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隆

军旅作家历经20年心血磨砺，重现东北14年抗战残酷真相
——雪冷血热

□张正隆

第二章

夺枪（续二）

假投降变成真叛变

话分两头。

汤原游击队的领导人、中小队干部，无论是有点儿文化的，还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共同的特点是对军事一窍不通。于是，汤原中心县委不断向省委打报告，要求派调军事人才。就在汤原游击队组建没几天，有三个人到了——王永江、杨树明和张旋风，三人都是行伍出身。

省委原本是想让他们领导汤原游击队的。可这时汤原游击队已去小兴安岭建立“离群独居的苏维埃”了，于是省委就派这三人去依兰做兵运工作，再拉起一支队伍。

王永江在东北军当过排长。他和杨树明在“中东路事件”作战时被俘，在苏联待过半年，回国后加入了共产党。王永江30来岁，大眼睛，细眉毛，单眼皮，中等身材，很结实。九一八事变后，他一直做兵运工作，人称“士兵王”。这人脑瓜聪明，能说会道，张口“马克思说”，闭口“列宁讲”，用当时大家的话讲，“马列主义呱呱的”。那时，在中心县委以下，谁能引用一句马克思、列宁的话，立刻会被高看一眼。大家都觉得王永江这人有真经，他出马一定能成功。

杨树明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话语不多，但心中有数，人们都叫他“老杨”。

张旋风年纪最小，读过几年书，心直口快，一口浓重的山东腔。

依兰县的山林队中有不少是东北军的底子，义勇军失败后才啸聚山林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抢劫、绑票，也有抗日的愿望和行动。王永江去的是一支报号“仁宇”的队伍，头领孙仁宇原是东北军的连长。两个人挺谈得来，很快成了好朋友。

王永江就跟他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男子汉，大丈夫，来世上走一遭，就得轰轰烈烈干一场，留个好名声。你眼下这样子，日本子打你，老百姓恨你，到头来算咋回事？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正是好男儿报效国家的时候。”

杨树明、张旋风的进展也挺顺利。于是，几支队伍凑成一个团的建制，命名为“哈东抗日义勇军”，有一千多人，十多挺机关枪，还有一门迫击炮。

谁当团长呢？张旋风的意见是王永江或者杨树明。

王永江不同意：“俺和老杨当个团长没问题，可咱们一进门就把人家的家给当了，这话好说也不好听啊？俺说，还是让孙仁宇当团长。一来他的队伍人最多，别的队伍说不出什么。二来不让他当团长，他心里不乐意，他当团长才能好好给咱干。三来能够影响别的山林队，有利于以后拉队伍。这条最重要，咱们得把眼光放远些，不能就看到眼面前这一个团。”

杨树明说：“俺看这个人不大地道，怕是靠不住。”

张旋风说：“这个人旧军队意识很重，俺看悬得乎的。再说了，省委、县委都讲要保证党的领导，把一千多号人交给他，党的领导怎么办？”

王永江说：“在旧军队撸枪杆子的，谁还没点儿旧意识？他当团长，但听咱们的，这不就是党的领导吗？”

张旋风说：“你在背后领导他，名不正、言不顺的，早晚是个事儿。”

杨树明说：“这事得往细里琢磨琢磨。”

王永江急了：“看你俩娘儿们叽叽的，这事就这么定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1932年5月12日依兰失守，日军攻占依兰后设立依兰守备队

这三个人中，当时上级并未明确谁是负责人。因为王永江马列水平高，当年在东北军时官也大，而且处事果断，无形中也就成了领导，他也常把“出了问题俺兜着”挂在嘴上。

转眼就大雪飘飘了。

“高粱割（ɡá）了，义勇军垮了。”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既是被日军打垮的，也是因为军饷无着、衣食艰难，被1932年的严冬击垮的。

孙仁宇是秋天拉队伍上山的，团长还没怎么当出感觉，人就一阵阵开始发抖了——几百个弟兄的棉衣还没着落呢。这个原东北军的连长能被王永江说得热血一阵阵热起来，不光因为之前打过日寇，还因为想靠共产党的力量帮他熬过这个冬天。倘若像老山林队那样插枪猫冬，明年春天这些弟兄还能回来吗？说不定就散伙了。这种心理，在这个团其他几支有着同样经历的队伍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王永江很急，不断向县委报告、求援。县委也一样着急上火。一千多人的队伍，一半左右没穿棉衣。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即便发动群众赶紧缝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出来的！

