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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重者必上升,或心之辩证

2016-10-17张光昕

雪莲 2016年16期
关键词:东东蜗牛诗人

1

六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受诗人王家新的邀请,到人民大学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多多诗歌分享会。活动设在一间普通的教室里,我来早了,在走廊里站着。透过半敞开的门,只见一个瘦高的青年坐在里面,安静地翻着一本书。后来,他被喊了出来,我们也被互相介绍了姓名。就这样,我认识了王东东,那时我们分别在北京两所学校的中文系读博士。我在人群里一向羞涩寡言,他的谈吐中布满锐气和停顿,这次见面,我们几乎没聊什么,但有种澄明和善的友谊,保持了下来。在那之前,我早已听说,王东东是国内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请主持人把我名字前的‘著名诗人改成‘青年诗人。”记得在一次朗诵会上,他在话筒前认真地纠正道。

张枣每逢在正式场合介绍自己时,都会说:“我叫张枣,我是一个诗人。”诗人,在今天,俨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身份,我们该如何将它跟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呢?尤其是青年诗人,倘若从古至今果真存在一种叫做诗的东西,在我们这一代写作者身上,此番神秘的启示,还存在吗?或者,它到底变成了什么?我与王东东同庚,在各自的青春期里,与同时代更多尚未谋面的朋友一样,都对汉语新诗怀有激情,也常常被一些长辈寄予厚望。东东善习诗,好读书,胃口杂,重变化,且颇有心得;做批评也用力,属六脉神剑一类,常有率真、高妙和冷谑的思想风格;他爱涉猎多种文体,交游也广,容易泄露出现代诗人身上无法抹平的多重人格,涂就了一纸迷人的矛盾。

这种驻扎在作品里的矛盾,借用王东东在诗作《空椅子》里的两个表达式,便是“形而上学的亲戚”和“未来的女婿”,两者构成他综合写作里一对亲密的政敌。相对而言,我的视野和兴趣要偏狭得多,已不再有自信和勇气写诗,学生时代只写出过一点诗歌评论。有一回,我对王东东开玩笑,你不是说自己是总体作者吗?我可能只能做一个独体作者吧。他谦称,你比我更高。戏言归戏言,我至少相信,在如今这种日益败坏的年景中,繁盛与灾异并行,可愈发珍贵的诗性并未离我们而去。在一代青年的内在体验里,诗歌必然风尘仆仆,却依旧出落得性感妖娆:

从两片瓦之间的罅缝向里觑视

除了黑暗,我还看到了泛着肉星光的壳盘

(王东东:《蜗牛》,2004)

2

从个人工作的好奇心出发,也来自友谊的促唤,我曾尝试去读王东东的诗。但实话说,对于大多数作品,还是读不大明白。读懂未必是好事,读不懂未必是坏事。受到形而上学和未来的双向蛊惑,这种以读不懂为前提的阅读,或许才是我们走进现代汉诗的适宜门径。比如这首《蜗牛》,诗人所构造的意境和所表达的情绪,已与读者的期待产生了“视差”:我们没有读到“蜗牛”的美与德,没有宏大主题,没有教谕和敦化,没有稳固的象征,没有格言警句,甚至无法激起我们朗读、识记和背诵的欲望。这是一首令我们不知所措的诗,只隐约看到一只行迹诡异、姿态乖戾的“蜗牛”。它是从某个天外前来朝觐这个怪诞星球的使者吗?它是因肩负神秘使命而星夜赶路的过客吗?或许,在这位人类大家庭的亲戚面前,我们也应该耐下心来,寻一处缝隙,趁它还没走远,将这柔软的小生命看个究竟。

