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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受诗人王家新的邀请，到人民大学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多多诗歌分享会。活动设在一间普通的教室里，我来早了，在走廊里站着。透过半敞开的门，只见一个瘦高的青年坐在里面，安静地翻着一本书。后来，他被喊了出来，我们也被互相介绍了姓名。就这样，我认识了王东东，那时我们分别在北京两所学校的中文系读博士。我在人群里一向羞涩寡言，他的谈吐中布满锐气和停顿，这次见面，我们几乎没聊什么，但有种澄明和善的友谊，保持了下来。在那之前，我早已听说，王东东是国内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请主持人把我名字前的‘著名诗人改成‘青年诗人。”记得在一次朗诵会上，他在话筒前认真地纠正道。

张枣每逢在正式场合介绍自己时，都会说：“我叫张枣，我是一个诗人。”诗人，在今天，俨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身份，我们该如何将它跟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呢？尤其是青年诗人，倘若从古至今果真存在一种叫做诗的东西，在我们这一代写作者身上，此番神秘的启示，还存在吗？或者，它到底变成了什么？我与王东东同庚，在各自的青春期里，与同时代更多尚未谋面的朋友一样，都对汉语新诗怀有激情，也常常被一些长辈寄予厚望。东东善习诗，好读书，胃口杂，重变化，且颇有心得；做批评也用力，属六脉神剑一类，常有率真、高妙和冷谑的思想风格；他爱涉猎多种文体，交游也广，容易泄露出现代诗人身上无法抹平的多重人格，涂就了一纸迷人的矛盾。

这种驻扎在作品里的矛盾，借用王东东在诗作《空椅子》里的两个表达式，便是“形而上学的亲戚”和“未来的女婿”，两者构成他综合写作里一对亲密的政敌。相对而言，我的视野和兴趣要偏狭得多，已不再有自信和勇气写诗，学生时代只写出过一点诗歌评论。有一回，我对王东东开玩笑，你不是说自己是总体作者吗？我可能只能做一个独体作者吧。他谦称，你比我更高。戏言归戏言，我至少相信，在如今这种日益败坏的年景中，繁盛与灾异并行，可愈发珍贵的诗性并未离我们而去。在一代青年的内在体验里，诗歌必然风尘仆仆，却依旧出落得性感妖娆：

从两片瓦之间的罅缝向里觑视

除了黑暗，我还看到了泛着肉星光的壳盘

（王东东：《蜗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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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工作的好奇心出发，也来自友谊的促唤，我曾尝试去读王东东的诗。但实话说，对于大多数作品，还是读不大明白。读懂未必是好事，读不懂未必是坏事。受到形而上学和未来的双向蛊惑，这种以读不懂为前提的阅读，或许才是我们走进现代汉诗的适宜门径。比如这首《蜗牛》，诗人所构造的意境和所表达的情绪，已与读者的期待产生了“视差”：我们没有读到“蜗牛”的美与德，没有宏大主题，没有教谕和敦化，没有稳固的象征，没有格言警句，甚至无法激起我们朗读、识记和背诵的欲望。这是一首令我们不知所措的诗，只隐约看到一只行迹诡异、姿态乖戾的“蜗牛”。它是从某个天外前来朝觐这个怪诞星球的使者吗？它是因肩负神秘使命而星夜赶路的过客吗？或许，在这位人类大家庭的亲戚面前，我们也应该耐下心来，寻一处缝隙，趁它还没走远，将这柔软的小生命看个究竟。

