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索尔·贝娄在《雨王汉德森》中积极探索人类生存面临的困境，并通过赋予主人公自由选择的尊严及具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多重身份探寻出路，破译生存的密码，极富人道主义色彩。

关键词：存在；神话；人道主义

作者简介：杨傲霜（1989-），女，安顺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2

索尔·贝娄的第五部作品《雨王汉德森》是他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其写作的成熟。贝娄在这部作品中以令人捧腹的喜剧风格探索严肃的命题，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关注人类生存最本质的问题，并在神话中探索出人类困境的出路，赋予了这部作品以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因而，《雨王汉德森》也成为贝娄作品中最积极向上的一部小说。1976年，贝娄由于其作品中“融合了对人性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细致的分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

一、生存困境

《雨王汉德森》是一部情节简单而意蕴复杂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汉德森出身名门，毕业于常春藤名校，还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三百万美元。尽管出身显赫，生活富足，汉德森却一直地被一个来自心底的声音——“我要！我要！我要！”所折磨。为了摆脱困扰，他远赴非洲，寻求良药。

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采用以倒叙为主的交错的叙事方式和意识流的叙事手法，在开篇便指出了主人公的精神危机。就个体而言，汉德森的精神危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源头。首先是他和父亲的难以调和的父子矛盾。动物是本篇小说的重要意象，汉德森在小说末尾才回忆起的熊便是其中之一。兄长迪克死后，汉德森在父亲的怒吼中离家出走，自我放逐，跑到加拿大，在安大略的一个娱乐公园找了一份和一头熊一起表演滑车的工作。这头熊由于“老得病病歪歪”[2]而被主人抛弃，“出于一种共同的绝望心情，我们在表演过程中互相抱住了，脸贴着脸”，“我们俩是同一类型的。史莫拉克是被遗弃的，而我也是个以实玛利”[2]。并且，小说中也多次出现诸如此类源自《圣经》的引语。老熊被主人抛弃，而汉德森则像《圣经》中被亚伯拉罕流放的以实玛利一样被自己的父亲遗弃。老熊实际上隐喻了汉德森为父亲所遗弃的绝望，并由此导致他对迪克之死的愧疚，时常感慨人生错位。这是他和父亲的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他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构因。此外，猪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象，隐喻着主人公的精神异化。汉德森多次自比为猪，他说猪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他的身上处处体现了猪性，不仅行为像猪，就连思想也融入了猪性，即贪婪、自私、懒惰。实际上，汉德森的异化从侧面表现出现代人的精神堕落。另外，汉德森时刻受到死亡的威胁，终日生活在恐惧中，死亡的阴影令他感慨“死亡和我差不多亲如兄弟了”[2]。关于二战中“一千五百万死人”的记忆，兄长的亡故，邻居老太太的离世，水族馆的章鱼，岳父的自杀，瓦利利部落茅屋中的尸体等，无一不在向他发出死亡的警告，折磨着他敏感的神经。最后，他看到邻居老太太堆满垃圾的屋子，受到震动，意识到如果继续逃避现实而不采取措施，他的人生结束时除了一堆垃圾，将一无所剩，而这也是他非洲之行的直接诱因。

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人经历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同汉德森一样，人们也始终面临死亡的威胁。这首先是由人的死亡意识决定的。弗洛伊德认为，“一切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3]。死亡是人类无法避免的事实，死亡意识因而成为一种普适的集体无意识，始终潜藏、徘徊于人的心灵。另外，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深陷朝鲜战争，冷战、麦卡锡一党的反共迫害、对核武器的恐惧、对大萧条的黑暗回忆等都给当时人们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垮掉派更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反叛运动，“公开蔑视美国现存的价值观，故意嘲弄和破坏传统的道德规范”[1]。因此，掩藏在当时的美国大众富足生活背后的是迷茫、无措。发表于1959年的《雨王汉德森》正是反映了这种丰裕社会背后的精神危机，表达了贝娄的人道主义情怀。

事实上，小说的主人公本身便是一个隐喻，象征着陷入困境中受难的现代人。在写给莉莉的信中，汉德森提到：“我心中有个声音在说：我要！我要？我？它应该对我说，她要，他要，他们要。”[2]换言之，汉德森的精神危机就是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危机。他在提到自己的显赫的家世时说：“我的祖先从印第安人那里偷来了土地”[2]。这不仅是汉德森的自嘲，也是以他为代表的广大美国人作为欧洲白人移民的后代对其祖先取得美国这块土地的合法性的质疑，更是对其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血腥屠杀、残酷驱赶的内疚心理，从侧面印证了美国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这一说法。汉德森叹息道：“唉，做人真是苦恼啊！你会得种种怪病的。其原因就在与你是人，再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剩下的最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付死亡。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2]这一感慨反映出汉德森不仅代表了美国人，更代表了整个人类。汉德森的受难便是整个人类的受难，他的生存困境亦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

二、神话中的救赎

为了改变现状，汉德森奔赴非洲，其救赎之路充满了神话色彩。他的非洲之行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阿内维部落，第二个阶段是在瓦利利部落。

汉德森在这两个部落的经历有一个表层的情节结构。阿内维是一个充满伊甸园色彩的部落，其部落首领是一位雌雄同体的女王。在她那里，汉德森意识到自己想“要”活下去，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于是贝娄安排他继续前行，来到了瓦利利。

