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青

摘 要：本文通过介绍西方公债经济学思想演变的历史，发现公债思想演变的过程经过了不断地总结和创新，始终都是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两大思想体系的相互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公债思想体系不断完善，为政府发挥公债这个调节经济的手段提出了更加科学合理分析方法。也为我国今后公债政策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公债；政府债务；债务负担

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速以及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的压力加大。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就要求进一步扩大赤字的规模。赤字规模的扩大，就需要对公债进行科学的管理，防范规模扩大而造成的风险。所以，本文试图对西方公债思想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对如何正确的理解公债在新常态下所能发挥的作用，建立科学的认识，寻求一些建设性的启示。西方的公债思想流传久远，期间也不乏对主流思想批判与争论，各种理论层出不穷，通过阐述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们的主张来介绍公债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重商主义和英国早期古典经济学

17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流行的主流经济学是重商主义，当时欧洲各国正处于资本积累的时期。经济学家们认为金银是主要的财富，贸易顺差才是财富积累的源泉。法国经济学家柯尔培尔肯定国家举借债务甚至贷款给工商业者，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17世纪中叶以后，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开始摒弃了重商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流通领域的研究，转而从生产领域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对于公债，威廉·配第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当时现有经济条件的约束，政府举借债务可以很大程度上聚集大量商业和农业资本，有利于扩大现有资本和生产规模。

大卫·休谟在其著作《论社会信用》中，同样也认为“国家的失信于民将是战争、挫折、天灾、人祸，甚或胜利和征服的必然结果”，公债的产生是基于国家发生了较大规模的突发事件，然而公债规模过大可能会使流通中的货币趋于紧缩，造成价格水平的提高。然而“大部分公债券总是掌握在以食利为生的有闲人们手中，看来我们的公债大大鼓励了无所作为的寄生生活。”公债大都被资金充足的资本家所购买，使得公债的利息收入大都被资本家所占有。工人阶级就承担了偿债的较高的税收负担。大卫·休谟对公债持否定态度，认为公债鼓励资本的投机行为，而非物质资料的生产，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如果公债的规模不加以限制，就会导致公债难以偿还，直至国家破产。

二、重农学派和法国早期古典经济学

18世纪前后，从重商主义的一些错误看法中清醒过来，兴起了重农学派，认识到注重农业和坚持经济自由的重要性。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对公债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公债使得资本用于投机，就会从农业生产领域中脱离，农业发展滞后，就不可能产生源源不断的财富。所以“国家借了财富，但负了债，不能偿还。于是国家财富就会完全被毁灭。”

（一）古典经济学派。18世纪后期，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占据主导，工业革命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加之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为新兴资产注意积累了大量资本。亚当·斯密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充满了对自由市场经济赞扬，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发的调节市场的波动，这也影响了他对公债的看法。亚当·斯密认为君主对公债的欲望是无限制的，因为战争或许是发行公债的理由，但其产生的后果君主或政府贪婪欲望的发泄，所以他主张限制君主或政府的权利，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亚当·斯密认为公债是非生产性的。公债的发行使得原先应该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转化成为政府用于支出的收入，变成了非生产性的货币。政府的发债行为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资本积累。亚当·斯密认为公债的一大优点就是在战争期间，公债或许是在短期内筹集资金的有效方法，所以战时公债制度是优越于税收制度的，但是公债的偿还需要依靠长时期的沉重的赋税来维持，这就增加了战争后期人民的负担，而且较多的资本进行投机活动，也阻碍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

