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林

去年十二月，立英陪她爸爸，也就是我的舅舅从深圳飞到哈尔滨参加三姨妈的丧事，舅舅原本打算完事后就返回深圳，为立英做出国的准备。在我的怂恿下，舅舅终于决定同我一道回沈阳待些日子，沈阳毕竟是他的第二个故乡啊！立英只好随从，但我感觉她似乎嗔怪我和舅舅喝酒。舅舅只比我大两岁，我们爷俩处得倒像哥俩。我把这事第一时间告诉了家母，她十分高兴，并叮嘱我：“让三丫头也来。”“三丫头”是立英的“小名”。说起三丫头，我老娘如数家珍：“哼，三个小子也不抵人家一个丫头啊！”一直以来，“三丫头”于立英便成了舅舅的一个传奇。

舅舅有三个孩子，都是女儿，立英排行老三，对一连有三个女儿的农村舅舅来说产生了很大的气馁，一心要儿子的他碍于国策的约束只得在第三个“丫头”这里打住。于是，“三丫头”的俗称便这样随口叫开了，而“于立英”的大名竟被人们丢掉到了一边。立英今年已经三十七岁了，已然进入“中年妇女”的行列，可是在我老娘和舅舅他们这一辈中仍叫她“三丫头”，立英也不以为然。现在立英什么都好，就有一样不好，单身，一直单身，似乎除了她自己，大家都为她着急，可“皇帝不急，太监急”。立英的原则是宁缺毋滥，可遇不可求，她甚至说自己要厮守爸妈一辈子。她的想法令爸妈沮丧，因为舅舅和舅妈不这样想，他们可不想女儿考上了大学，有了好工作却落了个“单身”。我老娘更是百思不解，常说“三丫头”眉清目秀，高挑个头，名牌大学毕业，工作又好，挣得也多，还有房子，咋就遇不上一个合适的呢？我说就是因为她的条件太好了，所以才成了“剩女”。我问过舅舅，立英到底要挑个什么样的？他脱口就说：“完人！”听得出，舅舅心有其怨。

舅舅去沈阳的确有事要办：除了看他大姐（我老娘）和他另外两个女儿，再就是看房子。这是前年立英利用出差的机会在沈阳给父母买的精装期房，舅舅想看看实际户型和工程进展情况。看房子那天正赶上一个大冷天，我开车带舅舅和立英，还有我老爹，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离市区很远的新小区。按合同规定房子到今年八月交付使用，估计至少已有雏形。给爸妈在沈阳买一套房子这是立英多年的夙愿，她想让辛劳大半辈子的爸妈“冬住深圳，夏住东北”，安度晚年，现在她有这个能力了。谁知由于沈阳气温太低，无法施工，整个小区已经停工，立英她们那栋四十五号楼早就“封楼”了。凛冽的寒风中，我本想打道回府，为了不让舅舅失望，立英提议找一个相同户型看看，我爸也“嘶嘶”地擦着鼻涕说别白跑一趟，还是看一看放心。

于是几经辗转，最后才在四十一号楼十九层找到相同户型的“二号”门，庆幸的是整个楼层的六户人家只有二号进驻了。这是立英是从防盗门扶手上的“塑料薄膜”已被“撕破”为线索判断的。舅舅贴在二号门前听了听，有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能让“二号”开门了，以我的经验这基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个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电视剧，毋庸置疑，一个“片名”道出当下世态，“说话”尚且不能，遑论“开门纳客”了。我们几个老的先是凑在一块小声商议如何“巧言”诱导“二号”开门，谁知就在我们几个神兮兮搞“小伎俩”时，立英却让“二号”开了门，不知她说了什么。房主居然是一位二十多岁漂亮的年轻妈妈，怀里还抱着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她一边热情地让我们进来，一边说屋里就她一个人，老公不在家，还歉意地坦承原本是不打算开的。为了不过分地打扰这个好心的房主，我们匆匆看完后便千恩万谢地出来了，在电梯里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扬这个年轻房主少见的热心肠，无不为之感动。

