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红霞

走到一株葡萄树前，在离树根大约60公分高的地方，徐玉英小心翼翼地摘下一个套袋，一串晶莹剔透的红葡萄婷婷地挂在记者面前。记者刚摁下一次快门，徐玉英就把纸袋套了回去，那宝贝劲儿，就像护着世界上最珍奇的红玛瑙！

这是徐玉英刚培育出的新品种，当季就结了这么一串，等着被送去检验，身份特殊尊贵。

徐玉英对它有很高的期许，它可能是来年最具竞争力的品种，是田野葡萄专业合作社的希望。

有好的品种，才能提高葡萄种植的效益，才能留住葡萄树，才能把乡亲留在家乡的土地上。

青壮年都出去抓钱了

谁来种地？

今天无论谁提出这个问题，都已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实实在在的挑战。根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农村每年撂荒耕地近3000万亩。那些老一辈职业农民躬身一镢头一镢头开出来的荒地，更是重归沉寂。原来沟沟坎坎、河边堤堰，凡是裸露的土地都被种上庄稼的年代，一去难返。

——老年人种不动了，年轻人进城了。

8年前，王秀静在鲁西南的一个镇上开了一家理发店，为了增强“核心竞争力”，之前她特意到广州学习了几个月，后来又陆续学习了美甲和美容，走“高端”路线。可是，除了五一、国庆、春节和寒暑假，她的店里平时人少得可怜。很快就走不下去了。镇上五天一个大集，人挺多，可热闹都是属于别人的。她这里精剪10块，染烫60块起，人家那里连理发带刮脸，一块五就办了，老年人趋之若鹜。到她店里消费的，大多是留在家里带孩子的年轻媳妇，时髦，舍得花钱，可是数量有限。不得已，她只能将精剪降到5块，争取50岁上下的客源。

王秀静理发店的隔壁原是一家网吧，开了不到一年就关门了，听说搬到了中学斜对面。中小学不在镇上，没有其他客源。

倒是凉皮、炸鸡柳、烤香肠、烤面筋，火了起来。逢大集，这类摊子被领着孙子孙女的爷爷奶奶围得密不透风。

就像周一到周五的学校门口，停满了三轮车。前几年是脚蹬三轮，现在换成电动的了。车斗无一例外地装了厢棚，不管骑的人多么辛苦，不能让坐的人吹着、晒着、淋着、冻着。

东胡是这里的一个自然村，因为距离市（县）里的工业园区近，能在“家门口”打工，所以还有一半以上的人留在村里。不过，“上班”的他们已不再是职业农民——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像徐玉英这样专心经营土地的没有几个。

往前推十几年，可不是这般情形。

那时候，东胡人的经济生活词典中，几乎只有一个词汇，就是葡萄。

东胡庄从1983年开始引种葡萄，在村里的号召下，家家户户刨了猪圈翻了麦田，种上了从平度大泽山引来的葡萄苗。来自鲁东的葡萄苗在鲁西南没表现出一点水土不服的意思，很快就进入了丰产。

与葡萄同时引入的还有张裕葡萄酒厂的订单。村里统一收购葡萄，加工成葡萄汁，张裕酒厂每天来车拉葡萄汁。

当鲁西南大多数村庄亩产还不足千元的时候，东胡已经实现了亩产过万；当大多数村庄鸡飞狗跳、鸭鹅乱跑、老母猪哼哼叽叽地在屋旁拱泥觅食时，东胡已实现了房成排、树成行，柏油马路贯村庄，家家户户四分六的宅基地，新建的四合院正正方方。用现在的话说，已经提前小康了。方圆百里内，无人不知。小伙子找对象是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姑娘们一听“东胡”俩字就想点头，外面的小伙子，甚至愿意到村里当倒插门女婿。

东胡庄有一百来户人家，1000多亩地，葡萄种植的成功带动附近的西胡庄、张庄、李庄、齐楼等村庄也走向特色种植的道路，高峰时葡萄种植达1万多亩，蔚为大观。

1990年代初，南下的打工潮汹涌澎拜，可是东胡庄安之若素。村民们泰然地伺弄着葡萄园、做着纯粹的葡萄汁。直到1990年代末。

那两三年，天公不作美，暴雨不断，原本的平原沃土一下子成了汪洋。人在葡萄园里走，泥水没过大腿，盛葡萄的盆浮在水面上，一不留神就漂远了，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天鹅，站在水里抖精神。