就在这时，驻依兰县城日军派人送来一封劝降信，答应保持原部队建制，军官官升一级，还发“奖金”。

“假投降”的意见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反正孙仁宇极力赞成。

王永江不同意：“孙团长，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种事不能干。”

之前一直挺听话的孙仁宇，这回不听摆弄了：“不干也行，你说怎么办吧。不抢不夺不绑票，这是你宣布的纪律，那也得有个进项、财路呀！草爬子光吃不拉，人能光拉不吃吗？你说咱们打日本子、抢日本子的，这话没错，可弟兄们冻得跟刚出壳的鸡崽子似的，这日本子怎么打？假投降，糊弄他们一把，白捞他们一把，有啥了不起的？去趟依兰城就得随了它呀？俺孙仁宇也是七尺男儿中国汉，也打过日本子！”

能言善辩的王永江，竟有些无言以对。他咬咬牙，决定假投降——骗鬼子一些给养弹药，再把队伍拉出来。

杨树明和张旋风不同意，都说这事儿太悬乎了，弄不好假戏真做，那就全毁了。

王永江叹口气：“那你们说怎么办？”

两个人你瞅我、我瞅你，谁也拿不出办法。

王永江说：“就这么办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杨树明心头实在不踏实，提议去请示县委。王永江也觉得事关重大，于是，两个人去中心县委汇报，张旋风和几个党员留下，随孙仁宇带队伍去依兰假投降。

日伪当局竭尽所能地“欢迎”“款待”孙仁宇和这支队伍。

先是大灌迷魂汤。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孙团长可是当今的大英雄、大豪杰呀。无论内心怎样鄙视这个没气节的胡子头，带翻译、不带翻译的日本人都毫不吝啬地将这类语言奉献给他。汉奸、走狗则对孙仁宇大讲“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以及“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什么的。同时，日本人不惜血本地大发“薪金”“奖金”，成天大米白面、有鱼有肉。对孙仁宇自然更不会亏待——单独一幢小洋房，专门一个做饭的，还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日里夜里伺候着。

能在东北军中当个连长，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人上人了。当了胡子头，虽然吃香的、喝辣的，毕竟委身草莽，经常风餐露宿。孙仁宇未必不会想到日本人只是利用他一会儿，谁也不好断言他一开始就想假戏真做。但是，在那温柔乡中，他那骨头确实酥软了，曾经沸腾的热血很快冷却了。

几天后，张旋风和几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拒不投降的血性汉子，被孙仁宇绑出依兰城南门外。枪声中，有人扑倒时还在用最后一点儿力气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骂“孙仁宇你个走狗汉奸”“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和胡子合伙又垮了

鹤岗煤矿矿井队有个迫击炮排，通过党的秘密工作争取了两个士兵。约定12月底的一个晚上，由他们打开枪炮库，里应外合夺取武器。

两个士兵中有个姓杨的上士，这人不担事，随着动手的日子临近，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排长姓那，有个弟弟也在队里当班长，这小子看出杨上士心里有事，而且不是一般的事，就把杨上士拉到个小饭馆，一顿酒就把话给套出来了。

到了动手的那天晚上，王永江带人来到矿井队西边围墙的缺口处，刚探头朝里张望，一阵排子枪打过来。王永江知道坏事了，赶紧下令撤退。

还得夺枪！王永江这回盯住的是黑金河金矿矿井队。

当地党组织派进去个外号“张大眼珠子”的党员，发展了几名反日同盟会会员。因为那天晚上站岗的全是这些人，王永江带着队伍进去就把矿警队给收拾了，缴获长短枪27支，还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王永江抱着那挺机枪，激动得泪流满面。笔者判断，这极可能是东北共产党武装拥有的第一挺机枪。

队伍又像模像样地拉起来了，叫“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50多人编为一个中队，王永江为总领导，杨树明为中队长，戴鸿宾和两个骨干为小队长。

“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对内的番号，对外报号“仁合”——听这名字，不就是胡子队吗？

打着反日旗号的各色武装，或者是地主武装，或者与地主有关系。因为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太红，力量又小，往往四面受敌，他们就使个障眼法，报个字号。像汤原游击队的“仁合”，意思是倡导仁义和睦，与谁都合得来，便于和胡子打交道，权宜之计，有利于生存。

