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卢作孚是以“中国船王”闻名于世的，然而30岁之前的他完全是个文化人，从事的职业是教师、记者和编辑。很难想象这个人以后会变成一个商业巨子。卢作孚所办的民生实业公司曾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堪称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中的一个传奇。

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四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 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1925 年，32 岁的卢作孚筹办了民生公司， 从一条船起步，用了不到10 年时间，民生公司就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宜昌大撤退中的表现足以让其名垂史册。

谁制造了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1938 年9 月，入川门户宜昌。

离长江上游枯水期只剩40 天，沿江至少堆积了9 万吨以上的物资，装箱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遮无盖、赤裸裸地杂乱堆放在江边的荒地上，互相挤压，日晒雨淋，有些都已生锈，其中有汽油、炸弹、炸药等军用物资，据说还有故宫文物。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滞留宜昌、等待入川的人员和难民至少在3 万人以上。

面对大撤退的人流，宜昌不堪重负，何况天上还有日机轰炸。政要及各界名人为公为私的函电不断飞向卢作孚，希望能帮助安排入川。民生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说：“每天找他要帮助解决入川船票的多达三五百起，从早到晚穷以应付， 他常常忘记吃饭，连厕所都无法上。”

“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叶圣陶曾在宜昌等船7 天，这两句诗就是当时的写照。老舍也说，在宜昌一等一星期，好不容易在给民生做事多年的朋友的帮助下，买到甲板上的铺位，“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 昼夜地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地走……”，三峡的风景根本看不到，只看到头发。

10 月23 日，当卢作孚飞到宜昌时，他看到各轮船公司从大门口到每个办公室，都挤满了办理交涉的人，其中许多人是军政各方面的重要人物，所有办运输的人员都在全力应付，管航运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相互责骂。眼见长江枯水期将临，航运却陷入了停顿。面对这团乱麻，这个小个子、穿麻布服的四川人出乎意料地镇定，他坚决而有礼貌地让所有人回去，然后到江边查看物资和轮船的实际情况，再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轮船的驾引人员、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商讨紧急运输的方案。

当时，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有22 艘，另有两艘挂法国旗的中国船。以它们全部的运输能力，要将9 万吨物资在40 天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民生公司平时40 天的运输能力大约只有1 万4 千吨。就是在这次通宵会议上， 他们参考1937 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 天时间，设计出一个严密的分段运输计划，11 月计划分出宜昌到巴东、巫山、奉节、万县、重庆五段，到12 月又开辟南沱、小青滩等转运站，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其他都在各站点卸下。他们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 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从11 月1 日起到12 月10 日，每天有24 只船开始穿梭往返，昼夜不歇。

此次宜昌要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 年的总运量。在预定的40 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2.6 万吨的机器物资，与他们平时1.4 万吨的运输能力相比较， 这一次是大大超常发挥了。

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这一壮举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公报》记者徐盈说： “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 以上的运输量，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兵工器材每吨收30 至37 元，其他公物收40 元， 民间器材也只收60 至80 多元一吨，而外国轮船要收300 至400 元。1939 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高达400 万，卢作孚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 以增强抗战力量。”据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仅手榴弹每月就可以造30 万枚，迫击炮弹7 万枚，飞机炸弹0.6 万枚，十字镐20 多万把。

宜昌大撤退后，卢作孚明显消瘦了，他曾说： “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抢运物资， 为此，民生作出了极大牺牲。1939 年以来，民生有9 艘轮船被炸沉、6 艘被炸坏，包括最大的“民元轮”。船员共牺牲117 人，伤残76 人。

药王庙“创世记”

卢作孚是典型的川人长相，面庞瘦瘦的，个子很小，看上去很瘦弱，做起事来却干劲十足， 属于典型的瘦劲型。

卢作孚是重庆合川人，桃片是其家乡的特产， 他小时候挑桃片卖了当学费、生活费，竟因此成为切桃片能手。因为家贫，他只读了6 年小学， 就辍学进入社会。但卢作孚有着超出常人的自学能力与毅力。小学辍学的他自学成才后，开馆办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1924 年，卢作孚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和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 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

在这段时期，卢作孚萌生了创办实业的念头， 想把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结合起来。1925 年，他离开成都通俗教育馆之前，已和朋友具体讨论过办航业的办法。他认为“航业是一切事业之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诗句启发这位四川之子选择了交通运输业。

1925 年10 月，卢作孚在家乡筹办民生公司， 是他一生实业报国的开始，这一年卢作孚32 岁。他没有资本，他的支持者也都几乎没有什么钱。

民生公司最初筹款很不顺利。在上海定制第一艘70 吨的小轮船，造价3.5 万，而他们募集到的股款才2 万元，实际到位的仅8000 元。这8000 元中他还要办一个合川电厂，光是购置发电设备就花了5000 元，剩下3000 元只能作为定金。东拼西凑，他好不容易才筹足5 万元资本。这当中，他特别感念他的小学老师陈伯遵，8 年后他在纪念大会上称之为“最得力的一位朋友”，“在民生公司经济的撑持上加了最大的力量”。

