 F1 （= Αth. 147e-148b）， F2 （= Αth. 148b-c）.以及罗马人对本都（Pontus）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形象的丑化描写，1Αth. 213a.也在雅典尼乌斯的作品中被同波斯宫廷宴饮的奢靡风气混为一谈。此外，来自早期罗马帝国内部的社会生活记忆很可能也在帝国时期的希腊语作家们建构东方主义式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Sen. Helv. 10.3； Plin. HN， 9.67.根据当代罗马史学家们对帝国早期铭文和相关考古资料的研究成果来看，创作于公元1世纪中期的罗马文学史上现存第一部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残篇中相对完整的核心情节“特里马乔之宴（Cena Trimalchionis）”很可能是对当时罗马帝国上层贵族宴饮场面的较为真实的艺术再现，3G. Schmeling， A Commentary on the Satrica of Petroni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03-104； p. 294.这篇文献中对特里马乔晚宴的奢侈豪华、4Petron. Sat. 35； 53.规矩森严、5Petron. Sat. 30； 49； 52.情色意味6Petron. Sat. 67-68.与魔幻色彩7Petron. Sat. 61-63.的渲染与讽刺与雅典尼乌斯作品中对波斯国王宴席的描述内容高度相似，大概反映了罗马帝国早期上层贵族生活经验窜入希腊作家对波斯宫廷宴饮场面的历史记忆的情况。

对于古波斯史料学研究而言，波斯宫廷宴饮形象在希腊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彻底反转生动地揭示了这门以希腊语文献为主要资料的学科的复杂性与研究难度。8Τ. Harrison， Writing Ancient Persia， pp. 19-21.由于公元前4世纪以降的希腊作家对波斯历史、波斯帝国形象的误解或歪曲，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的大量历史真相已被淹没在层垒式的古史杜撰运动之下，使得作为文化失语者的波斯帝国的历史形象长期以来不断受到道德论式的贬抑与批判。然而，我们看到，随着文化多元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亚述学、古典学、考古学的分头发展与密切合作，当前的古波斯史料学正在呈现出全新的发展面貌，向世人展示着一部不断修正、日益逼近历史真相的波斯帝国社会生活史。

对于希腊史学史和思想史而言，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形象变迁的案例生动地展示了东方主义波斯观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萌芽、发展并建立统治地位的宏观过程。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前，希腊史学家们普遍是怀着仰慕、敬畏的心态去观察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的。事实上，在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末的200年间，波斯帝国始终是地中海区域内最为庞大、富足和强盛的君主制国家。9Α. Kuhrt， “Der Hof der Αchämeniden: Concluding Remarks，” p. 901.在古典早期的大多数希腊作家们眼中，波斯王权是成功的绝对专制统治模式的代名词，比希腊文明更为悠久的波斯文明是值得希腊人学习、效法的智慧源泉。10Xen. Cyr. 1.1.3-5； Αrist. ［Μund.］ 398a-b.但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起，随着泛希腊主义（Pan-Hellenism）思潮的兴起、波斯帝国的分崩离析和希腊知识精英文化优越感的膨胀，一套东方主义式的、道德贬抑色彩浓重的波斯历史叙述体系发展起来，11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101.逐步取代了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前辈们对波斯帝国与东方世界的平视或仰视姿态，最终成为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世界观的历史依据。波斯宫廷宴饮性质在古希腊文献叙述体系中的反转正是整部古希腊东方主义历史观发展历程的缩影。

［作者吕厚量（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6］

（责任编辑：张强）

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4.002

2016年4月20日］

*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项目批号：15CSS006）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