王东东的《蜗牛》更缓慢,显然抵不过周杰伦那首爬满街头巷尾的《蜗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在人满为患、昼夜不休的时代演唱会门外,在这首几乎掉队的小诗中,我们读到一只困惑的“蜗牛”,也聆听一种困惑的言说。在此基础上,普通人身上那种悲天悯物的情感不变,倾心低微事物的姿态不变,对生活明察秋毫的观察力不变,诗以言志、歌以咏言的古训不变,记述日常经验的现实感和局限性不变,在致密坚固的世界中开疆破土和心存希望的梦想始终不变……在缝隙中,我看到它们汇成一条牛乳般的痕迹,顺着形而上学的脊背滑行不止,诗人的手笔提前勾画出一条未来甩过来的尾巴——诗歌与真理也只隔了三层——为了抓住那根尾巴,将自己摆渡到另一极,诗人除了认领那些不断被发明出来、喘息未定的现代汉语,恐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蜗牛,这内在体验的吉祥物,这语言的前哨,它孤独地拖着乳迹,朝着黑暗挪移,在那黑色深渊里掺上一点无可救药的白。路越走越窄(蜗牛的?诗歌的?生活的?),日子越过越昏愦,我们不得不收回一览众山的豪迈眼神,重新练习把目光折叠,楔进时间的缝隙里,像把一封信塞进邮筒。在封闭漆黑的邮筒里,一件件扁平、带壳的秘密,泛着羞怯的光泽。一只蜗牛形同一个诗人,首先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一座语言的家宅,用来收藏、分拣和加工那些微小的亮光,等待它们从屋顶升起。虽然我不能全部读懂王东东已经写出的那些诗,但已从缝隙中瞥见了一小撮封存的秘密,就像从门外瞥见那个躬身阅读的侧影。作品在编织自己嫁衣的同时,按捺不住光的潜能。蜗牛悄悄带走了一部分,我却开始偷偷对着那批未来的草稿暗自兴奋。

3

王东东早期的作品朴素清冽,才情呼之欲出,感伤和智性蓬勃生长,似乎在为一种精深的气象和灼目的锋芒做准备,自然博得许多爱诗者的青睐。在这批数量可观的作品面前,尽管别人会把我当做一个内行的读者,但到头来,我能说出的,要比普通读者更少。在那些诗中,我只能辨别出一条粘稠的行脚,它正在黑夜的密林里行进,周围的事物都消失了,阅读中的视觉不再起什么作用。作为同时代的作者,为什么我在他作品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如此之少?作为同时代的读者,我究竟能够在他的稿纸上读到什么?带着这无法回答的疑问,他和我都一头扎进一只黑色的箱子(家国的暗,词语的暗,心灵的暗),客串一出读与写的《三岔口》,留下的,只有一个六神无主的潜行者,携带一句秋风般的口信:

语言已然褪色,再也哄不住灵魂

语言已然变薄,遮掩不住哀伤的肉体

(王东东:《世界的消息》,2016)

王东东的老家在河南,但我以为,他写诗跟他是个河南人没有多少必然联系,尽管他的诗离不开中原故土的化育和朋辈师长的惠泽,尽管他深信河南人正是中国的“犹太人”;他读哲学专业起家,但读者们也并不一定要在他的作品中读出多少哲学意味才肯罢休,毋宁说,诗人天然都是生活的哲学家,不分先锋与保守、专职与业余,惟有热爱与否;他从河南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继续深造,学成后又杀回平原书斋(一则《出埃及记》?一部《围城》?),以“诗歌与民主”之题做出一部渊博厚重的博士论文,却并非如我等擅长纸上谈兵,而是理论联系实践,接连在诗坛的公共空间里试枪开炮,化身“真的猛士”,也因此枕卧风暴中心;在创作上,他称得上是个高产的诗人,技术不算坏,出版过《西山》、《空椅子》和《云》等几部诗集,在同行中间声名日隆,但对其作品真正称得上中肯的评价,尤其是同时代写作者的评价,数量却极少;近一年来,王东东——这只诗歌蜗牛,这位有骨有肉有触角的总体作者——成功转型为文学教师,在新的学术阵地上谋划更高的建树。从最近收到的一批新作来看,写诗生活依然是他甘心漫游、不愿离弃的天堂:

我的贝雅特丽齐,使我流亡到上海的租界。

而在北京的狭长胡同里,依然留着一个牺牲。

(王东东:《拟鲁迅诗意》,2016)

在狭长的暗夜里,蜗牛在诗人身上踽踽爬行,诗人在蜗牛身上遮住双耳,它们共同变成了什么?谁是谁的贝雅特丽齐?谁是谁的牺牲?上升和埋葬之间,牵出一条语言的蛛丝马迹,透明的,悬在半空中。诗人就是那个走钢丝艺人吗?“钢丝是死的,或哑的,盲的”,让·热内(Jean Genet)说,“你来了,它就活了,说话了。”语言也是如此,等着那颗历尽沧桑的心,带它穿过黯淡逼仄的弄堂,从白发重返青春。诗人长出触角,蜗牛行走在空中,诗歌中的贝雅特丽齐,它的倒影如此安静:在教室里读书,在宿舍里写诗;在咖啡馆里读书,在大排档中写诗;在公交车上读书,在厕所里写诗;在菜市场读书,在垃圾桶旁写诗……读与写,一对暧昧的冤家(“形而上学的亲戚”和“未来的女婿”),它们保持着世界的平衡(倾听的左臂和书写的右臂),两只搏斗的触角(苦涩触角和甜蜜触角),两块对立的肌肉(奋发的肌肉和颓废的肌肉),均匀分布在的钢丝两侧,一颗心艰难开凿出一条空中的言路,一只身披暗夜的蜗牛开始变形:

仿佛只要一片心,就可以让家安定。

请,完成这心之辩证,但不要剖心!

