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志琴



婚礼之上守一段地久天长

撰文>>>王志琴

无论结婚的方式如何改变，婚礼仪式中要传承的那份美好、那份庄严、那份浪漫、那份承诺都应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2月14日，一年一度的情人节。这一天，娇艳的鲜花和美味的巧克力烘托着节日的温馨和浪漫，一对对恋爱中的人们在感受着浪漫的同时，也会许下无数海誓山盟，期待能够早日步入婚姻殿堂。毕竟，一场完美的婚礼和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是对一段美好恋情最好的肯定。

俪皮为礼，阳往阴来

作为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中国有一套体系繁复的婚姻习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是古代中国人的婚恋观；聘礼嫁妆、定情结发、凤冠霞帔、启轿拜堂、洞房花烛，亦是老祖宗的结婚形式。

然而，无论是婚恋观还是结婚形式，并不是从人类诞生之初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历史。

据说，最早的婚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远古时期，洪水泛滥，人类和动物几乎都被淹死了，只剩下了伏羲、女娲兄妹二人。为了繁衍后代，天上的神仙太白金星便提出让他们二人结婚，但他们认为彼此是兄妹，不能结婚。兄妹二人提出，如果能将割成许多段的竹子再接起来就结婚，太白金星果真把竹子接上了，而且留下许多竹节。可是，二人还是觉得结婚不妥。于是他们又提出，从两座山上往下滚两盘石磨，如果石磨能合到一起就结婚。但是当石磨真合在一起时，他们依然不愿结婚。最后，女娲又出了一个主意，如果伏羲能够追上自己就成婚，然而伏羲始终追不上女娲。眼看结婚无望，一只老谋深算的乌龟教伏羲从山的另一面沿着反方向追赶女娲。女娲没有防备，一下子被伏羲追上，两人只好成婚。据说由于伏羲、女娲的成婚，才传下了后世的人烟。

虽然这只是一个神话传说，但人们却认为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婚姻礼仪。唐代史学家杜佑说：“人皇氏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为什么要以俪皮为礼呢？因为在伏羲氏时代，人们靠渔猎为生，兽皮被视为珍贵的礼物，在结婚时，男方向女方送鹿皮，表明了古人对婚嫁的重视。

通常认为，我国古代嫁娶的俪皮为礼，是婚姻礼俗的开端。《通鉴外纪》中记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以俪皮作婚姻的结合，表明了俪皮通婚是早就形成的习俗，而后又由圣人采用并制定成礼法。之后，除了俪皮之礼之外，在婚嫁中还多了“必告父母”之礼。到了夏商时代，则又多了“亲迎于庭”、“亲迎于堂”的礼仪。

再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把婚礼礼仪固定下来，形成了一套具体的仪式。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在《礼记·昏义》中提到“昏”，也就是婚礼。昏，原文作，得名于先民的亲迎礼于黄昏时进行，此时，日月交替，含有“阳往阴来”之意，后来加上“女”字偏旁写作“婚礼”。婚姻二字本作“昏姻”或“昏因”，有三种意义：一是指嫁娶之仪式，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说，“男以昏时迎女，女因男而来……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也。”在过去婚礼以昏为期，男方必须在黄昏时前往女方家迎娶，女方嫁入男方家，通过嫁娶形成家庭，所谓的婚姻指的就是嫁娶仪式。二是指夫妻双方的称谓，《礼记·经解注》中写到“婿曰昏，妻曰姻”，男女双方于黄昏之时进行嫁娶，所以称婿为昏，妻为姻，是基于婚礼而产生的。第三种则是指姻亲关系，由姻亲关系又可分亲家及两家亲属，“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关于婚礼的礼仪究竟是何时成型的，因为缺少了史料记载，无法得知确切的时间。目前，公认的一个说法是婚礼礼仪形成于周代。

根据《礼记·昏义》的记载，周代形成了有关婚嫁的六礼。六礼，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即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女方家答应议婚后，男方家备礼前去求婚；问名，即男方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纳吉，是男方家卜得吉兆后，备礼通知女方家，决定缔结婚姻；纳征，亦称纳币，指男方家以聘礼送给女方家；请期，指男家择定婚期，备礼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亲迎，就是新郎亲至女家迎娶。中国历代重视形式婚，只有完成了各种仪式才意味着婚姻缔结成功。

只是周代时，婚礼并没有后世那般热闹。《礼记·郊特牲》中记载：“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婚礼不贺，人之序也。”也就是说，在上古的时候，人们把婚礼视为幽阴之礼，不奏音乐，人们也不祝贺。