王东东的《蜗牛》更缓慢，显然抵不过周杰伦那首爬满街头巷尾的《蜗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在人满为患、昼夜不休的时代演唱会门外，在这首几乎掉队的小诗中，我们读到一只困惑的“蜗牛”，也聆听一种困惑的言说。在此基础上，普通人身上那种悲天悯物的情感不变，倾心低微事物的姿态不变，对生活明察秋毫的观察力不变，诗以言志、歌以咏言的古训不变，记述日常经验的现实感和局限性不变，在致密坚固的世界中开疆破土和心存希望的梦想始终不变……在缝隙中，我看到它们汇成一条牛乳般的痕迹，顺着形而上学的脊背滑行不止，诗人的手笔提前勾画出一条未来甩过来的尾巴——诗歌与真理也只隔了三层——为了抓住那根尾巴，将自己摆渡到另一极，诗人除了认领那些不断被发明出来、喘息未定的现代汉语，恐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蜗牛，这内在体验的吉祥物，这语言的前哨，它孤独地拖着乳迹，朝着黑暗挪移，在那黑色深渊里掺上一点无可救药的白。路越走越窄（蜗牛的？诗歌的？生活的？），日子越过越昏愦，我们不得不收回一览众山的豪迈眼神，重新练习把目光折叠，楔进时间的缝隙里，像把一封信塞进邮筒。在封闭漆黑的邮筒里，一件件扁平、带壳的秘密，泛着羞怯的光泽。一只蜗牛形同一个诗人，首先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一座语言的家宅，用来收藏、分拣和加工那些微小的亮光，等待它们从屋顶升起。虽然我不能全部读懂王东东已经写出的那些诗，但已从缝隙中瞥见了一小撮封存的秘密，就像从门外瞥见那个躬身阅读的侧影。作品在编织自己嫁衣的同时，按捺不住光的潜能。蜗牛悄悄带走了一部分，我却开始偷偷对着那批未来的草稿暗自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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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东早期的作品朴素清冽，才情呼之欲出，感伤和智性蓬勃生长，似乎在为一种精深的气象和灼目的锋芒做准备，自然博得许多爱诗者的青睐。在这批数量可观的作品面前，尽管别人会把我当做一个内行的读者，但到头来，我能说出的，要比普通读者更少。在那些诗中，我只能辨别出一条粘稠的行脚，它正在黑夜的密林里行进，周围的事物都消失了，阅读中的视觉不再起什么作用。作为同时代的作者，为什么我在他作品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如此之少？作为同时代的读者，我究竟能够在他的稿纸上读到什么？带着这无法回答的疑问，他和我都一头扎进一只黑色的箱子（家国的暗，词语的暗，心灵的暗），客串一出读与写的《三岔口》，留下的，只有一个六神无主的潜行者，携带一句秋风般的口信：

语言已然褪色，再也哄不住灵魂

语言已然变薄，遮掩不住哀伤的肉体

（王东东：《世界的消息》，2016）

王东东的老家在河南，但我以为，他写诗跟他是个河南人没有多少必然联系，尽管他的诗离不开中原故土的化育和朋辈师长的惠泽，尽管他深信河南人正是中国的“犹太人”；他读哲学专业起家，但读者们也并不一定要在他的作品中读出多少哲学意味才肯罢休，毋宁说，诗人天然都是生活的哲学家，不分先锋与保守、专职与业余，惟有热爱与否；他从河南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继续深造，学成后又杀回平原书斋（一则《出埃及记》？一部《围城》？），以“诗歌与民主”之题做出一部渊博厚重的博士论文，却并非如我等擅长纸上谈兵，而是理论联系实践，接连在诗坛的公共空间里试枪开炮，化身“真的猛士”，也因此枕卧风暴中心；在创作上，他称得上是个高产的诗人，技术不算坏，出版过《西山》、《空椅子》和《云》等几部诗集，在同行中间声名日隆，但对其作品真正称得上中肯的评价，尤其是同时代写作者的评价，数量却极少；近一年来，王东东——这只诗歌蜗牛，这位有骨有肉有触角的总体作者——成功转型为文学教师，在新的学术阵地上谋划更高的建树。从最近收到的一批新作来看，写诗生活依然是他甘心漫游、不愿离弃的天堂：

我的贝雅特丽齐，使我流亡到上海的租界。

而在北京的狭长胡同里，依然留着一个牺牲。

（王东东：《拟鲁迅诗意》，2016）

在狭长的暗夜里，蜗牛在诗人身上踽踽爬行，诗人在蜗牛身上遮住双耳，它们共同变成了什么？谁是谁的贝雅特丽齐？谁是谁的牺牲？上升和埋葬之间，牵出一条语言的蛛丝马迹，透明的，悬在半空中。诗人就是那个走钢丝艺人吗？“钢丝是死的，或哑的，盲的”，让·热内（Jean Genet）说，“你来了，它就活了，说话了。”语言也是如此，等着那颗历尽沧桑的心，带它穿过黯淡逼仄的弄堂，从白发重返青春。诗人长出触角，蜗牛行走在空中，诗歌中的贝雅特丽齐，它的倒影如此安静：在教室里读书，在宿舍里写诗；在咖啡馆里读书，在大排档中写诗；在公交车上读书，在厕所里写诗；在菜市场读书，在垃圾桶旁写诗……读与写，一对暧昧的冤家（“形而上学的亲戚”和“未来的女婿”），它们保持着世界的平衡（倾听的左臂和书写的右臂），两只搏斗的触角（苦涩触角和甜蜜触角），两块对立的肌肉（奋发的肌肉和颓废的肌肉），均匀分布在的钢丝两侧，一颗心艰难开凿出一条空中的言路，一只身披暗夜的蜗牛开始变形：