在这场同时代的写作跋涉中,青年诗人昆鸟将当下青年人的精神处境设喻为“肉联厂”,他用组合拳般的速度,敲出了一连串的冷抒情:“引领我们吧,你这从天涯走向天涯的赶尸人/引领我们吧,你这踉跄的老戏骨,光滑的人偶/引领我们,上帝为体撒旦为用/引领我们,一脚东海一脚南溟/引领我们的双腿在正午的马路上打着拍子/引领我们用啤酒肚撞开反锁了的未来之门”(昆鸟:《肉联厂的云》,2012)被时代的荒谬性肢解、碾压和捣碎的灵魂,反倒更像被贝雅特丽齐引领到了心神的高处,抵达梦想的云端,然后低头俯视大地上那个真实的自己,那只被遗弃的牺牲,一具“哀伤的肉体”。这是走钢丝艺人的空中体验,也是当下青年诗人的写作体验,是蜗牛的未完成的遗训和未发布的电波,道路在语言中恢复了行迹。这就是王东东所谓的“心之辩证”,这位走出象牙塔又重返象牙塔的诗人,正在力图在写作上靠近这个沧桑的循环。

4

在这动荡的两三年里,王东东的诗歌生涯开始进入曲折的中游,他俨然远离了起点,终点却锁在深雾中,他跋涉在钢丝的高原:从题材和内容上看,整个语体浑浊了许多,散发着水草的泥腥气和中药的苦楚味,因而更富营养;在叙述和口吻上,他的作品经历了更多的分叉和犹疑,这些都与一个人活生生、赤裸裸的现实经验有关;在技术指标上,他写作的难度系数更大,路数也更为复杂,但并不属于只会吓唬读者而空无一物的那类;在某几个著名的折口处,那些敏感的三角地,他斩截有力、挥斥方遒,偶尔也不免意气用事、水漫金山,极易淹没一首好诗,错失一段好日子。

在王东东的一些作品中,我读到了他惊人的描述能力:“为何奢望不朽?/如果,宣纸轻的老年加重了忧患”(王东东:《墨梅图》,2015-2016),不朽与老年,奢望与忧患,轻与重,激活了沉睡在半空中的汉语,保持住了写作运动中力量的平衡;在另一些诗中,我又不得不服膺于他在文本中创造出的那些尖锐的争执和追问:“‘亲爱的耶稣·基督,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不值得你这样付出……/‘亲爱的乔达摩·悉达多,为何/你放弃了王宫,却没有放弃人民?!”(王东东:《书房轶事》,2016)诗人在半空中每走一步,都在心甘情愿地为自己设置障碍和难题,他的双脚甚至在钢丝上腾空跃起,又在抖动中落回,短暂调适后,再稳稳站住,赚得我们一身冷汗。

如若将当下的汉诗写作状况比作一幕走钢丝表演,举步维艰的蜗牛该如何将负重反转为上升?一个弱者该如何化解自身的压力并重新被元气灌满?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曾说道:“负重者必上升”,这或许也该是一种“心之辩证”?在王东东写下的一个小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这次艰难的变形和同样艰难的言说:

我在窗台上发现一只瓢虫仰卧的尸体。我用一张纸帮它翻过身来,却无法数清死亡后背鲜艳的斑点。十一星、十二星还是十三星?我困惑不已,仿佛面对一位将军挂满前胸的荣誉勋章。又何须去管它是害虫还是益虫?一只瓢虫的死,让神也沉默了。死亡的光芒瞬间照亮了这个国度,那一刻连神也忘记了拉我的耳朵。这是瓢虫之年,而非耶稣之年,做一个善人就和做一个恶人一样危险。(王东东:《瓢虫之年》,2016)

2016年8月2日,北京科学城。

【作者简介】张光昕,文学博士,青年批评家,北京青年诗会发起人之一。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飞地》丛刊编辑。有诗学专著《西北偏北之诗》《刺青简史》,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至今的《诗歌选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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