1926 年6 月，民生的第一条船开进川江，取名“民生”号。6 月10 日，在重庆举行的民生创立会上，他们最初确定的公司名称是“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而不是“民生轮船公司”。

一开始，民生公司只有职员7 人，加上船上人员也不过45 人。卢作孚出任总经理。民生公司在合川的药王庙筹备成立，于1928 年冬天搬到总神庙办公（卢作孚此前在重庆北碚办的许多社会事业也都是利用庙宇办公），1931 年才将公司总事务所迁到重庆。

1926 年夏天，卢作孚接“民生”号路过万县，杨森请他担任市政佐办代行督办的要职，月薪500 元，这是他在民生公司薪水的十几倍，但他断然谢绝，匆忙之中草拟一份“万县市政建设规划”作为答谢。当时，四川各路军阀以高薪和职位罗致人才，多位民生同仁皆在延揽之列，面对诱惑，大家抱定“不在利益，而在事业”的宗旨， 始终没有一个人离开。

接船回来的路上，卢作孚构思好了广告画， 找原来成都通俗教育馆的画家刘啸松画了一幅水彩画（以后民生的标志图案也是请刘设计）：长江上是神气的民生轮，远处峨眉山金顶在望。民生的宣传口号是：安全、迅速、舒适、清洁。这张招贴画从重庆一路贴到了上海、广州、大连， 最后贴到了东南亚、日本。

“卢作孚神话”：小鱼吃大鱼

“避实就虚，人弃我取”，是民生公司最初的经营方针。既然人家都拥挤在货运上，他们就从客运开始；既然人家重视长线，他们就做短线。第一年下来，股东分红就有25%，到1927 年， 股本增加到10 万元。

1928 年春末，民生的第二条轮船从上海开回重庆，取名“新民”号（后改名“民用”），这条船是为适应枯水期而定制的，比“民生”号更小，只有34 吨，吃水更浅。从此，合川到重庆这条航线在洪水期和枯水期都有了轮船定期航行。1929 年，他们从一个叫谭谦禄的商人手里买下一艘较大的轮船，改名“民望”，此后成为民生的“发家船”。

依靠这三条船，他们设计出一个最有效的航行方案，即“三条轮船，两条航线”。合川、重

庆和涪陵三地之间，每天都有轮船开出和到达。在“新民”号起航的时候，以修理船舶为主的民生机器厂也在重庆成立，加上此前的合川电厂（电水厂），民生公司的事业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几条船。

民生三条船的总吨位不足230 吨，连有些公司一条船的吨位都不如，但卢作孚决心以小搏大、化零为整，统一整个长江上游的航运业。

“小鱼吃大鱼”，这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 竟然很快成为事实，从而创造了一个可与“荣宗敬速度”相媲美的“卢作孚神话”。曾是民生董事的银行家吴晋航称之为“发展兼并三部曲”。

第一步是兼并商轮，将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下游到宜昌一线的华商轮船公司逐步吃掉。民生的原则是，只要有愿意出售的轮船，不论好坏， 民生一律照价买下。愿意与民生合并的，不论负债多少，民生一律帮他们还清债务，需要现金多少即交付多少，其余的作为股本加入民生。卖船给民生或并入民生的，所有船员一律转入民生工作，不让一个人失业，接收一条船，就按民生的制度运转。率先与民生合并的是上游的福川公司， 273 吨的“福全”轮从此改名“民福”。当时民生提出的营业方针是“联合国轮，一致对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

1931 年，共有7 家轮船公司并入民生，10 艘轮船归入“民”字号系列，最大的“青江轮”288 吨，改名“民享”。民生船只达到12 艘，总吨位1500 吨，员工人数也从164 人增加到518 人。

1932 年，民生继续“化零为整”，在重庆下游，半年内就有4 家华商的轮船公司并入，还接收了一家英国轮船公司，增加了7 艘轮船，最大的一艘有986 吨，改名“民贵”，另外几艘也都在900 吨以上。卢作孚后来解释，之所以合并成功，就是因为民生自愿吃亏，让对方获利。实际上， 这些船也都是折价入股，支付现金不过几十万。

这一年是民生公司诞生的第7 个年头、首航的第6 年，已拥有19 艘轮船，总吨位7000 吨， 正好是创立时的100 倍，职工上千人，是最初的80 倍。卢作孚的民生船队初具规模，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航运公司。也是这一年6 月2 日，“民主”轮首次直航上海，将航线延伸到了长江下游， 直抵大海边。