葡萄运不出去，只能烂在水里，正值壮年的葡萄树也凋零了。

更糟糕的是，与张裕酒厂的合约解除了！

天，总有晴的时候，水，总有退去的时候，可是合约解除，瓦解了村民对葡萄的最后信心。大伙儿纷纷开始砍树，极短时间内，万亩葡萄园缩减得还有零星几百亩。

曾经带来沸腾的葡萄园重归平静，当大水彻底退去后，这片土地上钻出的是麦苗、玉米和棉花。

粮食种植的经济效益是很低的，村民不得不找寻新的出路。

此时，出门打工，给大伙儿带来更多的财富希望。这个赚钱机会让村民们兴奋，就连五六十岁的人也觉得，我要是出去，一天也能抓上个三十五十的。

这是东胡空心化的开始，比很多村庄晚了些，但终究没能躲过。

伴随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村里留下来的大多是妇女、小孩和老人，被称为“386199部队”。据测算，2013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比重已超过40%，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留守妇女达4700多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逼真地描绘了当下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奶奶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买来的媳妇跑了……以及农村道德之忧。

农村，路在何方？

合作社：得让社员倚着钱垛子说好

徐玉英是在葡萄架下长大的——东胡开始引种葡萄时她只有9岁。走出校园后，她随亲戚到了福建农科院。福建农科院那时刚从日本引进了新的葡萄品种，正在试种，徐玉英加入项目后，逐渐学会了育苗、嫁接、品种改良等技术。

1996年，带着培育出的新品种徐玉英回到村里，结婚，种葡萄。苗木改接种下去，还没进入丰产期，就遇上了洪涝灾害、酒厂解约。村民纷纷砍树，但她舍不得，每一棵都是她的心血。她还主动承包别人准备放弃的葡萄园，转化为苗圃。当灾害过去，就能依靠它们东山再起。

她想的是，只要有好葡萄，就不愁卖掉，何况，种葡萄比种粮食，雅致。所以，林林总总她又承包接手了近百亩葡萄园，转成苗圃的有40余亩，其余的也改接了新品种。到2003年左右，她已经是东胡葡萄的“一枝独秀”了。

可是“葡萄味甜，市场味酸”。随着全国葡萄面积越种越大，产量越来越高，到2010年前后，葡萄开始卖不上价。最差的一年，两毛钱一斤都找不到买家，她把葡萄挖坑埋了。

分散的小农经济，在市场面前显得步履蹒跚。

痛定思痛，还在种葡萄的一些农户开始抱团发展，更新品种、统一技术、一起售卖，力争在市场上赢得更多话语权。临清市田野葡萄专业合作社成立，徐玉英担任合作社理事长。

比起临清市田野葡萄专业合作社，阳谷风华粮食种植合作社的成立显得更“被动”。

汪凤华是阳谷十五里元镇赵洼村的妇代会主任、“两委”成员，一心想带领村里的姐妹干点事业，却苦于找不到方向。这里世代种粮，没有抓眼的风景，汪凤华压根没往这方面琢磨。她先想到的是搞副业，养殖。她养了十年鸡，做了很多动员，也没人心动。

其实也可以理解，老话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养殖风险确实挺大。有一回停电，鸡棚里太热，一天之内就死了300多只，用农用三轮往外拉。若是赶上场瘟疫，一棚就可能死个千儿八百。

2011年，汪凤华去市里参加农村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第一次知道了合作社，知道了规模效益，豁然开朗。回去后就开始着手成立合作社，吸纳社员。村里没人知道啥是合作社，以为就跟以前的生产队一样，委婉拒绝或冷眼观望。靠刷面子，汪凤华先发动了6户村民，加上她共7户，注册成立了风华粮食种植合作社。

汪凤华在村里算得上德高望重，虽然她在村里的辈分最低。

1991年，汪凤华嫁入赵洼村。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穷，为一根草棒子兄弟阋墙婆媳反目常常发生。汪凤华夫妇在自己没有住房的情况下，下窑烧砖挣钱，为小叔子盖了一座新房娶媳妇。这事一下子赢得全村村民的心，她被推举为妇代会主任并光荣入党。

合作社一挂牌，原先持观望态度的村民开始松动了，虽然他们可能仍然没有弄懂什么是合作社，但他们相信汪凤华。汪凤华说，加入合作社买种子农药化肥都便宜，还有专家来教种植技术，人们心动了。

靠刷信誉，头一年，风华粮食种植合作社吸纳社员百余户。第二年，又增加百余户，至今已吸纳社员360余户，其中，252户是本村的，其余则是杨庙、李寺等周边村的，建立粮食种植基地3500余亩。