在公债思想方面，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公债思想，在他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曾经有这样的论述：“一个国家为筹划战争费用或政府一般开支而征课的税，以及主要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税，都是从该国的生产性劳动中取得的。”同样李嘉图认同了斯密对于公债的非生产性的观点。而且他认为发行公债所支付的利息是由税收来弥补的，并不能改变一国财富总量。而公债收入用于非生产型用途才是国家财富减少的根本原因。后来罗伯特·巴罗发表于1974年的著名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总结了“李嘉图等价定理”，提出李嘉图认为公债和税收作为政府筹集资金的两种方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人们如果一直到公债的发行将由未来税收的来偿还，那么人们就会进行储蓄，来应付未来税收的增加，这样一来与现在一次性征税所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这一学说对未来公债学说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凯恩斯主义学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从商品贸易逐步发展为资本输出，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世纪初的那场大萧条，使得传统经济学面对经济危机也无能为力。随后兴起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政府不应该放任市场自由运行，在经济萧条时，要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来增加就业和产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会使赤字规模扩大。凯恩斯认为公债在促进就业方面作用显著，人们往往秉持着亚当斯密对公债的看法，但在提高就业方面会得到人们的认同。这样的观点与凯恩斯提出理论所处经济环境有关。处在危机之中，处理失业率的上升是政府的首要问题，靠市场自身的调节过程可能会很漫长，税收的减少很难解决这样的问题。而通过举债来投资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公债不再向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所宣扬的那样有害了，政府可以利用公债积极意义，为摆脱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在偿还国债方面，凯恩斯认为应该设立偿债基金来偿还，因为凯恩斯认为如果公债偿还是靠增加的税收，势必会继续减少居民的消费支出，会对原本增加的社会产出产生挤出效应，使得原本的萧条状态更加严重。

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

凯恩斯主义衰落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三次革命，逐步确立了其微观与宏观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罗伯特·巴罗对于公债问题有着十分深刻的见解，他发表的著名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中阐述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具体内容。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基于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和生命周期理论，能够预见未来增加的税收，未来税收的现值与当前公债规模是相等的，通过发行公债而不是征税为政府支出筹资，并没有减少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的税收负担，惟一改变的是推迟了征税的时间，为了支付未来因偿还公债而将要增加的税收，他们会减少现时的消费而增加储蓄。政府发行债券还是征税，居民的储蓄是否会增加或是增加多少，取决于居民是否将债券作为一种财富。如果消费者在公债偿还之前去世，这些消费者在既享受了政府因举债替代征税而带来的减税的好处，又无需承担由此而发生的未来的税收，那么，他们生前的消费行为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吗？对于代际之间差异，巴罗给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认为消费者是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会将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作为遗产留给后代，税收有后代来支付是没有区别的不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一解释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仍然存在很多争议。

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许多国家在经历经济萧条时，盲目的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赤字规模扩大到很高的水平，出现债务危机，反而制约经济的发展。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提出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公债思想，主张回到自由经济时代，反对政府干预，回归了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于公债的观点。他认为古典公债理论认为发行国债是使目前纳税人将一部分政府费用转移到未来纳税人肩上的一种手段。公债的发行受到的约束不够严格，会导致债务泛滥，造成严重的后果。布坎南从公共选择的角度反对了公债制度。然而当利益集团内的其他成员可能会成为免费搭车的人，免费搭车的人的以纳税偿债的义务就要由其他人来承担，这样一来，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后，就会反对公债制度，而且公债并不是自己人欠了自己的债，整个过程也并非是零和博弈，因为公债偿还依靠税收的话，税收的增加如果长期存在，政府会认为公共财政靠借债比靠税收容易得多，公债也将会一直存在下去，传统的模式就被颠倒了，税收的增加对于资本的影响将是永久的。对税收归宿的承担者就会在政治上对税收提出反对意见也就成为必然。

四、公债思想历史演变的启示

纵观公债思想历史的演变过程，不难发现，公债思想争论的本质一直都是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两种思潮之间的争论。公债思想总是会因为主流经济思想交替而演变，但是其发展的结果将是日趋完善。公债思想演变的过程，会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思想理论可能会受到经济发展的阶段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历史经济条件下会使我们对公债的作用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应该意识到在自由与管制之间如何取得一种平衡，应该在哪些领域、多大程度上来发挥公债的作用，都需要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

从西方公债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寻找我国公债政策的启示。我们国家的经济阶段处在还不发达的水平上，市场经济水平不高，没有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消费需求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以及由于以前时期过度依赖财政政策而导致的投资需求膨胀引起的产能过剩。税收制度的改革和收入增长放缓以及减税政策的力度加大，使财政收入更加难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财政面临结构性和周期性的调整，就需要在较长时期内进一步扩大赤字，保证经济平稳发展。（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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