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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征引《孙子兵法》现象分析

2016-10-15阎盛国

军事历史研究 2016年4期
关键词:兵法资治通鉴孙子兵法

阎盛国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征引《孙子兵法》现象分析

阎盛国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大量征引《孙子兵法》。这种特殊注解现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五种方式标注《资治通鉴》征引《孙子兵法》的情况;二是引用《孙子兵法》解释《资治通鉴》内容;三是运用《孙子兵法》点评《资治通鉴》内容;四是以《资治通鉴》中的史例验证《孙子兵法》理论的科学性。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充分吸纳了《孙子兵法》的精华,并用《资治通鉴》反证《孙子兵法》,使《孙子兵法》与《资治通鉴》相映生辉。但他运用《孙子兵法》注解《资治通鉴》并非尽善尽美,个别注解张冠李戴,沿袭前人错误。胡三省还比较关注孙子的生平家世与社会影响力,这说明他熟悉孙子,并对《孙子兵法》怀有特殊情结。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孙子兵法》

胡三省(1230—1302年),字身之,浙江宁海人,宋元之际史学家。他在史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资治通鉴音注》(以下简称《通鉴注》)。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问世后,“注者纷纷,然乖谬弥甚,唯宋末元初胡三省独辟蹊径,以毕生精力注《通鉴》,卓然自立,为学人所称颂。”*吴怀祺:《胡三省——注〈通鉴〉精义 写胸中情怀》,瞿林东、杨牧之:《中华人物志(史学家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6页。胡三省《通鉴注》内容翔实:“大到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小到草木虫鱼,十分广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任崇岳:《中国文化通史——辽西夏金元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其特色鲜明,“始终贯穿着注家的个人感情与独立思考”,是“对历史上的成败兴亡、分合治乱、民族纷争等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思索与探究”,*林嵩:《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的价值》,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6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进一步阐发了司马光以史为鉴的‘治道’思想,从中也表现出胡三省的安邦治国之道”,*胡克均:《胡三省生平及其〈资治通鉴音注〉》,胡正武:《台州人文研究选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6年,第253页。思想价值极高。学界有关胡三省《通鉴注》的研究成果显著,*主要成果有仓修良:《胡三省和他的〈通鉴注〉——纪念胡三省逝世六百六十周年》,《文史哲》1962年第4期;聂崇岐:《〈资治通鉴〉和胡注》,《宋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仓修良:《胡三省〈通鉴注〉简论》,《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王培华:《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的史学意义》,《河北学刊》1996年第4期;华林甫:《略论〈通鉴注商〉的地名学价值》,《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王延武:《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张茂华、孙良明:《谈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中的订误及其理据——兼述我国古代注书释义的传统理论与优良学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马君花:《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及其语音特点》,《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2期;张常明:《〈资治通鉴音注〉版本考》,《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年第6期;贾一平:《〈通鉴〉胡注军事史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林嵩:《通鉴胡注论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但对《通鉴注》大量征引《孙子兵法》的现象却未加关注。本文以胡三省《通鉴注》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征引《孙子兵法》现象及其背后原因,以期深化人们对胡三省兵学修养的认知。

一、以五种方式标注《通鉴》征引《孙子兵法》的情况

胡三省对于《通鉴》大量征引《孙子兵法》的情况颇为关注,他在《通鉴注》中以五种不同方式加以标注:

一是以“《孙子兵法》之言”加以标注。胡三省标注《通鉴》中唐太宗所云“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孙子兵法》之言。”*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28页。标注《通鉴》中唐贝州刺史邢曹俊所说的“兵法十围五攻”:“此《孙子兵法》之言。”*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6,胡三省注,第7300页。值得注意的是,“十围五攻”是《孙子兵法》中“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2—53页。的简略说法。胡三省以“《孙子兵法》之言”的标注方式,阐明《通鉴》所引的兵法不是来自其它兵法,而是《孙子兵法》。

二是以“《孙子兵法》有是言”加以标注。胡三省标注《通鉴》中相州刺史高闾所言“《兵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孙子兵法》有是言。”*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0,胡三省注,第4378页。胡三省以“《孙子兵法》有是言”的标注方式,特意强调《通鉴》中历史人物引用的话语来自《孙子兵法》。

三是以“孙武子《兵法》”加以标注。胡三省标注《通鉴》中孙膑所说的“《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此孙武子《兵法》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胡三省注,第59页。标注《通鉴》中三国时期魏尚书傅嘏所说的“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孙武子《兵法》之言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5,胡三省注,第2399页。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子”是孙子的另一称谓。胡三省“孙武子《兵法》”的标注方式,表明《通鉴》中历史人物的言语出自孙子的兵书。