回来的路上我好奇地问立英到底说了什么那房主就开门了，大家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立英说她也没说什么，就是实话实说嘛，“哎，有那么复杂吗？”她反问我，于是“开”与“不开”之争竟成了回家路上的话题。家父和舅舅，当然还有我，我们三个老男人一致认为这个女房主有点傻，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该开门。老爹语重心长地告诫三丫头可不能学那个姑娘，不认不识的怎么能随便开门呢？舅舅说亏了遇上咱们这几个好人了。我也认为这个姑娘有点太实在了，怎么能当陌生人的面还说老公不在家呢？立英反问舅舅：“爸，你们千方百计地让人家开门，人家开了，你们又说人家傻，大哥，这里你文化最高，那你说到底该不该开呀？”我一愣，没想到她会这么问。我真的不知道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不管咋说房子看了，心里有了底，这是硬道理。立英现在是“华为公司”总部的中层干部，中国大地早已走个遍，很快就要被派驻“欧共体”市场。说起这些，舅妈总掩饰不住一种自豪感，从前的丑小鸭如今真的变成了白天鹅。从立英身上很难看出她的实际年龄，曾经北方乡下那个“三丫头”的感觉早就消失殆尽。

1979年春天，当过兵的舅舅似乎感觉到一点什么，他孤注一掷地把舅妈和三个丫头破釜沉舟地从黑龙江北安乡下带到沈阳大姐（我妈）这儿，他要彻底改变三个乡下丫头的命运，用他的话说叫“连根拔”。我想舅舅当时该算是中国最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之一了，尽管他有“初三”的文化背景，还是转业兵，最后还是不得不蹬起板车走街串巷卖水果。那时立英的两个姐姐为了家里的生计先后都不得不放弃学业开始打工，而整天跟着板车转悠的就是流着鼻涕的三丫头。舅舅发誓一定要供三丫头上大学，舅舅清楚，三丫头只有上大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的命运，舅舅不想让他的三个女儿都当打工妹。立英从小就表现了与她两个姐姐不同的个性，看着自己两个有模有样的姐姐相继嫁给了明显不属意的夫家，立英不解，舅舅对她说如果你考不了大学也得这样。立英的两个姐姐由于没有正式的城市户口，在挑选夫家的时候一直处于劣势，虽说都有个好长相却照样遭到贬值，标准一再退而求其次。姐姐们只能用此下策获得在城市的永久居住权。

立英看出弊端，她决绝地对她爸妈说：“我决不这样，宁可不嫁人。”舅舅心中暗喜，更下决心，砸锅卖铁也要供三丫头上大学。立英高考复习最后的冲刺是在她家租的那间房子外墙临时搭建的“偏厦”里，那是舅舅家简易的“水果仓库”。低矮的小屋里弥漫着夏季溽湿的地气，地气里混杂着水果的清甜，阴香而不爽。墙头上那个小小的窗户离地面很高，是通风用的防盗铁窗，竖着几根铁筋。为了阻隔外面喧闹的市声，立英索性用木板把它堵上。为了给家里省电，她又坚持用最小的瓦数灯。高考那阵子不管多累舅妈都坚持给女儿做一点简单的“宵夜”，有一回舅妈感冒了，舅舅试着给她做了一碗凉粉，立英边吃边说“香”，舅舅从没做过凉粉，“香”的可能性不大。舅舅把小铁窗上的小木板拿开，逼她过来通通风，别受潮，她却不让动那个木板，说外面吵，舅舅说外面已经是后半夜了，哪还有什么声音？立英还是不愿站在窗前，她说站在这种“小铁窗”前会使她想起电影中敌人关押共产党员的“监狱”，离开时舅舅的眼眶泛红。endprint