图片人物：新娘张伟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在遵从六礼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着婚礼的仪式并且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婚礼仪式和婚俗。

汉初时，一些地方官吏囿于周礼，依然不让人们在婚礼时庆贺。然而，在秦汉这样热衷享乐的时代，婚礼不贺的状况没能持续太久。汉宣帝统治时，颁布政令：“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勿行苛政。”这道政令不仅宣布了婚嫁举乐的合法性，也使得婚姻相贺的习俗传袭了下来，闹新房的习俗也正是始于汉代。只是黄昏迎嫁、青庐行礼的习俗并没有因此改变。所谓“青庐”就是在住宅的西南角“吉地”露天设一个帐幕，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踏入青庐。

不同于我们在古装影视剧常见的新娘头戴凤冠肩披霞帔的情形，汉代时婚礼礼服的颜色是玄黑色和红色。结婚时，新郎身着玄色（青黑）上衣色（浅红）下裳（象征天地），新娘婚服的上衣下裳则均为黑色（取“专一”之意），同时从阴阳五行的角度考虑，由于黑色属阴，为了平衡需要注入阳气，会在新娘婚服的下裳配上红色的花边。

直到南北朝，青庐行礼的婚俗依然延续着，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礼异》中就曾写道，“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

而到了唐代，婚礼的习俗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时的婚礼习俗比前朝有简略的趋势，但仍然遵从着沿袭下来的制度，婚礼上仍旧沿袭六礼的仪式。只是，形式更加丰富。纳征之物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等。新娘到了新郎家后，父母以下的人都要从小门出去，再从大门回来，其意是要踏新娘的足迹。

在唐代，人们更喜欢在春夏两季里迎娶新人，腊月婚嫁则要遵从新娘不能见姑（婆婆）的规矩。

同时，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盛的时代，无论服装还是人的观念都更为开放，新人的婚服因此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唐代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独特的审美和女性意识融进了唐代婚服。新娘婚礼服的颜色变成了蓝绿色调为主的钿钗礼衣，新郎服则是大红袍，也就是所谓的“红男绿女”。

宋代的婚礼在唐代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习俗，由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在议婚时，开始出现了相媳妇和通资财的做法。相媳妇就是相亲，由男女双方约定一个日期，双方见面，如果相中就在女子的发髻上插上金钗，称为“插钗”，如果不中意，则要送上彩缎，称为“压惊”。

迎亲时，新郎领着花车或花轿来到女家，花轿迎亲由此开始。新娘上轿后还有讨吉利钱要喜酒吃的习俗。来到男方的家门口，新娘下来，有“撒谷豆”求吉利的做法。新娘入堂后又有“拜堂”活动。新婚夫妇手牵“同心结”，宋代称为“牵巾”。新人牵巾先拜天地、祖先，然后进入洞房，夫妻交拜。

元代时，虽然异族统治了中原，但仍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婚姻礼俗基本上沿袭了原有的传统，不过也有若干变化。至元八年，尚书省礼部呈准施行的婚姻礼制是依据“汉儿旧来例”并参照《朱子家礼》拟订的，包括议婚、纳采、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和婿见妇之父母等内容。

明代时，平民百姓的婚礼仪式主要依据《朱子家礼》，有纳彩、纳币、请期的仪礼。亲迎的前一天，新娘家可以派人到男方家陈设新房，俗称之为铺房。其余的告词、醮戒、奠雁、合卺诸礼仪，并如品官仪制。拜见祖称舅姑、舅姑醴妇之礼，也大体与品官诸礼相同。从明代方志记载的情况看，明代的婚礼在名义上遵依朱熹的成法，但民间嫁娶之礼却并不受约束。

也正是在明代，婚礼服的发展达到了我国古代婚礼礼服的一个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个时代，后世常见的凤冠霞帔和九品官服成了标准婚服，平民女子出嫁时也可享受原本属于贵妇衣装凤冠霞帔的殊荣，平民男子迎亲时可以穿九品官服。而这种婚服直到现在，依然是国人心目中最隆重的婚礼服装。

清代的婚礼大体上沿袭了明代婚礼。清政府接受明代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建议，其中一条是：“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即婚俗沿袭汉族传统。清朝政府在前期采取了很多比较开明的政策，所以在民间许多前朝文化大多被保留了下来。