四是以“孙武子之言”加以标注。胡三省标注《通鉴》中战国时魏大梁夷门监者侯生所言“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孙武子之言。”*司马光:《资治通鉴》卷5,胡三省注,第181页。标注《通鉴》中西汉宜陵侯息夫躬所说“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孙武子之言。”*司马光:《资治通鉴》卷34,胡三省注,第1106页。标注《通鉴》中光武帝刘秀所说“以饱待饥,以逸待劳”:“孙武子之言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0,胡三省注,第1307页。标注《通鉴》中后燕清河王慕容会所讲的“《兵法》曰:‘归师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后生’”:“孙武子之言。”*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9,胡三省注,第3446页。胡三省“孙武子之言”的标注方式,指明《通鉴》中历史人物引用的言语出自孙子。

五是以“孙子之言”加以标注。胡三省标注《通鉴》中汉军军正卫闳与长史卫安所说“《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孙子之言,言大小不敌,小虽坚于战,终必为大所禽。”*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胡三省注,第620页。标注《通鉴》中三国时期魏荆州刺史王基所说“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地”:“孙子之言,所谓九地,争地其一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6,胡三省注,第2422页。标注《通鉴》中三国时期魏征西将军陈泰所说“兵书曰:‘修橹轒辒,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后已’”:“此孙子之言也。孙子之说,以攻城为不得已。魏武《注》曰:修,治也;橹,大楯也。轒轀者,轒床也。轒床其下四轮,从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战具,作四轮车,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轒轀车。《注》又曰: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土山,即孙子所谓距闉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6,胡三省注,第2428页。这一注解中的“魏武”是指曹操,显然,胡三省注解中还引述了曹操与唐人杜佑对《孙子兵法》的注解成果。胡三省“孙子之言”的标注方式,不仅指明《通鉴》中的历史人物引用的话语来自孙子,而且对孙子的话语作了进一步解释。

胡三省以五种不同方式标注《通鉴》征引《孙子兵法》的情况,说明他对《孙子兵法》非常之熟悉。否则,他不可能一一指出《通鉴》中那么多历史人物援引的话语是出自《孙子兵法》,也不会对孙子的有些话语作出进一步解释,更不会援引曹操与杜佑注解《孙子兵法》的成果来注解《通鉴》。

二、引用《孙子兵法》解释《通鉴》内容

《孙子兵法》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胡三省引用《孙子兵法》解释《通鉴》相关内容,主要分三种情况:

一是引用《孙子兵法》解释《通鉴》中的军事术语。《通鉴》中有一些特定的军事术语,其中有些军事术语与《孙子兵法》密不可分。例如,《孙子兵法》有特定的军事术语“反间”,孙子曰:“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291页。《通鉴》载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燕惠王做太子时,与燕国上将军乐毅有过不快经历。齐国将军田单听说后,“纵反间于燕”,对燕王与乐毅进行离间。胡三省对“反间”这一术语作出注解:“《孙子》五间,有反间,因其敌间而用之。又曰:敌间之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胡三省注,第139页。又如,《孙子兵法》有特定的军事术语“死地”,《孙子·九地篇》云:“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234页。《通鉴》载汉高帝三年(前204年),韩信背水阵大获全胜后,诸将领校验斩获敌人首级完毕后,一起向韩信祝贺胜利,并借此机会询问韩信:《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将军却让我们背水为阵,且说“破赵会食”,我们内心不服,然而我们最终却取胜,将军究竟使用了何种策略?韩信说:“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胡三省对“死地”这一术语作出注解:“《孙子·九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为死地。曹操《注》曰:前有高山,后有大水,进不得,退有碍者。”*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胡三省注,第327页。值得注意的是,胡三省参考了曹操注解《孙子兵法》的成果。曹注《孙子兵法》,即《孙子略解》,影响很大。有学者评价:“《孙子兵法》注解时代开始的标志,是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5页。再如,《孙子兵法》有特定的军事术语“奇正”,即“奇兵”和“正兵”。《孙子·势篇》云:“战势不过奇正。”*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89页。《通鉴》载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袁绍议攻许昌,他的部下田丰认为,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穷,虽然兵少,却不可轻视,不如采用持久之计。他建议袁绍占据山河之险,拥有四州之民,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胡三省对“奇兵”这一术语作出注解:“《孙子兵法》曰:凡战,以正合,以奇胜。《注》曰:正者,当敌;奇者,击其不备。”*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3,胡三省注,第2025页。《孙子兵法》还有特定的军事术语“挂”,《孙子·地形篇》云:“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217—218页。《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前将军满宠说:扬州牧曹休果敢明智,却很少带兵打仗,“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此兵之絓地也。”胡三省对“絓”这一术语作出注解:“《孙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可以往,难以返曰挂。”*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1,胡三省注,第2245页。又如,《孙子兵法》有特定的军事术语“轒辒”,《孙子·作战篇》云:“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通鉴》载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卢龙节度使朱泚反叛,派兵叫嚣进攻南城。邠宁节度使韩游瑰说,这是敌人分散我们的兵力,于是率兵严守城的东北角。北风迅猛,朱泚军兵推着云梯,施放湿毡,悬挂水囊,载着壮士,前来攻城,“翼以轒辒”。 胡三省对“轒辒”这一术语作出注解:“轒辒,攻城车也。兵法,修轒辒距堙者,三月而后成。”*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9,胡三省注,第7374页。