不同于善良温和的阿内维人，瓦利利人“待人冷淡，阴森得很”[2]，这个部落实则是现代文明的缩影。根据人类学家弗雷泽的研究，一些远古部落中存在一种奇异的王位交接习俗，人们认为“部落和自然界的繁荣昌盛有赖于部落首领的生命力”[4]。当首领的生命力衰退时，他将被杀死，王位由新的生殖力强盛的首领继承。“国王复活的方式有两种：在部落里制造一个躯体，把他的神性传给下一位继承人，因此他的继承人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同的人，而是同一种力量以新生的形态的继续”[4]。瓦利利的王位交接本质上也是这种习俗的变异，国王的生命力一旦衰退立即就会被身边的妻妾举报而被大祭司等人绞死。由旧国王死后身体里长出的蛆变幻成的狮子被视为他的灵魂，新继位的国王必须亲手捕获并抚养这头狮子，其王位的合法性才被完全承认。瓦利利部落的现任国王名为达孚，他在上一任国王，亦即他的父亲，过世后中断学业，被召回部落继承王位。他继位后的第一要务便是捕获被视为其父灵魂化身的狮子米格罗，以完成王位继承的最后仪式。然而，他在首次捕狮行动中没有成功猎获米格罗，却带回了另一头母狮阿蒂，并不顾大祭司等人的强烈反对而执意要养育阿蒂。此时，部落内又出现了被视为上天“降祸”的干旱，阿蒂因而被认为是女巫的化身，并以其邪恶的力量影响着达孚。由此，继位仪式的失败致使达孚最终被部落抛弃，他的死亡一开始便是注定了的。恰逢此时，汉德森出现在了瓦利利人的视线内，他被大祭司的助手引诱至部落，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一系列仪式，成为王位的实际继承人。搬动茅屋内的尸体—后被证实是被杀死的前任雨王—是他经历的第一个仪式，是对他的生命力的测试。在求雨仪式上，他搬动神像门玛，迫使上天降雨，缓解干旱，获封雨王“圣戈”，完成了第二个仪式。其后，汉德森在达孚的指导下开始了精神复苏之路。可以说，达孚的这一举动并非只是单纯地出于朋友间的情谊，更多的是他在预见自己的死亡之后为部落培养下一任国王的刻意之举。最后，达孚死后，逃离瓦利利的汉德森带走了达孚化身的狮子，成为无冕之王，完全克服了精神危机，唤醒了沉睡的精神。

在这个表层的情节结构之下暗含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隐喻结构，主要体现在汉德森的多重身份上。魏登女士在其著作《从祭仪到神话》中提到了圣杯传奇中渔王的故事，渔王由于患病而失去生殖能力，致使国土沦为荒原，只有某位骑士找回圣杯，渔王才能重获生命力，并使大地恢复生机。汉德森既是受难的渔王，同时也是寻回圣杯、解救人类现代文明之“荒原”的骑士。如同渔王经受阳痿的痛苦，汉德森也饱受精神危机的折磨。同时，“旷野”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表征的是汉德森的苦难经历。“你必被赶出离开人世，与野地的兽同居”[2]。正如渔王之国的危机根源于其首领的隐疾，现代人也由其自身的堕落致使现代文明沦为一片荒原。贝娄将人类现代文明类比为旷野，亦即荒原，展现了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危机。

汉德森的非洲之行是其精神康复之旅，同时也规定了他骑士的身份。由于部落神话和祭祀仪式与自然节律、季节循环的相关性，与死而复活的神或英雄相对应的人便也始终经历着“生—死—复活”的循环。换言之，这些部落相信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它会不断获得新的载体从而达到永生。正因为如此，达孚才会在终日被以大祭司为代表的死神的环绕下从容生活，并最终平和地面对死亡。他继承了父辈的灵魂，而他自己的灵魂也将通过狮子得到传承。在宗教文化语境中，狮子这一意象是智慧与活力的化身。在达孚的指导下，汉德森直面丧生于狮爪之下的危险，即学会了面对现实，正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由此而摆脱了如影随形的对死亡的恐惧。同时，在重新审视迪克的死亡事件的过程中，他回忆起过去曾被自己有意无意忽视的父爱，在心中达成了与父亲的谅解，实质上化解了父子矛盾。并且，汉德森在达孚的强烈要求下，观察、模仿狮子的奔跑与吼叫。日复一日，他在高烧中咆哮、怒吼。病态的身体表征的是受难的灵魂，而新长出的毛发不仅表明了身体的康复，更象征着灵魂的获救。汉德森最终清除了身上的猪性，承接了代表智慧、勇气和力量的狮性，唤醒了沉睡的精神，彻底治愈了精神危机，重获新生。就此而言，汉德森完成了“生—死—复活”的循环。搬动门玛神像，获封“雨王”是汉德森从受难的渔王向为荒原带回生机的骑士身份转换的关键一环。作为王位的候选人之一，主管降雨与生育的雨王是生命力的象征，他不仅带来雨水缓解干旱，更能激活生命力，赋予万物生机。从这个角度而言，汉德森带回作为达孚灵魂化身的幼狮寓意骑士寻回圣杯，人类终将因此而获救。

三、结语

法国哲学家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汉德森的非洲之行是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为了“存在”而做出的自由选择，最终获得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救赎，更是所有受难的现代人的救赎。值得一提的是，贝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绝大部分作家都受到艾略特消极的“荒原哲学”的影响而专注于表现现代文明的支离破碎及现代人被上帝遗弃而毫无出路的困窘的大环境下，以这部作品表达他对人的存在与尊严的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贝娄对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的探索，以及对人类命运的乐观信念，使作品超越了单一种族的局限，获得了普世的、积极的价值与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海平，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索尔·贝娄·雨王汉德森[M].王敏渚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集[M].长春市：长春出版社，1998.

[4]朱丽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