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报道：2010年至2012年间，江苏省淮安市的一些基层政府和港澳商人合作，从中介那里借来美元，以招商引资款的名义打入商人设立的企业账户，随后以工程款、设备款等名义把钱还给出资方。每组织100万美元投资，地方政府付给中介17万元左右的人民币。淮安市有31家基层政府涉嫌参与此类事件，涉及金额近30亿元人民币。

评论：赔本赚吆喝，到底图什么？无非两个目的：为了向上交差，为了彰显“政绩”。这种劳民伤财之举，说得严重点儿是典型的祸国殃民，说得淡些也是恶劣的“四风”行径。但愿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只曾出现在淮安，只存在于十八大召开之前！

据《 》报道：政府机关的政策文件往往因专业性太强让群众觉得“高冷”、不易懂。近日发布的《河南省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提出，政府机关出台的“红头文件”要配套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即将“官话”翻译成“白话”，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把群众关心的事情讲清楚。

评论：在政务公开的时代背景下，河南省要求将“官话”翻译成“白话”，值得点赞。出台“红头文件”意在有效执行，让广大群众理解，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也是落实群众路线的一种积极态度。如果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得懂，那么只会给群众“添堵”。从语言到内容都接地气，是服务型政府应有的人文情怀。

据《 》报道：记者在山西、河南等地调研发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不断推进、亮点纷呈的同时，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也不断浮出水面：有的地方将数量当成绩，创业园短时间内遍地开花；有的匆忙挂牌子，没有企业入驻，徒留形式；部分园区建设看似热闹红火，实际效果却令人堪忧。

评论：坦率地说，昙花一现的创业园区在一些城市并不鲜见。很多园区在谋划阶段被寄予厚望，但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却成了包袱，甚至有些园区还没建成就已经成了包袱。现在常说问题导向，在园区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上，真该好好找找原因，以减少宝贵的资金“打水漂”现象。

据《 》报道：近日，山西省委研究决定，免去张登庆同志新绛县委书记职务。此时，距离他履新仅一个月时间。山西省委组织部有关人士介绍，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不论哪个环节、不论什么时候发现影响任职的问题，都要对有关干部果断做出调整。

评论：县委书记履新仅一个月就被免职，显然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只是当初上任时的组织评价言犹在耳，今日却以巨大的反差收场，让人颇有“打脸”之感。人们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考核时的那些好话、就任时的组织评价究竟有多大水分？不切实采取倒查问责措施，落实《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就是一句空话。

据《 》报道：河南省郑州市一座互通式立交桥刚通车两个月就堵成一锅粥。此前，交警部门向施工方指出，“肯定会造成交通拥堵”；普通市民预言，将来这地方立马就堵。但是，这段造价6.5亿元的互通式立交桥还是按规划建成并投入使用。日前，当地多个职能部门被组织到现场会商此事，要求“近期拿出具体意见，优化相关的交通规划”。

评论：立交桥变成“立堵桥”，并非始料不及——交警部门和周边居民已经有言在先了。在一些地方，某些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只是有关部门闭门造车的产物，或者是某个领导个人意志的体现。总是一厢情愿甚至一意孤行地处理复杂事情，不出问题才怪！

据《 》报道：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按照该《规定》，自2016年10月1日起，朋友圈、微博等信息经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证据，公检法机关有权依法定程序向单位和个人调取涉案人员上述平台的信息。

评论：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很多人在道理上明白，但对规范网络言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却在心理上抵触。一个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是，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下，任何领域都不是法外之地。遵守法律法规，既是维护社会秩序，也是对自己负责。

据《 》报道：一个叫王枫的江苏省邳州市普通市民打着“领导亲戚”的旗号，以能承包工程、调动工作、帮助升官为由，10个月内成功实施4起诈骗案，涉案金额60多万元。其实，他既不是领导的亲戚，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评论：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措施日益严密，在这样的背景下，居然还有骗子能打着“领导亲戚”的旗号招摇撞骗、屡屡得手，不能不让人深思。这不仅说明一些人仍然笃信潜规则，似乎也在说明某些地方对违纪者的惩治力度还不够，某些领导在权力运用上私底下还存在“市场交换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