二是引用《孙子兵法》解释《通鉴》中的省略用语。《通鉴》中有一些省略用语,有些则是源于《孙子兵法》文义的省略。《孙子·谋攻篇》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45页。《通鉴》载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249年),蜀汉卫将军姜维引兵从牛头山出兵救援,与魏征西将军陈泰相遇。陈泰说,“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今绝牛头,(姜)维无反道,则我之禽也。”胡三省对“不战而屈人”作出注解:“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善之善者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5,胡三省注,第2383页。《通鉴》中所谓的“不战而屈人”,实质上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省略用语。《孙子·计篇》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20页。《通鉴》载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参军李梁劝说梁州刺史甘卓:昔日隗嚣飞扬跋扈,保有河西之地的窦融却归顺刘秀,最终享有荣华富贵。今将军名重天下,只要按兵不动,大将军若是成功,就会委以重任,若不成功,朝廷一定会以将军取代他,何愁不富贵,“而释此庙胜,决存亡于一战邪?”胡三省对“庙胜”作出注解:“孙子曰:未战而庙胜,得算多也;未战而庙不胜,得算少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2,胡三省注,第2895页。《通鉴》中所谓的“庙胜”,实质上是孙子“庙算胜者”的省略用语。《孙子·谋攻篇》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52—53页。《通鉴》载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年),燕大司马慕容恪围攻镇北将军段龛,诸将请求迅速进攻,慕容恪却说:用兵形势有缓有急,不可不察。若敌我势均力敌,外有强大的援兵,担心腹背之患,攻敌就不可不急。若我强敌弱,敌无外援,我的力量可以制服敌人,就应困守敌人,等待敌人灭亡。“兵法十围五攻,正谓此也。”胡三省对“十围五攻”作出注解:“孙子曰: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0,胡三省注,第3158页。《通鉴》中“十围五攻”,实质上是孙子“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省略用语。《孙子·用间篇》云:“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289页。《通鉴》载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劝谕夏王窦建德说:赵、魏曾为唐所有,后被足下侵夺。后因淮安之事,以礼相待,公主归还,释去仇怨。王世充虽与足下修好,但反复多变,今危在旦夕,花言巧语引诱,足下却以三军之众仰赖他人,“千金之资,坐供外费”。胡三省对“千金”作出注解:“《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9,胡三省注,第5911页。《通鉴》中所谓的“千金”,实质上是《孙子·谋攻篇》“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的省略用语。