立英果然不负众望，第一志愿就考上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又如愿去了深圳“华为”。工作几年后她的个人问题却一直没有结果，年龄越来越大了，舅舅和舅妈终于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变卖沈阳的家当去深圳亲自督阵，同时照顾她的生活。立英坦承，她之所以选中民企“华为”，“薪资”是要素之一，她要尽早回报父母。一工作立英就开始催促爸妈彻底歇业来深圳，她要养活爸妈，要让他们过有尊严的生活。无奈舅妈身体一直不好，更是惦念另外两个女儿，虽说都已“成家”，却未能“立业”，去深圳的事一直拖了好几年。

如今老两口已定居深圳，成了三丫头的专职“保姆”，每天为她细做三餐，舅舅上灶，舅妈采购，典型的东北乡下老两口却学会了一手道地的广东煲汤手艺，而且舅妈还迷上了社区广场的“大妈舞”。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每天琢磨最多的就是吃什么，怎么吃，舅舅和舅妈原本黝黑的皮肤也白了。立英一再对父母说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吃喝玩乐”，不要老想着钱的事，钱就是用来消费的，更不要老想着她的事，“当事人都不急，你们急什么”，这是她的口头禅。每当她这样说的时候舅妈就生气：“咋的，不找了？”立英开始有了逆反心理，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陌生的男人进来呢？在她看来现有的亲情就足够她享用的了。说一千，道一万，立英的婚姻成了舅舅和舅妈挥之不去的心病，再好的物质生活也不能让他们心满意足，尽管老两口已经游遍了大半个中国。

回深圳不久，立英寄来一个包裹，托我转交给那个四十一号楼的“二号”女户主，原来她从香港给那个三岁的小姑娘特意买了一个“芭比娃娃”作为礼物。我看着这个意外的礼物心中顿时有种莫名的感觉，说实话我已经把这个小插曲给忘了。立英的“反常之举”再次令我感到自惭形秽，就像一面镜子在我心中一闪，令我豁然看到自己心中那些一直被撕裂的信念在黑暗里挣扎，却不愿意做出正能量的选择。我十分感慨，立英的“反常之举”与那个“开门纳客”女孩的“反常之举”大约正是印证了当下社会的诸多“反常”。事实上这两个女人间的事情原本就该是一种生活的常理，而当下的事情之所以越做越复杂正是离开简单常理越来越远了，以致于人们连起步的初衷都记不清了。说实话，我见过不少像立英这个年龄的女人，她们被历练得个个精灵老道；可是同样这个年龄像立英这样的“老菜鸟”却不多，一如鲁迅所言：“人和人的差别有时就像人和类人猿一样。”由此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些所谓的“姑舅亲”里，有谁真正地了解“三丫头”呢？包括舅舅和舅妈，大家看到的、关注的只是她单身的现实和丰厚的工资待遇及风光的工作。

今年春节刚过，立英来北京办理相关的出国手续，顺便又来到沈阳，恰逢她大姐和大姐夫闹离婚。听老娘说立英大姐一直不能接受她老公赌钱的恶习。而她的外甥女小敏又刚考上大学，父母的纠纷使她的学费成了问题。我在给立英联系订机票时她突然来电话说要晚走两天，我还以为是公司的业务，原来是要处理小敏的事。 她把小敏叫到我老娘家，一再安慰六神无主的小敏，告诉她不用担心，只管好好学习，上学的钱由小姨来解决。她特别叮嘱小敏，说：“如果不上大学，你的未来就跟你妈妈一样。”这样的“庭训”在于家是个最简单的道理。之后立英又把姐姐和姐夫请到饭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忆苦思甜中又义正词严，最后竟声泪俱下，悲摧之下众人泪崩。立英当场立下“约法三章”，即刻要求他们二人每月定时交付小敏定量的“助学金”，并签下保证书。最后她给姐姐扔下一张建行卡，内有八千元作为小敏“助学基金”的基数，她还会不定期地往里存钱，并挑明这笔钱必须“专款专用”。

我开车到宾馆接立英去机场，在驶往机场的高速路上她一路无语，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到深圳后，舅舅给家母打来“报平安”的电话，他说三丫头是一路哭到深圳的，还说三丫头很少哭，舅舅急切地想知道在沈阳到底发生了什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