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比尔·霍姆

想念中国学生

文/比尔·霍姆

我曾在西安某大学外语系任教，所教的专业正式一点应称之为“应用语言学”，课程设置里也有文学课。我给一年级、二年级的研究生和成教班的学生上课。学生们的年龄参差不齐，从19岁到40岁的都有。

很快，我发现学生们都很讨厌上“应用语言学”，讨厌工程师们翻译的科技文章。他们更喜爱历史、人类学、诗歌以及新闻学。

我第一次和系领导吵架，是为了课本的事。我对学校安排的“英国文学简介”课程很不满意——老师在上文学课时，高声朗读书上再三斟酌的评论，在黑板上写出作品的“主题思想”，而对作品不提任何问题，不组织任何讨论。到了考试时，学生们便像履行义务那样背诵这些材料。

这样做的讽刺意义是班上的学生，有时甚至是教师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阅读他们能搞到手的任何材料。

我建议系里学生们复印简易的《诺顿文学选集》，这样学生们便有了准确的文本对作品进行讨论。系里先是拒绝，接着又同意了。后来，此事又没了动静。系里的工作人员说：“也许学生们喜欢用中国的教材。”

“胡说八道。”我怒斥道。

工作人员说：“我们的经费太少。”

我掏出支票本，开出一张500美元的支票，扔在办公桌上说：“用这个去支付吧。”我气极了，又说，“再也不要跟我提此事。”

这一手是使我获得这次吵架胜利的重要法宝。几天后，课本印好了，支票也退给了我。书一发下来，学生们便欢呼起来。

午饭过后是午休，这是中国人生活中雷打不动的事，在这两个小时里，中国人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