三是引用《孙子兵法》解释《通鉴》中记载的作战行动。《孙子兵法》蕴涵丰富的战术思想,胡三省多次引用《孙子兵法》解释《通鉴》中记载的作战行动。例如,《孙子·军争篇》云:“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58—160页。《通鉴》载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刘秀下诏命令司徒邓禹班师,“慎毋与穷寇争锋!”胡三省解释刘秀这一作战行动:“穷寇者,言其势已穷,势必致死也。《兵法》曰:穷寇勿追。”*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0,胡三省注,第1307页。又如,《孙子·军争篇》云:“饵兵勿食,归师勿遏”,*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56—157页。《孙子·九地篇》云:“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261页。《通鉴》载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曹军受敌前后夹攻,曹操夜间命人开凿险要伪装逃跑。刘表、张绣率军出击,曹操巧出奇兵,进行夹攻,大败对方。荀彧询问曹操破敌之策,曹操说,“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吾是以知胜矣。”胡三省解释曹操这一作战行动:“《兵法》曰:归师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后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2,胡三省注,第2003页。再如,《孙子·形篇》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69页。《通鉴》载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诸将询问曹操,为何当初敌人防守潼关,渭水以北道路不通,却不从黄河以东出击冯翊而围守潼关,数日后却北上渡河?曹操说,敌人防守潼关,若是进入黄河以东,敌人必引兵防守各个津渡,那么就不能渡过黄河,因此故意伪装大军攻击潼关,敌人南来全面防守,黄河以西就会空虚,徐晃、朱灵二位将军便可轻取黄河以西。然后引军北渡黄河,敌人就不能与我争夺黄河以西,此时二位将军在那里阻击敌人,“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胡三省解释曹操这一作战行动:“《兵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6,胡三省注,第2108页。另如,《孙子·谋攻篇》云:“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62页。《通鉴》载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荆州刺史朱修之截断马鞍山通道,占据险要防守。雍州刺史鲁秀前来攻打,不能战胜,于是撤军回江陵,朱修之率兵紧随。有人劝朱修之急速追赶,朱修之说,鲁秀是骁勇之将,“兽穷则攫,不可迫也。”胡三省解释朱修之这一作战行动:“《兵法》有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朱修之此战近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8,胡三省注,第4018页。

清人章学诚曾批评私人著史的不良风气:“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9页。胡三省借鉴前人成果时,明确标注其出处,反映出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胡三省引用《孙子兵法》解释《通鉴》内容,既注重对《通鉴》中的军事术语和省略用语的解释,也注重对其中所记载的作战行动的解释。胡三省这种注解方式为学习《通鉴》军事思想提供了极大方便,同时也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战法与战例。

三、运用《孙子兵法》点评《通鉴》内容

胡三省不仅引用《孙子兵法》对《通鉴》内容作一般性解释,而且有时慧心独用,运用《孙子兵法》点评《通鉴》中一些重要内容,主要分三种情形:

一是运用《孙子兵法》点评《通鉴》中历史人物。胡三省依据《孙子兵法》点评《通鉴》中历史人物,主要有魏明帝、慕容宝、安仁义。胡三省评价魏明帝工于心计。《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魏明帝说,诸葛亮凭借山地险要,防守坚固,“今者自来,正合兵书致人之术,破亮必也。”胡三省评价魏明帝用计巧妙:“《兵法》曰:善战者致人。帝姑以此言安朝野之心耳。”*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1,胡三省注,第2241页。胡三省所谓“善战者致人”的评价,源于《孙子·虚实篇》“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06页。再有,胡三省评价后燕之主慕容宝才略不足。《通鉴》载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北魏并州监军丑提听说叔父没根投降后燕,害怕自己受株连,于是率部回国叛乱。魏王拓拔珪想要北上平叛,便派相国涉延向后燕求和,请以其弟作人质。慕容宝“闻魏有内难,不许”。胡三省评价慕容宝的才略:“《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慕容宝徒欲乘拓拔珪之有内爨而困之,而不知己之才略不足办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9,胡三省注,第3439页。胡三省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评价,源于《孙子·谋攻篇》“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另有,胡三省评价团练使安仁义徒有虚名。《通鉴》载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吴越王钱镠派大将顾全武向吴王杨行密告急,顾全武说:只是我自己去,没有任何用处,请以大王的儿子作人质。钱镠便让儿子钱傅璙做他的仆人与他一同去广陵,并向杨行密求婚。路经润州时,安仁义喜爱钱傅璙清新秀丽,要以十个仆人交换,“全武夜半赂阍者逃去”。胡三省评价说:“安仁义号淮南名将,居专城之任,而门关出入之禁不严,非善守者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3,胡三省注,第8583页。胡三省所谓“善守者”的评价,源于《孙子·形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71页。意思是说,善于防守者,深不可测,不给他人以任何机会。