合作社注册了“谷姐”和“十五里元”两个商标，依托商标品牌，与周边多家面粉厂签订了订单合同，合同粮的价格比市场价格每公斤高出一毛多。

2013年，合作社实现可分配盈余34万元，社员分红21万元，社员农户比非社员农户增收35%以上。

这边汪凤华忙得如火如荼，那边徐玉英也没闲着。

加入田野葡萄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多数葡萄园种的还是老品种，缺乏特色，上市时间统一，价格低。必须种出能卖掉的葡萄啊！徐玉英手把手指导社员对葡萄园进行了品种改接更新。

葡萄园也进行了改造，挖了排水沟，打了井，旱涝无忧。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葡萄的分级和加工。这样一来，最顶级的葡萄实现最高价格的“私人定制”，其次进入商场和超市，普通的则进入农贸市场或用传统工艺做成葡萄酒。

收益如何？一对年近古稀的夫妇侍候着4分地，年收入将近4万元。

更重要的是，妇女不再担心家里的劳动力不足，在外务工的儿女也不用怕父母不能及时把粮食抢收回家，合作社统筹安排，社员互助，谁家的事也误不了。

风华粮食合作社的赵振杰秋收时因病住院，妻子陪护。还没等他开口，合作社就把玉米一粒不落地给他收回了家，种上了麦子，啥事没耽误。

2015年，临清田野葡萄专业合作社和阳谷风华粮食种植合作社双双被评为省级示范社。合作社“归去来”，就得让社员安稳地倚着钱垛子说好！

创新，就是一步一步“闯关”

徐玉英梦想葡萄种植能重现当年的辉煌，田野葡萄专业合作社里挂着“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奔小康”的标语；汪凤华则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当成奔头。她们都希望，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梦想很美好，可实际上，她们走得步履维艰。

鲁西南穷，小农思想顽固，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

东胡村民被葡萄伤了心，不愿再“折腾”，就想安安心心地种庄稼、打工，保存下来的几百亩葡萄散落在玉米地里，一眼看上去没点气势，更无法统一管理。

徐玉英想建设一个大型葡萄主题公园，发展旅游观光农业。找村民流转土地，忙活了一年也没多少进展。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不可能出去打工，有块地侍弄着还有事干，一年下来也能有吃有烧。可是一旦土地流转出去，就没地方去了，流转费也不足以支撑一年的开销。

徐玉英原来接收承包的葡萄园甚至有的被收了回去，即使合约尚未到期。这几年葡萄种植的效益好了，有人又想接着种。徐玉英也不能强留，乡里乡亲的，不能太较真。

因为这些缘故，葡萄主题公园项目至今没有实施。“急不得，得慢慢来。”

汪凤华也不敢把步子迈得太大。经过考察，她发现差异化种植是提高产值的有效手段，可是十五里元世世代代以玉米和小麦为主要作物，别的不会啊。

早年，赵洼村曾行政命令统一种过蔬菜，连收购的蔬菜批发市场都谈好了。菜苗白天种下去，晚上村民就到地里偷偷掀了塑料薄膜，把苗冻死。如此三番五次，只能罢了。

为什么呢？村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不过是惯性的思维守旧而已。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创新是有风险的，向前一步，就是和过去的经验“打仗”，人们缺乏“打仗”的勇气。

所以，汪凤华步步试探。她怕新作物推广得急了出事。去年，汪凤华种了十来亩糯玉米，虽然价格比普通玉米高出不少，但因为亩产低了三四百斤，社员不愿尝试。对于计较惯了斤两的大伙儿来说，丰产显然来得更踏实。汪凤华只好以“好吃，种了自己吃”为由，每户发了一把种子，请他们试种。她还引入了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更高的紫小麦，也不敢推广，只能自己先种。

和徐玉英那边的情况一样，汪凤华这边的地也连不成片，耕作、浇灌、施肥、收割都不便。

汪凤华也想流转更多的土地，连成片种植，可是自从取消农业税并有种粮补贴后，土地是越来越“俏”了。老年人攥着地不敢撒手，年轻人也在观望形势准备坐地起价——撂荒也不怕，有补贴，不亏本。

2015年，省里出台政策，对种粮大户提高补贴，合作社不算大户，汪凤华一户的亩数又不够，没能享受这一优惠。

尽管有些遗憾，但她并不着力争取土地。农村老年人有自己的难处，强行把他们的土地转走是不对的。种粮的产值也有限，土地流转价格不能一抬再抬，否则不够成本。

徐玉英还有一个难处，就是雇工的老龄化。有一回，她从新闻上看到，重庆有个猕猴桃种植合作社，雇的农民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患有高血压的就有七八个，合作社不得不专门买来血压计，下地前先给大家量血压。这条新闻让她苦笑，接着就想要不要也买台血压计，合作社里2/3的社员是老年人，雇工也多是“高龄农民”。