民生的第二步是兼并军轮，那就要麻烦多了。前面提到的“民俗”轮是杨森无条件卖给民生的， 原来叫“永年”轮。“化零为整”中最难的是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的三艘小轮船，后来是刘文辉电令将这些轮船无条件并入民生，在成都还当面严厉指责他哥哥：“你们纵容底下的人办轮船， 这事是那样简单能办好的吗？应该交给卢作孚， 凑合一个朋友，办成一桩事业。”直到1932 年， 这些轮船落入在“二刘”之战中获胜的刘湘手中， 才并入民生，但又被刘部的潘文华索回一艘。1935 年2 月，刘湘的“永丰”轮也卖给了民生。军轮并入民生固然离不开刘湘等人支持，但军阀自身经营不善，年年亏本，想把包袱甩掉，看到民生公司年年赢利想入股，拿船折价，乃是更重要的因素。

第三步是瞄准外国轮船公司。1933 年1 月， 英商太古公司价值60 万两白银的千吨巨轮在长江触礁沉没，上海打捞公司束手无策，最后以5000 元标价拍卖，无人敢要，结果它被民生买下。在洪水来临前的两个月中，凭土专家张干霆和工人们的智慧、苦战，民生公司奇迹般地打捞成功， 后来它由民生机器厂改造成著名的“民权”轮。

外国轮船公司采用大幅降低运价等手段，试图扼杀成长中的民生。当时有人预言1935 年有两家轮船公司必倒，一是美国的捷江公司，一是民生公司。结果，捷江倒了，民生不但活了下来， 而且还从捷江那里买下5 艘轮船。

昔日川江是外国人的天下，触目可见英、美、日、德、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轮船上叫“舵工”为“瓜六马司”，管货的叫“太利”， 连提货单、航程簿都按习惯用的是洋文，十之八九的人都看不懂。民生一开始也沾染上了这种风气。卢作孚感叹：“这真是外国人的天下。”

后来卢作孚不仅把提货单、航程簿改用中文， 而且大胆废除航运界长期以来歧视中国海员的不合理规定。原来规定轮船上的甲级船员只能由外国人担任，而民生却规定，甲级船员不任用外国人，均由中国人担任，民生章程中还明确规定“本公司股东以中国人为限”。

无论中间有多少曲折，到1934 年，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的所有华商轮船公司都已并入民生。一年后，重庆下游到宜昌一线的所有华商轮船公司也都并入民生。到1936 年，民生公司开辟沱江航线，四川境内所有能通航的河流都有民生船只出没。

从这时起，民生公司开始受到各方媒体的注意，日本航业杂志多次介绍卢作孚和民生公司， 上海的英文《航业周报》也作了大幅报道，1933 年的《垄断川江航运的企图》一文就洞察了民生“化零为整”的用心。1934 年，《申报》公布一个数据， 当年怡和洋行亏损4.5 万英镑，民生盈利16 万元。英国太古、怡和公司在伦敦的总部要求中国买办每周提供民生在长江的航运情报，用以研究对策。

不到十年，小小的民生就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崛起，由八千资本发展到百万资本，从一艘小船发展到三十多艘轮船，从二百里航线延伸到五千多里航线，与实力雄厚的外国轮船公司形成对峙局面，令长期称雄长江的老外大吃一惊。

而中国人则为民生深感骄傲，著名女学者陈衡哲和丈夫任鸿隽入川时乘“民权轮”和“民俗轮”，她在《川行琐记》中说：“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艘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船呀！”一位在外地求学的四川大学生谈到民生轮船说：“票价不高，学生又有折扣， 伙食有五样菜，船员、茶房对人客气，行李安全， 设备好，夏天可以洗澡，没有阶级之分，通舱客可以到官舱去玩。”胡风和家人在战乱时的1938 年11 月入川，虽然正值最紧张的宜昌大撤退时， 但他乘坐的“民本轮”，有着雪白的床单、枕头、整洁安静的船舱，处处都让他惊讶，“在这里只要不出房门，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门旅行差不多”。训练有素、礼貌而且不收小费的年轻服务员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的跟班比你穿得漂亮”

身为总经理，卢作孚在民生最初并没有股权， 是刘湘等人凑了一笔钱给他入股，股东大会为感激他对公司的贡献，赠送给他一些干股。他自称“小小的股东”，不是自谦，而是事实，因为他的股本小至全公司的两千分之一。在1949 年12 月的《民生公司股东名册》中，他和家属名下的股权共两千股，但是他从未领取过分文红利，全家老少一直靠他的一份工资生活。1949 年后，他名下股金折合3 万元，全部交给国家，始终没拿过一文红利。