二是运用《孙子兵法》点评《通鉴》中相关人物的决策得失。胡三省看重司马光经世致用的思想,注重总结历史经验,诚如其所言“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第1册附录),第28页。例如,《通鉴》载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袁绍骑兵越聚越多。曹操下令作战,当时骑兵不满六百人,纵兵出击,斩袁绍手下名将文丑。曹军再与袁军作战,擒捉敌人全部,“绍军夺气”。胡三省以《孙子·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48—149页。的思想,评价曹操用兵之所以胜利的原因:“三军以气为主,气夺则其军不振。”*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3,胡三省注,第2027页。又如,《通鉴》载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对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说,主公身为元帅,独掌号令,而李晟率领一军,只是受命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李怀光沉默不语,不想以其名义减少军队衣粮,结果设计好的计谋未得逞。《孙子·谋攻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46—47页。,“伐谋”是孙子重要的用兵思想。胡三省评价李晟“伐谋”成功的原因:“李晟之答怀光,气和而辞正,故能伐其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0,胡三省注,第7403页。再如,《通鉴》载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东川节度使董璋派兵众在剑门修筑7个城寨,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派西川节度副使赵季良到梓州与其修好。两人原本同在川地,为了争夺利益,相互敌视,现今却迫于朝廷的压力而化敌为友。《孙子·九地篇》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251页。胡三省以“同舟遇风则胡、越相应如左右手”的简洁说法来代替之,评价当时执掌朝廷大权的中书令安重诲不明当时的形势而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先是董璋在东川,与孟知祥邻镇而未尝通问;天成三年,两镇因争盐利而有违言;去年璋遣使求昏于知祥,今知祥遣报使以修好,两释嫌怨以从讲解,惧朝廷加兵也。同舟遇风则胡、越相应如左右手,斯之谓矣。安重诲患两川之难制,不能因其构隙而斗之,反从而合之,可以为善谋国乎!《兵法》曰:合则能离之。安重诲反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7,胡三省注,第9038页。胡三省评点安重诲失误的原因,认为其根本不懂《孙子·计篇》“亲而离之”战术(胡三省将其变换为“合则能离之”),致使原本是宿敌的董璋和孟知祥结盟对付中央政府。安重诲不善谋划,只会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胡三省这一点评折射其“忠于国家和民族”*方如金:《论胡三省的治史态度和人格精神》,《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的政治品格。另如,《通鉴》载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年),最初因节度使石敬瑭反叛,唐哀帝任命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张敬达平叛,修筑长围墙围困晋阳。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指挥使张万迪率兵投降,归属被石敬瑭任命的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指挥,刘知远执法无私,一视同仁,降军没有二心。石敬瑭亲自登城守卫,坐卧矢石下,刘知远对石敬瑭说,观察张敬达等人高垒深沟,想为持久之计,无奇妙之策,不足为虑。“愿明公四出间使,经略外事。守城至易,知远独能办之。”胡三省运用《孙子·谋攻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思想,评点张敬达围攻晋阳失败之因:“用兵之计,攻城最下。以敬瑭、知远之守,又有契丹之援,而敬达欲以持久制之,宜其败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胡三省注,第9147页。

三是运用《孙子兵法》对《通鉴》中史例发表独到见解,这是胡三省点评《通鉴》内容的闪光之处。在《通鉴》原有史例的基础上,胡三省运用《孙子兵法》阐发个人独到看法,这种点评在《通鉴注》中显得光彩夺目。例如,《孙子兵法》有《势篇》,专门论述“势”的问题,胡三省以《通鉴》中的史例阐明自己对“势”的看法。《通鉴》载汉高帝三年(前204年),广武君李左车投降后,对汉军统帅韩信说:将军西涉黄河,俘虏魏王,擒捉夏说,东下井陉,不用一天时间击破赵国二十万军队,诛杀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放下耕具,以丰衣美食待命,这是将军长处。然而部众疲劳,难以使用。将军想以“倦敝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不得,攻之不拔,情见势屈。”胡三省借此史例阐述他对“势”的理解:“兵,诡道也,乘势以为用者也。见,显露也。屈,尽也。吾之情见则敌知所备,势屈则敌得乘吾之敝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胡三省注,第328页。又如,《孙子·作战篇》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31页。胡三省发表了自己对“拙速”的看法。《通鉴》载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年),萧衍起兵,都督行留诸军事萧颖胄派使者给萧衍送来辅国将军刘山阳的首级,借口时机不利,要等明年二月进军建康,不想配合萧衍军事行动。萧衍说,“举事之初,所藉者一时骁锐之心。事事相接,犹恐疑怠;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胡三省借此史例表明自己对“拙速”的看法:“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是以巧迟不若拙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3,胡三省注,第4477页。再如,胡三省认为“伐交”应是善战者必备的素质。《孙子兵法》包含重要的“伐交”思想,主张从外交上战胜敌人。《通鉴》载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范阳节度使朱滔一再请求朝廷允许其管辖深州,朝廷不答应,他因此而生怨恨。魏博节度使田悦听说此事,派判官王侑、许士则悄悄到深州离间朱滔与唐廷的关系,巧说:您奉诏讨伐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不用一月就夺取束鹿、攻下深州,而李惟岳兵势日蹙,王武俊借司徒得胜之势,斩下李惟岳首级,这本应是司徒的功劳。天子下诏书,让李惟岳的城邑隶属司徒公管辖。如今却割深州给团练观察使康日知,这是自食其言。如今皇上立志扫清河朔地区,不让藩镇世袭,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然则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继绝之义,亦子孙万世之利也。”朱滔于是便与田悦合谋对抗唐廷。胡三省在此史例基础上强调,即使原本是仇敌的双方,如果面临生死存亡,也会联合起来为生存而战。他特意指出善于用兵的将帅一定要通过外交手段离间敌人:“同舟遇风,则胡、越可使相救。是以善用兵者,必先离其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7,胡三省注,第7320页。此外,胡三省在孙子攻城战术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通鉴》载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义武节度使王都发动叛乱,占据定州,诸将中屡屡有人想要翻城投奔官军都未成功。唐明宗派使者催促北面副招讨使、归德节度使王晏球攻城,王晏球与使者一同巡城,指着定州城说,“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听外兵登城,亦非梯冲所及。徒多杀精兵,无损于贼,如此何为!不若食三州之租,爱民养兵以俟之,彼必内溃。”唐明宗最后听从了王晏球的建议。胡三省在此史例基础上,运用《孙子·谋攻篇》“其下攻城”的观点,不仅强调孙子“攻城最难”的思想,而且提出两种行之有效的攻城办法:“用兵之术,攻城最难。然攻城有二术:城有外援,则须悉力急攻,以求必克;城无外援,则持久以弊之,在我者兵力不损而坐收全胜。古之善用兵者皆知此术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6,胡三省注,第9024页。由此可见,胡三省并未完全局限于《孙子兵法》的“攻城”思想,而是强调攻城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敌人是否有外援,以此来决定采用何种攻城方法,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孙子的攻城战术思想。

