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时，荣禄正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兵权在手，足以左右政坛风云，但荣禄偏偏躲在慈禧身后，唯其马首是瞻。

荣禄年轻时好言变法，作为政治家，为何不更负责任一点？为何逆历史潮流而动？其实，回溯荣禄的发迹史，便能品出其中的缘由。

荣禄出于“满门忠烈”之家，祖父塔斯哈死于回疆动乱，伯父长瑞、父亲长寿死于镇压太平天国，咸丰曾特批建“双忠祠”以祀。荣禄因而受益，16岁踏上仕途，升迁之快，倍于常人。正当春风得意时，荣禄却突然遭遇重大挫折，因工作失误，差点被肃顺杀头，幸慈禧太后在政争中胜出，肃顺伏诛，加上荣禄攀上醇亲王奕，再获重用。

荣禄懂洋务，力主西法练兵，属激进的“变法派”。由于练兵有成绩，荣禄升迁甚速，38岁成总管内务府大臣。可没多久，因得罪内阁学士沈桂芬，遭政敌构陷，“又以被劾纳贿”，不得不闭门在家7年。

在恭亲王奕支持下，荣禄东山再起，出任西安将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荣禄疏陈对策，深得慈禧欣赏，被留在京城，重回权力中心。

两番仕途挫折，让荣禄悟出一个“真理”：在清朝官场混，出身、忠心、能力皆不重要，关键看靠对人。再大的官都要考虑自身利益，不可能为你损失自己，唯有靠上最大的主子，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荣禄将“公忠”化为“私忠”。如果说当年他意气风发，还想为大清朝而奋斗，再度出山时，荣禄已将全部身家性命压在慈禧的身上——以慈禧的想法为想法，以慈禧的需要为需要。

荣禄当然知道要变法，也知道要富国强兵，可在慈禧眼中，这些事自有别人来做，她用荣禄，仅仅因为他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