1932 年，到中国西部科学院工作的徐崇林第一次见到卢作孚，印象极深的就是他穿的这一身土麻布制服，完全没有官气。有一次卢作孚的四川老乡、国民党元老之一的张群和他开玩笑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1938 年夏天，在武昌， 有一次国民党某军干团请他讲演，他穿的是民生制服，其跟班翁祥福穿着派力司中山服，头戴巴拿马草帽，手拿公文皮包，神气十足，接待的人误把翁祥福当作了嘉宾。

1944 年10 月，卢作孚到美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中国代表包括张公权、陈光甫、李铭、范旭东、贝祖贻，他也是光头穿着这身粗布民生服去的。正在美国为乡村建设学院募款的朋友晏阳初说：“作孚，外国人很注意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就带他到裁缝店去做西装， 教他系领带，教了两次，他就学会了。穿上西装， 系上领带，晏阳初又对他说：“阁下这个头（卢作孚平时习惯剃光头），外国人看，会以为来了一个和尚。”听了劝告，他才留起头发，而且很用心地学梳头。

没有私产的总经理

卢作孚手握几千万资产，却从没想过为自己买地、买房，身后没有财产，没有储蓄，连兼职单位送的车马费都分文不留地捐出去了。许多人慕名请他兼任事业或企业的董事、董事长，最多时有几十个，包括金融企业的董事，有些是请他个人，有些是代表民生，每个兼职都有可观的车马费、津贴费， 有的比他工资还高，每次单子送来，他总是写上“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瑞山小学” 等字样，这些捐赠的字条、收据现在还保存在档案馆。

1942 年春天，许多民生职员搬到重庆南岸的“民生新村”之后，卢作孚一家才住进红岩村2 号一栋一楼一底的公司宿舍。宿舍里面住了四家人，他一家7 口住在楼上朝东的四间房，大约有40 平米，厕所在屋外的菜地里，但这已经是他们家住得最宽敞、最好的时候。他家唯一的一件高级用具，是30 年代初的小电扇，漆都已褪尽。他不喝酒，不抽烟，客人来了家里，连烟灰缸都没有。晏阳初在89 岁高龄时写下的《敬怀挚友作孚兄》中说：“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

1944 年，曾随他出访美国、加拿大的孙恩三， 用英文发表在美国刊物上的文章说：“中国实业界这位第一号创造奇迹的人……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设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英年早逝

1949 年5 月开始，自知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张群、叶公超、俞鸿钧、任显群等先后劝卢作孚去台湾，他一一婉言谢绝。老朋友晏阳初问他是否去美国，可以写自传或事业发展史。他事后对儿子说：“美国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 但我对事业负有责任，怎能丢下就走。其实只要船不受损失，我什么也不怕。”

当时的卢作孚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在1949 年滞留香港时，一天下午，他和晏阳初在香港山顶花园谈到时局变化：“为张岳军（张群）没有能按其初衷在行政院任内，完成国共和谈和实现联合政府，而感到惋惜；国民党当权派过于顽固， 它的完结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他为什么选择从香港回来，他说：“我这次从香港回来，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我听说有人在骂我，说我卢作孚是个大骗子，入股以后， 股金就好像放在镜子里，看得见，拿不出来。又说我这次拿着大家的钱，到中国台湾和美国养老去了。我听了这些流言蜚语，非常生气，所以我一定要回来，不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到1950 年2 月，他回到重庆之前，民生公司亏空已达170 亿元，举步维艰，连给职工发工资都极为困难。3 月24 日，他通过民生公司驻北京代表何乃仁向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公私合营” 的问题。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两次到香港动员他北上进京。

6 月10 日，卢作孚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在他的亲自安排下，滞留香港、价值达5000 万美金的民生公司18 艘轮船安全回国。8 月10 日，他和交通部长章伯钧在北京签署《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他此行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多次接见，之后谢绝留在北京，坚持回到重庆。9 月10 日，他回到重庆后，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把《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正本送到公司董事会，为期两年的公私合营过渡期开始。

1952 年2 月8 日，在民生公司的一次会议上， 卢作孚身边的秘书突然站出来指控卢作孚，称其在北京时曾邀请公务人员吃饭、看戏。当夜，卢作孚在民国路20 号临时借住的金城银行住所服用过量安眠药去世，终年59 岁。

对于卢作孚的骤然离世，外界曾众说纷纭。晏阳初评价卢作孚的一生称其为“完人”，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纶说“他只是接近完人”，“如果说他有弱点，那就是自尊心太强了。”无论如何， 世上再无卢作孚。据说他给妻子留下了两句简单的遗嘱，如下：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1984 年，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子承父志，在重庆重建民生公司。

（ 摘编自《大商人》，鹭江出版社，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