图片来源：紫房子婚俗文化研究室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传统婚俗与新式婚俗并行发展互相融合。那时候，婚礼从形式到内容，都明显地接受了西式风习。新人们一般采取中西合璧的婚礼形式，婚礼程序比以前简化了许多。人们把这种新婚俗称作“文明结婚”，婚礼服装也呈现中西结合的样式。新娘一般身穿中式礼服长裙，头披及地白纱；新郎有穿长袍，头戴西式礼帽的，也有西服革履的。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在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古代社会里，人们对于婚礼这件事无疑是讲究的，这种讲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每一个仪式的重视上。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开始，到送聘礼，订婚到迎娶新嫁娘，每项活动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规定和特定的含义，整个程序纹丝不乱，环环紧扣，既隆重热烈又处处透出精致。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当时间的脚步进入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婚礼的习俗和仪式因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建国初期，为了顺应新的时代要求，人们凡事都讲究一个“新”字，作为人生大事之一的结婚仪式也不例外。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从那时起，“组织”开始影响国人的婚姻。新人们结婚时要写申请，领结婚证需要单位证明和领导签字。传统的中式婚礼和中西合璧的婚礼被一种新的婚礼形式取代。婚礼上，新人要讲“革命婚史”、唱 “革命歌曲”，表明今后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一起进步的打算。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逐渐增添了向毛主席像鞠躬的内容。

60年代，人们的结婚证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内容，诸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内容是最常见的。而结婚现场则张贴着标语口号，新郎新娘要对着毛主席像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全人类……”

70年代时，结婚照开始流行。经组织批准后，新人们会拍一张手握红宝书心向红太阳的结婚照。婚礼上，邀请领导和贫下中农宣读革命誓言，算作证婚。

在建国最初的几十年里，由于国民经济处于低水平待发展阶段，艰苦朴素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时代风尚，人们大多穿蓝色、军绿色或者灰色的常服来代替传统礼服。尽管婚礼是简朴的，婚服是不华美的，但是人们依然渴望结婚这件人生大事能用一种方式体现出来。

随着文革结束和国民经济的好转，80年代时，人们的婚礼虽不很奢华，但一般得有“三大件”或者“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为三转，录音机为一响。80年代末，三转一响逐渐被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所替代。那时的婚礼体现出了土洋合璧，古今融合，地方自创的特色。订婚、迎亲、哭嫁、拜堂、揭盖头等仪式逐渐恢复，西装、旗袍、婚纱等礼服比比皆是。

90年代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断变化，婚礼又有了新的变化。1990年，一家名叫“紫房子”的婚庆公司在北京重张开业。民国年间，紫房子因其所创造的婚礼形式文明时尚、体面省事、经济实惠，在京城名噪一时，并为很多政要名人操办过结婚典礼。随着紫房子的重张，婚庆公司在人们的婚礼中逐渐开始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新人们开始接受经营性的婚介服务、婚姻庆典服务，婚纱照＋西服、迎亲车队、婚礼＋婚宴成为人们结婚必不可少的程序。

如今，在中国文化与经济的转型时刻，婚礼的角色愈发凸显，人人都在寻找一个“好的婚礼”。现代婚礼开始了有主题的方向，婚庆公司或婚礼顾问会根据准新人的需求为其量身定制主题婚礼，用一个特有的主题贯穿整个婚礼的始终。这个时期，婚礼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饭，而是在不断提高着品位，并且不断追求特色和个性，一场新奇个性的婚礼已经成为了诸位新人们的心头好。三轮车婚礼、户外婚礼、纯西式婚礼、海底婚礼、空中婚礼、网络婚礼、传统婚礼，什么新奇的婚礼都有。

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婚礼仪式和习俗如同老祖宗留下来的其他习俗一样，总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着。但是，无论结婚的方式如何改变，婚礼仪式中要传承的那份美好、那份庄严、那份浪漫、那份承诺都应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毕竟，婚礼原本就是一种仪式，既见证过彼此的爱情，也是新生活的里程碑。

愿普天之下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愿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们天长地久。

撰文>>>苏恩

《各得其果》70.5cm×46.5cm

《母子乐》69.6cm×46cm

美术史上的记载不乏绘画世家，有人也曾戏称李苦禅与李燕父子俩为当代的“大小李将军”（即大唐的李昭道与李思训父子）。对此，李燕坚辞不纳，是有其道理的，其实这和能不能称为“大师”或“巨匠”一样，不是在本人健在的时候就可以任意定夺，时间和空间才是对每一个人最严峻的考验。齐白石先生生前的经历与现在的评论定位就相差甚远，更何况有当时名噪一时而如今被大浪淘沙沉于江底者，更堪发人深省。