与老龄化一并出现的，是农业从业人员女性化和低文化程度化。汪凤华的合作社里，除了上了年岁的，几乎清一色的娘子军。买台联合收割机，没人会开，买台耕地机，没人会开，农药说明，看不懂。

伴随低文化程度的是信心不足和自我怀疑。合作社邀请农技人员来开展讲座，有社员质疑：“俺能听懂吗？”邀请社员参加电商培训，姐妹们更是怵头， “俺可学不会”。

村庄的命运

与种植相比，宛博的临清湖羊养殖合作社似乎烦恼要少一些，因为这只是顺应了农户兼业化趋势。

湖羊养殖合作社走的是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公司提供技术和饲料，合作社是扩繁场，提供羊羔，农户只要在家按标准养殖，100天后就能出栏“交货”，公司统一回收。在不耽误种地的情况下，一个家庭一次可以养200～5000只。

这种订单式养殖风险较小，很快就被农户所接受，短短3年多时间，就发展了1300余个养殖专业户，10个养殖合作社，跨6个乡镇。这一模式还被复制到梁山县。

徐玉英和汪凤华都很羡慕这种模式，和她们相比，宛博的成功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了。不过她们也知道，大家起点不同。临清湖羊养殖合作社的背后是润林牧业有限公司，有上亿投资。

她们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信心。

从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开始，就提出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不仅要用机械化、标准化、信息化来改造传统农业，还要发展初加工、精加工、休闲观光……衍生出无限的增值机会。

徐玉英的葡萄专业合作社现在有两个主打产品，葡萄销售和苗木销售。跟着葡萄销售的是专业营销人员，跟着苗木销售的是育苗嫁接技术人员。这也是占社员总数1/3的年轻人的主要发展方向。徐玉英带着他们北上南下地考察学习，如今合作社已出徒的育苗嫁接技术人员有30多名，拥有葡萄品种20多个，多个品种获全国优质葡萄评比金奖，苗圃可供50万亩葡萄园使用。

优良的品种是合作社的核心竞争力。

孙士秀从2012年加入合作社，如今已是成熟的技术员。平时除了伺候自家的4亩多葡萄，就是在全国各地为葡萄种植户更新品种、嫁接苗木。回想曾经在城里的打工经历，站柜台，规矩多，不自由，月入千元，恍如隔世。更让人羡慕的是，她有事业，也能陪在孩子的身边。孩子不再留守。

葡萄主题公园项目虽然遭遇羁绊，但徐玉英并没有放弃。她还准备成立一个正规的葡萄酒厂，规范生产工艺，申请商标，做成名优土特产。此外，她还酝酿让农户以土地入股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管理种植，实现土地流转……这些，都在等待一个机遇。时机一到，就会变成新的生产力。

汪凤华抓住政府的扶持政策，去年申请把合作社的耕地免费深耕了一遍。今年，有望是个大增产的丰收之年。

她准备以股份制的形式投资成立个面粉厂，加工石磨面，还准备建设面条加工厂，并开展电子商务。

要做成这些，需要资金，也需要人才。

根据调查，截止到2015年10月底，全国农民合作社数量已达147.9万家，各级示范社超过13.5万家！或许它们会走向大农场，或许它们会走向股份制公司，或许它们会走向联合，亦或者它们只能维持个体经济的互助模式。无论走向何方，都得因地制宜、应时而动、顺势而为。

在转型期，农村往哪里走？它们的命运，其实就是村庄的命运，农村的命运。

小编支招

国家有哪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策

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税收优惠。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产品，免增值税；从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产品，按13%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合作社向本社成员销售的农膜、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免增值税；合作社与本社成员签订的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合同，免印花税。

二是金融支持。信贷优惠；支持合作社发展信用合作。

三是财政扶持。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扶持合作社发展。农机购置补贴财政专项合作社优先。

四是涉农项目支持。财政项目资金可直接投向合作社，合作社可申报承担涉农项目。比如农业部蔬菜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创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新一轮“菜篮子”工程、粮食高产创建、标准化示范项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均可以申报。

五是农产品流通扶持。鼓励引导合作社与城市大型连锁超市、高校食堂、农资生产企业等市场主体实现产销衔接。

六是人才支持。每年培养1500名合作社带头人，农民专业合作社人才培训纳入“阳光工程”，鼓励大学生村官参与、领办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