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

公元1127 年，北宋东京开封沦陷。在兵力绝对占优的情况下，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宋在家门口兵败，两任皇帝被抓走，将中原大片肥沃的土地拱手让给了金人，史称靖康之变。

虽然说赵家人把土地让给了金人，但是金人自己也知道，他们想要凭借自己400 来万的人口统治接近1 亿人口的大宋，这基本上很难，因为大宋臣民一旦造起反来，凭借他们的人口基数， 这是个很不好收拾的场面（直到500 年后满清入关，他们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宋人治宋，扶植一个汉奸傀儡政权，帮着管理这一大片土地。

所以金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给大宋沦陷区选一个“好皇帝”。

沦陷区的军民听到这个计划有点激动，立马推举了几个赵氏宗亲。金人自然不能同意再选一个赵家皇帝，这不是相当于仗都白打了吗？不能， 必须换一个姓！

换来换去，这个人选就落到了47 岁的张邦昌的头上。

张邦昌，河北省阜城县人，哲宗朝进士，仕途非常顺利，靖康之变前是钦宗派到金军大营去议和的主要人选。

张邦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情简直就是——崩溃了。

张邦昌根本不想当这个皇帝，倒不是说他的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他自己知道，他胜任不了。民族危亡之际，皇帝被人抓走了，他变成了皇帝， 大宋沦陷区的军民基本上就两个字：不服。

所以，从接到命令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在谋划自己的后路。不管金人怎么安排，不管宋人怎么看待，反正张邦昌的心里必须坚定一个信念： 我不是皇帝，大宋的皇帝只是临时有事儿出去了， 我只是帮他们看家的，等他们回来，我马上就把家门钥匙还给他们。

1127 年3 月7 日，金国正式下发文件册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从登基仪式开始，张邦昌就开始百般推脱，《金史》和《大金国志》都留下了清晰的记载，《宋史》里也有零零星星隐晦的描述。

登基那天，按照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大楚国的百官在南薰门下跪等候皇帝张邦昌出来训话。等了许久，张邦昌没出现，众人一催，门缝里递出来一张“病假条”——我生病了，起不了床， 你们自己玩儿吧！

金国不开心，命令百官劝进。张邦昌对大楚政权的高级官员王时雍等人说：“你们都知道怕死， 为什么把我推出去？我就不怕死吗？现在捡回一条命，赵家人秋后算账的时候怎么办？（诸公怕死， 又掇送与邦昌邪？虽暂假而归，焉可免祸！）”

金国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也不跟你讲什么科学道理了，直接下了一个文件：三天不登基， 在汴梁进行屠杀！

张邦昌没办法，只好登基。

虽然名义上当了皇帝，但是张邦昌依然时时注意，处处小心，给自己留尽了后路。

首先是礼仪上的，万万不能给人留下口实。

按照规矩，皇帝的办公地点是紫辰殿和垂拱殿，所以张邦昌坚决不到这两处办公，自己选了一个文德殿凑合着处理一下政务。当然，办公桌的朝向也有很大的讲究。皇帝的座位是面南背北， 张邦昌不敢享受这个待遇，把桌子向西放置，以示自己决不当这个皇帝。

既然当了皇帝，百官上朝的时候是肯定要跪拜的。张邦昌阻止不了大家给自己跪拜，但是他有办法，转过身来，跟大家一起行礼——就当是大总管率领大家给大宋的皇帝行礼了。

更讲究的是称谓。皇帝自称朕，张邦昌不敢， 他总是自称“予”；皇帝下发的文件叫圣旨，张邦昌依然不敢，管这叫“手书”。 甚至当王时雍称呼他为“陛下”的时候，他还把王时雍狠狠骂了一顿。

1127 年4 月1 日，金兵带着大宋的两个皇帝， 以及宗室、官员和无数的后宫佳丽北撤，张邦昌换上一身素服，率领满朝文武，为徽钦二宗遥拜送行。事实上，在此之前，张邦昌还做了一件很耍心眼的事——他为了留下徽钦二宗的骨血，选了几个怀孕的后宫嫔妃准备留下，结果被金人识破，未能如愿。

金人撤走之后，各路勤王之师开始从西面八方聚集到开封，叫嚣着要复兴赵氏，清算张邦昌的卖国大罪。

从1126 年12 月10 日金兵围城，到1127 年4 月4 日金军撤得干干净净，勤王之师终于赶到了开封府。

一帮手握兵权的“忠臣”想要清算张邦昌的时候，发现根本清算不着。他登基是为了避免当地百姓受到屠杀，他的规格仪礼没有按照皇帝的标准来进行，甚至于他一直在和兵马大元帅赵构（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暗通款曲，不断地表达同一个意思：“康王你快来，你来了我就把这些全部交给你。”

4 月5 日，张邦昌迎接因为被废而躲过一劫的哲宗元祐皇后进宫。

4 月7 日，张邦昌给赵构写信，再次表达“你快回来”的意思。

4 月9 日，张邦昌开会还政赵家，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同时将传国玉玺献给赵构，伏地痛哭请死。

4 月10 日，张邦昌正式退位，大楚国宣告灭亡，南宋政权建立。就连《大金国志》也说 “邦昌即位首尾三十三日……大抵每事不敢有僭意， 逼迫金国之命尔。”

赵构登基之后，在主战派李纲等人的怂恿下， 开始大规模清算徽钦时期的主和派，张邦昌作为曾经亲赴金军大营的谈判专家，自然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流放湖南长沙，随后赐死。

有野史说，高宗弄死张邦昌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勾搭徽宗的嫔妃。不过这种说法应属牵强。从张邦昌的行事风格就能看出，此人非常看得清形势，知道僭越的后果是什么，连皇位都可以忍住不要，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得罪赵家。

事实的真实原因是，赵构决不允许自己的手下有一个曾经当过皇帝的人，更无法容忍世人议论，自己的皇位是张邦昌相让相赠的。所以，尽管张邦昌算得上是赵构登基的首席功臣，但是他也必须死。

张邦昌死后，南宋的史官把他定性为一个卖国求荣的汉奸，被《宋史》列为叛臣第一名，只能在文中含含糊糊说两句公道话：“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

事实上，张邦昌顶多算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投机分子，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不得已接受了金国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甚至可以算是完全不合格），但是如果要说他是汉奸、金人的傀儡、大宋的卖国贼，恐怕真是误会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