总的来看,胡三省运用《孙子兵法》点评《通鉴》内容,可谓“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刘知己:《史通通释》,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2页。胡三省能对《通鉴》中的历史人物和相关人物的决策得失作出客观评价,并对《通鉴》中的史例发表独到见解,进一步阐释《孙子兵法》的用兵思想,对于一位史学家而言,实属难能可贵。

四、以《通鉴》中的史例验证《孙子兵法》理论的科学性

《通鉴》是史书,《孙子兵法》是兵经,胡三省《通鉴注》征引《孙子兵法》是一种双向注解的行为,不仅以“经”注“史”,即引《孙子兵法》注解《通鉴》,而且还以“史”来诠释“经”,即以《通鉴》中的史例验证《孙子兵法》理论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以《通鉴》中的史例验证《孙子兵法》谋略思想的科学性。《孙子·计篇》云:“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7页。胡三省以《通鉴》中后赵之主石勒以恩信与鲜卑首领段末柸结为父子,验证《孙子兵法》“亲而离之”谋略思想的科学性。《通鉴》载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西晋司空领乌丸校尉王浚“遣督护王昌帅诸军及辽西公段疾陆眷、疾陆眷弟匹磾、文鸯、从弟末柸部众五万攻(石)勒于襄国。”石勒设计生擒段末柸,非但没有杀他,反而安抚他,并“与之燕饮,誓为父子”。在返回辽西的路上,段末柸一天向南叩拜三次。从此之后,段氏一心一意归顺石勒,而王浚的势力却日渐衰微。胡三省对石勒计谋成功的史例如此评说:“孙武所谓‘亲而离之’,此其近之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8,胡三省注,第2786—2788页。