仿佛只要一片心，就可以让家安定。

请，完成这心之辩证，但不要剖心！

在这场同时代的写作跋涉中，青年诗人昆鸟将当下青年人的精神处境设喻为“肉联厂”，他用组合拳般的速度，敲出了一连串的冷抒情：“引领我们吧，你这从天涯走向天涯的赶尸人/引领我们吧，你这踉跄的老戏骨，光滑的人偶/引领我们，上帝为体撒旦为用/引领我们，一脚东海一脚南溟/引领我们的双腿在正午的马路上打着拍子/引领我们用啤酒肚撞开反锁了的未来之门”（昆鸟：《肉联厂的云》，2012）被时代的荒谬性肢解、碾压和捣碎的灵魂，反倒更像被贝雅特丽齐引领到了心神的高处，抵达梦想的云端，然后低头俯视大地上那个真实的自己，那只被遗弃的牺牲，一具“哀伤的肉体”。这是走钢丝艺人的空中体验，也是当下青年诗人的写作体验，是蜗牛的未完成的遗训和未发布的电波，道路在语言中恢复了行迹。这就是王东东所谓的“心之辩证”，这位走出象牙塔又重返象牙塔的诗人，正在力图在写作上靠近这个沧桑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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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动荡的两三年里，王东东的诗歌生涯开始进入曲折的中游，他俨然远离了起点，终点却锁在深雾中，他跋涉在钢丝的高原：从题材和内容上看，整个语体浑浊了许多，散发着水草的泥腥气和中药的苦楚味，因而更富营养；在叙述和口吻上，他的作品经历了更多的分叉和犹疑，这些都与一个人活生生、赤裸裸的现实经验有关；在技术指标上，他写作的难度系数更大，路数也更为复杂，但并不属于只会吓唬读者而空无一物的那类；在某几个著名的折口处，那些敏感的三角地，他斩截有力、挥斥方遒，偶尔也不免意气用事、水漫金山，极易淹没一首好诗，错失一段好日子。

在王东东的一些作品中，我读到了他惊人的描述能力：“为何奢望不朽？/如果，宣纸轻的老年加重了忧患”（王东东：《墨梅图》，2015-2016），不朽与老年，奢望与忧患，轻与重，激活了沉睡在半空中的汉语，保持住了写作运动中力量的平衡；在另一些诗中，我又不得不服膺于他在文本中创造出的那些尖锐的争执和追问：“‘亲爱的耶稣·基督，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不值得你这样付出……/‘亲爱的乔达摩·悉达多，为何/你放弃了王宫，却没有放弃人民？！”（王东东：《书房轶事》，2016）诗人在半空中每走一步，都在心甘情愿地为自己设置障碍和难题，他的双脚甚至在钢丝上腾空跃起，又在抖动中落回，短暂调适后，再稳稳站住，赚得我们一身冷汗。

如若将当下的汉诗写作状况比作一幕走钢丝表演，举步维艰的蜗牛该如何将负重反转为上升？一个弱者该如何化解自身的压力并重新被元气灌满？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曾说道：“负重者必上升”，这或许也该是一种“心之辩证”？在王东东写下的一个小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这次艰难的变形和同样艰难的言说：

我在窗台上发现一只瓢虫仰卧的尸体。我用一张纸帮它翻过身来，却无法数清死亡后背鲜艳的斑点。十一星、十二星还是十三星？我困惑不已，仿佛面对一位将军挂满前胸的荣誉勋章。又何须去管它是害虫还是益虫？一只瓢虫的死，让神也沉默了。死亡的光芒瞬间照亮了这个国度，那一刻连神也忘记了拉我的耳朵。这是瓢虫之年，而非耶稣之年，做一个善人就和做一个恶人一样危险。（王东东：《瓢虫之年》，2016）

2016年8月2日，北京科学城。

【作者简介】张光昕，文学博士，青年批评家，北京青年诗会发起人之一。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飞地》丛刊编辑。有诗学专著《西北偏北之诗》《刺青简史》，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至今的《诗歌选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