名噪一时，昙花一现在每个时代都占据大多数，如果想镌刻青史需要的可绝不是花拳绣腿，而是要真正地沉下心来，下苦功，凭定力，磨韧性才行。这个过程需要的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尽管如此，时间却也未必与你想达到的目标成正比，因为更需要的还是要不断地学习、研究、吸纳、充实、调整，甚至要不断地改变和重新认识、塑造自己。

在当今，大师、巨匠、鬼才、神童如过江之鲫，成井喷之势的情景中，能够执着地研究自己的艺术，做到“心远地自偏”的人不多。李燕却是其中的一个。

︽琵琶戏鹦图︾101cm×63cm

时至今日，李燕的作品，无论在拍卖会场，还是在私下交流中，价格并不奇高且基本保持一致，在当下像他这个年龄或比他更年轻的著名画家中可能是仅有的。对此，他的心态非常平和，丝毫不急于与同行相比，为什么？经过我们深入交流得出如下的印象：

其一，在他心里始终没有把艺术创作与市场价位混淆，他坚信如果为了迎合市场是出不来好作品的。

其二，他对自己的基本功和绘画创作充满了信心，相信真正优秀的作品是要凭借功底和创作目的、理念、经验等诸多方面综合而完成的。

其三，他继承了苦禅老人的衣钵，坚守着文人的底线。他坚持读书，博览文史哲，特别是对《易经》的研究。他在苦禅先生收集的书籍和新出土的文物中，不断地研修，以至结合现代科学，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著述。特别是他创作的历史上第一部《易经画传》在行文、注释中十分严谨，绘画时腹稿一出便直接完成于宣纸之上，这在当下的画界可能也是难有与之比肩者。

不去用“竞争的心态”从事绘画是把握自己艺术创作的一个基本的底线。保住这个底线就会冷静，就会坚守，如果总想以“出奇”、“生怪”、独标自己未成熟或狂想出来的刹那“妙想”，恐怕很难成为站得住脚的作品。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是“以人为本”的，从孔子起这种观念就成为了几千年来我们的教育观，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这里我们不去研讨，只以李燕先生这位生活在当代现实中的人为对象，分析在他身上所显现出来的理念、性格和行为，可以鲜活地看出苦禅老人的教育思想——一种以儒家为主，加上现代学校教育的模式和几十年社会变革的冲击而塑造形成的画家——杂家、学者、教师李燕。

李燕常说，“我还是农民思想，春种秋收，我相信种上好种子，细心耕作就会有好收成。”他的这种观念确定了前面所说的自己的作品不为拍卖市场所左右的状态。既没有一夜暴富的诉求，也没有瞬间成名的奇想，坚定了他几十年来的砚田耕耘的不辍；也验证了他的《易经画传》的几次增改，多次再版的原因。

李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穿越”——与诸子经典对话。他最常引用的自然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不思则罔”……几十年来他始终是以“学子”的心态，以敬畏的情感对待中华民族、民族的文化和我们的老百姓，不断地研习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以民为本的认识和心态，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内涵和亲民的趣味，比如他的漫画。

多年来，他不断地研习传统，但他绝不保守，其表现为二：一是十分关注新发现和新出土的文物资料，特别是对各地的木、竹简的整理发掘出的新的文字史料，以调整和补充自己的不足和认识。二是十分关注国内外的科技新动态，从对太空航天科技的关注到现代军事科学中的各种机型、导弹的发展，以至对暗物质、量子的研究，几乎没有他不想知道的。这种广纳博收的心态，激发着他的求知欲，同时也保持了依然旺盛的创作幅度，这大概也验证了“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规律吧！观其作品的广泛性可以看出他创作时的激情和心态，特别是他在画面上的题字内容。

有许多人都称李燕先生为“杂家”，杂在哪儿呢？在采访他之后我们就明白了，他是杂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一统”中！他治学、讲课最尊崇苏东坡所言“博学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如果我们读过介绍梁漱溟先生的《最后的儒家》这本书的话，就会联想到，李苦禅、李燕父子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画坛上的坚守者，而李燕区别于苦禅老人的是，他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气候，随着社会的发展，视野更开阔，新知识更全面了。

儒家的中心是要求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苦禅老人的“所谓人格，爱国第一”、“人无品格，下笔无方”大约就是对他人生追求的最好诠释。李燕不但继承了这一原则，而且在国家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较苦禅老人发挥得更为酣畅淋漓。这些我们从几十年来对他的新闻报道，以及他担任两届政协委员时所作所为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写了很多极有分量的提案，曾荣获“优秀提案奖”，他积极地发言也产生了可观的影响，这大概也是他对治国兴邦尽一份力的表现吧。

在李燕的心底深埋着一个朴实的愿望——做中国文化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