二是以《通鉴》中的史例验证《孙子兵法》战术思想的科学性。《孙子·虚实篇》云:“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14页。胡三省以《通鉴》中刘秀“捣郯”的例子来验证《孙子兵法》“攻其所必救”战术思想的科学性。《通鉴》载建武四年(28年),光武帝刘秀下敕令说,“可直往捣郯”,兰陵之围就会自动解除。胡三省对刘秀“捣郯”战术作注解:“此兵法所谓攻其必救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1,胡三省注,第1318页。《孙子·谋攻篇》又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46—48页。孙子把攻城视为最下策。胡三省以《通鉴》中南朝宋盱眙太守沈璞的例子来验证《孙子兵法》攻城为最下策的科学性。《通鉴》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魏兵南进,郡县守宰多弃城逃跑。有人劝沈璞返归建康,沈璞说,假如敌人前来进攻,正是报国的好时机,也是各位封侯的好时机,何必逃跑!“诸君尝见数十万人聚于小城之下而不败者乎?昆阳、合肥,前事之明验也。”胡三省对此作注解:“王寻、王邑以百万败于昆阳,诸葛恪以二十万败于合肥;故曰用兵之计,攻城最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5,胡三省注,第3958页。胡三省把孙子“其下攻城”灵活转化为“攻城最下”,依据史例揭示出《孙子兵法》这一战术思想的科学性。《孙子·军争篇》云:“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胡三省以《通鉴》中唐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转移驻军的例子来验证《孙子兵法》“围师必阙”战术思想的科学性。《通鉴》载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唐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秘密勾结幽州节度使朱泚。李晟屡屡向德宗进奏,担忧不测之变的发生,请求军队移驻东渭桥。而德宗一心希望李怀光洗心革面,搁置李晟奏章不予回复。胡三省对李晟移驻东渭桥的用兵战术作注解:“李怀光既有异谋,李晟与之连营于咸阳,有不能一息安者,其奏请移军当也。然必归东渭桥者,晟之本规也。盖朱泚拥泾卒而据长安,其败也必当西奔,晟以师自东逼之,所以开其走路耳。兵法,围城为之阙,此其近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0,胡三省注,第7402页。胡三省把孙子“围师必阙”灵活转化为“围城为之阙”,所举此例,揭示了《孙子兵法》这一战术思想的科学性。

三是以《通鉴》中的史例验证《孙子兵法》“用间”思想的科学性。《孙子·用间篇》对使用间谍的思想有精辟的总结。孙子曰:“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291页。胡三省以赵军统帅赵奢使用秦国间谍的例子验证孙子“反间”思想的科学性。“反间”是使敌人的间谍为我所用。《通鉴》载周赧王四十五年(前270年),秦国进攻赵国,秦军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善食遣之”,即用饮食好好款待后把间谍遣送回去,同时故意将赵军停驻不前、增修营垒的表象摆给间谍看,“间以报秦将”,而赵奢遣送秦军间谍之后,就令士兵“卷甲而趋”,向前进发,此后赵奢“纵兵击秦师,秦军大败。”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对此史例说明:“此《孙子》所谓反间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5,胡三省注,第156页。胡三省又以刘玄佐厚结李纳使者的例子来验证孙子“因间”思想的科学性。《通鉴》载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郓州刺史、平卢节度使李纳的使者到来,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素有威信与谋略,“厚结之,故常得其阴事,先为之备”。胡三省对此史例作出说明:“《孙子》五间,有因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张预《注》云:因敌国人,知其底里,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刘玄佐之制李纳,正用此术。”*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4,胡三省注,第7526页。值得注意的是,胡三省这里吸收了宋人张预注解《孙子兵法》的成果。

胡三省《通鉴注》征引《孙子兵法》,既在注“史”,又在解“经”,胡三省以《通鉴》中的史例验证《孙子兵法》的谋略、战术、用间思想,可谓独具慧眼。一则使《孙子兵法》理论的科学与精妙得到验证;二则彰显了《通鉴》的兵学色彩。

结 语

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征引《孙子兵法》,并非尽善尽美。个别地方张冠李戴,沿袭前人错误。例如,《通鉴》载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年),雍州刺史萧衍对录事参军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胡三省对萧衍所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的注解:“孙武子《兵法》有是言”。*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3,胡三省注,第4475页。实际上,这一注解张冠李戴,此话原本不是出自《孙子兵法》。诸葛亮《南征教》有“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之语,*诸葛亮:《诸葛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页。但这也不是最早出处。《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陈寿:《三国志》卷39《蜀书·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83—984页。由此推断,“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最早是马谡提出来的,后来被诸葛亮收入其兵法教令中。胡三省错把诸葛亮兵法教令内容当作《孙子兵法》内容来注解。再者,胡三省《通鉴注》有时不加考辨,沿袭前人的错误,把本出自《孙子兵法》的内容理解为其它兵书的内容。《通鉴》载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王国围陈仓,左将军皇甫嵩进兵击之。前将军董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迫,归众勿追。”胡三省注解董卓所言“穷寇勿迫”:“(李)贤曰:《司马兵法》之言。”*司马光:《资治通鉴》卷59,胡三省注,第1892页。《通鉴注》所谓“贤注”是指《后汉书》李贤注,*范晔:《后汉书》卷71《皇甫嵩列传》,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306页。“穷寇勿迫”本出自《孙子·军争篇》“穷寇勿迫”,*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59页。而不是出自《司马兵法》。《司马兵法》是古兵书《司马法》的另一称谓,李贤却未认真考究其出处,胡三省沿袭了李贤的错误注解,将本来出自《孙子兵法》的“穷寇勿迫”一语,误认为是出自《司马法》,以讹传讹。