汤原地区几十支义勇军、山林队中，较大的是“屠旅”和5团。他们原来都是马占山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有的投降了日本人，有的成了山林队，有的一时拿不定主意。当初5团投降时，日军到驻地举行仪式，点名过程中一个营长突然拔枪射击，一些弟兄也纷纷出手，打死4个日本军官，其中少佐、大尉各一，另有十余士兵。鬼子也有防备，用机关枪扫起来，打死30多人。从此，5团降的降、散的散，有个连长带几十人上山，报号“忠厚”，成了山林队。

一份写于1932年没有具体日期的《中共满洲省委××同志关于华子沟一带一般状况与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说：“土匪现在已不像以前了，都是成为正大光明的范围了，成为乡村的直接统治者。”

自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为了攫取这片丰腴的黑土地，鬼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招数之一，就是卖军火给胡子。哈尔滨大白楼的三菱（或住友）洋行，吉林公主岭的日本租借地，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洋行、租借地，都干这种勾当。日本人贩卖军火，虽然是为了牟取暴利，但更重要的是怂恿胡子为非作歹、扰乱社会，以便他们火中取栗。而今，遍地起胡子，闹得乱的是日寇一手扶植起来的“满洲国”。

胡子祸害百姓不容忽视，可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满洲国”就是一种威胁。即便是那种专事抢劫的胡子，走投无路时也是要跟小鬼子拼命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非常时期，或者说是从义勇军到山林队的过渡阶段。溃散的义勇军，除了过界的、回家的、投降的，大都还未进入山林。这是一个对民间、社会的冲击和损害非常大的时期。

把义勇军一竿子打入胡子之列，显然是错误的，且属原则性错误。九一八事变后，各种抗日武装统称义勇军，包括胡子。当黑土地上这些打家劫舍的胡子把枪口对准侵略者的同时，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胡子了。这其中，有的是真抗日，有的是一边抗日、一边发财，有的则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打家劫舍。当时，在东北的一些共产党人特别是中上层眼里，对这类武装是不无厌恶的，但具体到需要贯彻落实政策的人那里，则大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实际的态度。

各地党领导的游击队，无论报没报个字号，其经历和生存状态都差不多。而这次，汤原游击队恰恰就毁在胡子手里。

叫“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王永江的主意。庄稼人扛上枪就是军人了？还得教育、引导、训练，而且得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队伍拉起来就不是儿戏，随时可能打仗。于是，王永江想把部队拉到汤原北部山里，安心训练两个月，然后就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队伍走到鸭蛋河区七马架子屯，碰上一帮“九江”胡子。

两下里站定，“九江”头子于九江双手抱拳，先左后右在胸前一晃，道：“西北乾干一座楼，千人万马俺在头，五湖四海访朋友，江洋路上汇成帮。”

东北军老兵大都会些胡子黑话。王永江抱拳还礼：“走江洋，闯绿林，江洋路上一家人。”

对上了，“仁合”和“九江”就唠上了。

听于九江讲他们也打日本子，王永江就说：“人多劲大，咱们合伙干吧。”

教导队人多，枪也好，还有挺机枪，不知于九江心里怎么想的，嘴上是答应了。

但有一条。王永江强调：“仁合”只打日本子，不抢百姓，“九江”能行吗？

于九江又答应了，可他的部下还是偷呀摸呀抢的，到哪儿都会弄出些动静来。王永江经常批评制止，也跟于九江谈过几次，可这小子点头应着，行动照旧。

老百姓不干了：“这是什么反日军呀？纯粹是帮胡子！不给他们饭吃，饿死他们！”

一条鱼腥了一锅汤。王永江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了，跟杨树明和政治指导员裴世铁一商量，请示当地鸭蛋河区委后，决定把于九江和几个恶行累累的家伙除掉。

队伍来到刘侉屯北山里的桦皮营子，有个叫韩占发的“把头”领着几个人在那儿“放木耳茬”，他们都是救国会会员。王永江决定在这里动手。

日本关东军驻汤原守备队

5月1日那天，韩把头打了头野猪，拳头大小的肉块子在大锅里翻滚咕嘟着，香气四溢。

一间马架子似的小木房里，几块粗拉拉的木板钉的一张长条桌，两边各摆着一长条凳。王永江、韩把头和裴世铁坐一边，对面是于九江、二当家的和炮头“老来好”。队伍则散在外面吃饭，由杨树明指挥——以打碗为号，一起动手。打碗的任务交给了王钧。

杨树明估摸里面喝得差不多了，一递眼色，王钧就起身去盛饭，瞅准地上一根干树枝子，假装绊了一跤，一个蓝瓷大海碗就“啪”地摔地上了。

胡子最忌讳打碗了——碗碎了，吃饭的家什不就没了吗？于九江刚在里边喊了一声，机枪手就已经端着机枪冲进去了，“九江”的人里里外外都被枪口逼住了。

王永江当即宣布：于九江匪性不改，违抗命令，抢掠民财，祸害百姓，败坏反日军声誉，屡教不改，为严明军纪，就地正法。

枪毙了于九江，又将几个坏分子开除出队，队伍继续向北边的通河县进发。

“老来好”40来岁，中等个头，赤红脸上有几颗麻子。这小子兵痞出身，能说会道，枪打得准，否则，他也不能成为“九江”绺子领兵打仗的炮头。两队合并后，瞅着最靠近“仁合”的就是他了，特别是在王永江面前。王永江叫他干什么，他从无二话，而且干得利索。除掉于九江等人后，王永江亮出教导队的底细，“老来好”还积极要求入党。

杨树明提醒王永江：“俺看这人心里藏把刀，咱们得提防着点儿。”

裴世铁也说：“俺也觉得这人不是‘善茬子’，咱们可得接受教训呀。”

王永江道：“你们的意见挺好，俺留个心眼儿就是了。”

在通河训练、活动一个多月，回到原驻地已是6月中旬了，满眼绿意。王永江高兴地对杨树明说：“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时候就到了，该跟小日本子好好干几仗了。”

过了汤旺河，到了孙臭嘴子炭窑，就是汤原县界了。王永江说在这疙瘩歇两天，洗洗衣服，晾晾鞋子和“腿绑”，好好歇歇脚。

汤旺河，洼丹河，舒乐河，巴兰河，小古洞河，大古洞河……来回的路上除了河，就是沼泽，腿脚成天在水里泡着，都白了、木了、没知觉了，扎破的地方都沤烂了，肉一抠掉一块，一点儿血色也没有。

回来的路上，“老来好”更积极了，王永江就介绍他入党。杨树明和裴世铁不同意。

王永江说：“俺也品他这么长时间了，这个人没外心，是实心实意跟咱们好。”

一天夜里，因为走得人困马乏，一个个睡得那个香啊。夜深了，三个人影闪进王永江、杨树明、裴世铁和机枪手住的小房子，枪声就炒豆般响起来。

王钧老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睡得太死了，枪响好一阵子才醒，迷迷糊糊听人喊‘挣着了’。这是胡子黑话，意思是‘得手了’。枪毙于九江后，王永江就宣布革命队伍不准再说黑话，怎么又说上了？是胡子来了？胡子还敢找我们‘撩闲’，活腻烦了？这么寻思着爬起来，就听‘老来好’扯着破锣嗓子喊：‘大当家的，俺今天给你报仇了。’我这下子觉出不对头了，再一看，咱们的人都叫人家拿枪看上了。”

“老来好”站在小房子前，黑灯瞎火看不清模样，就听他喊：“俺‘老来好’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俺们大当家的报仇。俺是为抢金元宝回家，不是抢人头回家。俺不杀你们这些‘崽子’，都滚犊子回家吧。”

王钧老人说，“老来好”带人走后，我们跑进小屋子，一股血腥气直呛鼻子，摸哪儿都黏糊糊的。点亮油灯，哪个人身上都中了几枪。我摸摸看看，老杨中队长中了八枪，还有气儿，赶紧扯衣服包扎伤口，找木棒、树条子绑扎担架。那挺捷克式机枪，也叫“老来好”给抢走了。牺牲的机枪手姓韩，是个朝鲜族人，30多岁，大伙都叫他“韩机关枪”“韩射手”，平时都和领导在一起。那时，机枪手不光要射击技术好，更得政治可靠、坚定，机枪是游击队最大的宝贝呀。

老人叹口气说：“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主要领导死的死、伤的伤，枪也没了，游击队又垮了。我们把烈士遗体掩埋了，抬着老杨队长回来了。”

（待续）

［编辑：李小平电子信箱：lxp000000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