值得注意的是,胡三省还比较关注孙子本人。他对孙子的生平家世进行了追溯,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引《姓谱》解说孙子的家世渊源:“周文王子康叔封于卫,至武公子惠孙曾耳为卫上卿,因氏焉,后有孙武、孙膑,俱善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胡三省注,第51页。胡三省在此注解中特别强调孙子精通用兵之术。《通鉴注》还对孙子的个人经历颇为关注,再现了孙子“武宫教战”的轶事。《通鉴》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禄山因触犯军令而被押送京师长安处治,时任中书令的张九龄批阅奏章:“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张)守珪军令若行,(安)禄山不宜免死。”胡三省对“孙武斩宫嫔”作了详细注解:“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闾,吴王曰:‘可以勒兵小试于妇人乎?’曰:‘可。’于是出宫中美女百八十人,分为两队,以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约束既布,三令五申,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行,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斩左、右队长以徇,用其次为队长而复鼓,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绳墨规矩。于是吴王知孙子能用兵,以为将。”*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4,胡三省注,第6814页。胡三省注解“孙武斩宫嫔”所用的资料,源于《史记·孙子列传》*司马迁:《史记》卷65《孙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61—2162页。对孙子传奇经历的记载。胡三省还关注孙子的社会影响力,具体反映在其《通鉴注》对“十哲”的注解:张良配飨,齐大司马田穰苴、吴将军孙武、魏西河太守吴起、燕昌国君乐毅、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侯韩信、蜀丞相诸葛亮、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3,胡三省注,第6795页。唐代赐封的前代十大杰出智慧之人,孙子名列第三。胡三省《通鉴注》背后所反映的这一切,充分证明他不仅熟悉孙子,而且对《孙子兵法》怀有特殊的情结。《通鉴》其书,“学者奉为宝书”。*胡克家:《重刊元本资治通鉴后序》,《资治通鉴》(第20册附录),第189页。而《孙子兵法》又被奉为兵学圣典,胡三省把两者有机融合于《通鉴注》。他的这种特有做法,一则使《孙子兵法》思想得到检验;二则更加突出了《通鉴》的兵学色彩;三则展示了《孙子兵法》思想的精微之处。胡三省《通鉴注》“谨严至极”,*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资治通鉴》(第1册附录),第23页。首开《通鉴》与《孙子兵法》相互释证的先河。《孙子兵法》对史学家胡三省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司马迁和司马光是前辈史学大家,对胡三省影响较大,他们分别创作的《史记》与《通鉴》都渗透了《孙子兵法》;二是宋元之际大动荡的社会环境强烈地刺激了胡三省,时代呼唤史学家关注兵学,为现实服务;三是《孙子兵法》不朽的兵学价值深深吸引着胡三省,使其倾注心血用《孙子兵法》来注解《通鉴》。

(责任编辑张陈)

Analysis: Hu Sanxing’sAnnotationtoZizhiTongjianQuotingSunTzu’stheArtofWar

Yan Shenggu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Hu Sanxing’sAnnotationtoZizhiTongjian(HistoryasaMirror) quotes frequently fromSunTzu’stheArtofWar. This special annotation can be reflected in chiefly four aspects. First, Hu Sanxing markedZizhiTongjian(HistoryasaMirror) by citingtheArtofWarin five ways. Second,theArtofWaris quoted to explain the content inZizhiTongjian(HistoryasaMirror). Third,theArtofWaris cited as a means to comment on the content of the latter. Fourth, historical events inZizhiTongjian(HistoryasaMirror) is used to verify the theory intheArtofWar. Hu’sAnnotationtoZizhiTongjianabsorbs the essence oftheArtofWar, and in turn usesZizhiTongjian(HistoryasaMirror) to provetheArtofWar, setting each other off beautifully. Yet, there exist mistakes in his annotation. Hu was concerned about Sun’s family background and social impact, which indicates that Hu knew much about Sun and that he had a special interest inSunTzu’stheArtofWar.

Hu Sanxing;AnnotationtoZizhiTongjian(HistoryasaMirror);SunTzu’stheArtofWar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明代《孙子兵法》传播与应用研究”(2013-ZD-061)

阎盛国,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K23; E291

A

1009-3451(2016)04-00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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