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戈

郭建华19岁成为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一干就是40多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界三朵金花”之一。由于对农村电影事业的贡献，她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当选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卢展工同志赞赏地说：“你的故事本身就可以拍部好电影了！”2012年3月，以郭建华为原型的电影《放映路上》与观众见面。身为全国人大代表，郭建华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农民兄弟也能坐在电影院里看上电影……

农家女当上放映员

记者（以下简称记）：当年您是如何当上电影放映员的？

郭建华（以下简称郭）：19岁那年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儿，大队支书告诉了我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万隆放映队正在对外招收电影放映员！放电影一直是我的梦想，听到这个消息，我放下手中的农具，一口气跑到3公里外的放映队去报名。到了放映队，我看到十几个精壮的小伙子正排队接受放映队队长于明奎的审查，没有文化、操作能力差的青年当场就被他轰走了。轮到我时，一看我是个女孩，于明奎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放电影是男人的事情，你一个女孩子瞎掺和啥！”我不服气地说：“女孩子怎么了？论文化，我初中毕业；论力气，我和男人拿一样的工分，现在男女平等，你咋还是一个封建死脑筋呢？”

记：您这些话把他给问倒了吧？

郭：看我说话比较冲，于明奎没有生气，反而来了兴趣，他抛出一连串问题向我发难：“电影放映机加上拷贝有150多公斤，你拉得动这么重的板车吗？夜里到县城去取拷贝，一来一回几十公里，你敢走夜路吗？干电影放映员没有休息日，将来你结婚生孩子怎么办？”他这一通连珠炮并没有吓倒我，和那些小伙子们比起来，虽然我力气没他们大，但悟性、耐力等方面我却占优势。我还用情打动于明奎：“我就喜欢电影，为乡亲们放电影是我一辈子的愿望，再苦再难也不会放弃，你就录取我吧！”于明奎被我的执着打动了，他觉得有个女放映员也不错，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于是，他同意我加入放映队。

记：您多长时间做到自己独立放电影的？

郭：当上放映员后，我才明白了师傅所说的“放电影是个技术活儿”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好的放映员中间换片两三分钟就能完成。好在我悟性不错，经过3个月的苦练，就被师傅允许可以独立放电影了。那天，放映队到大王庄村放露天电影，乡亲们早早吃了晚饭，搬着凳子、马扎过来占位置。看到乡亲们这么踊跃，自豪的同时，我心里也忐忑不安。到了放映的时间，乡亲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我，这也是乡亲们第一次见到女放映员，都很好奇。灯光下，我紧张得直冒汗，我提醒自己不能紧张，还默念着师傅教给我的操作要诀。尽管不太熟练，但我忙碌了几分钟后，放映机终于发出熟悉的“嗒嗒”声，银幕上出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字样，激昂的音乐也响起来了，乡亲们一片欢呼。我终于松了口气。

记：当年您一定很受乡亲们欢迎吧？据说您的爱人也是您在放映场上认识的？

郭：在乡亲们心目中，我是个最受欢迎的“明星”级人物。乡亲们一看到我，都一下围上来，打听晚上放什么影片，还要拉我到他们家吃饭。每年年底，在全县100多个放映队、300多个放映员中，我都是受表彰、年龄最小的放映员。我和我丈夫就是在放映场上认识的。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放映电影《上甘岭》，当演到英雄王成高喊“向我开炮”时，一个回乡探亲的军人激动地站起身来，给我敬了个军礼，然后鼓起了掌。半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部队来信，写信人就是那天晚上给我敬礼的军人。我对他印象很深，就礼节性地回了信。随后，我们两人书信交往起来，时间一长，彼此生出了爱慕之情。两年后，我们结了婚。

记：听说您的两个女儿都是在放映场上出生的，是这样吗？

郭：1978年夏天，电影《烈火中永生》上映，我挺着7个月的身孕，每晚都要赶两个村子放映。就在赶场的第18天，由于过度劳累，我肚子一阵剧痛，孩子早产了。因为放映场离卫生院比较远，来不及送，师傅在喇叭上紧急寻找会接生的妇女，在场的妇女自发围成一圈。由于放映场亮度不够，乡亲们用手电筒照射在银幕上，用反射过来的光亮让接生员为我接生。由于早产，我的大女儿出生时体重只有5斤多。当时《烈火中永生》中主题曲《红梅赞》唱响全国，我给女儿取名“红梅”。3年后的冬夜，我的二女儿又在电影放映场上出生，当时正放映电影《包青天》，我就为女儿取名“雪梅”。孩子的到来并没影响我的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983年，我被任命为万隆乡电影放映站站长。在我的努力下，万隆电影放映站年年被县里评为先进集体。

困境中率员工奋力突围

记：20世纪90年代，录像、投影一夜之间冒了出来，传统电影受到很大影响，您体会应该很深吧？

郭：是的，当时几乎是一夜之间，投影、录像厅遍布国内大大小小的城镇，香港及国外影片挤占了很大市场份额。很多人迷恋上到录像厅看电影，花2元钱就可以看好几部武打片、喜剧片，传统影片很少有人关注了。1996年春天，在电影市场最不景气的时候，我被任命为开封县电影公司经理。当时公司效益极差，正常的工资发放都成了问题，不少员工自谋生路，公司整天不见一个人影，存放电影拷贝的屋子布满了灰尘，让人心酸不已。有一次，我骑车路过相国寺旁边的一条小巷，突然传来一阵叫卖声。我听着声音比较熟悉，扭头一看，原来是和我一起搭档放电影多年的老何。这两年农村电影市场不景气，老何家里人口多，孩子又上学，全靠他的工资养家，可就那点工资也难以及时发到手，老何只好找到一些开服装店的老板，兜人家一点货底到大街上叫卖。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我被任命为电影公司经理了，老何苦笑着说：“郭姐，我打心眼儿里爱电影，做梦都是在给乡亲们放电影，可现在一家人的生计都顾不住了，难啊！你脑子灵，看能不能带着大家闯条路出来。”

记：您是如何在低谷中杀出一条生路的？

郭：面对眼前的烂摊子，想想当年露天电影的热闹、繁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怎样才能在困境中突围，闯出一条独特的路子呢？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几天，苦苦思索良策。一天，一位员工打电话给我说：“陈留镇一位村民来公司，想请咱们过去放场电影，说是他的奶奶去世了，他奶奶去世前最喜欢听豫剧《三哭殿》，想请电影公司去放场电影，送他奶奶一程。”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当天下午就带队赶到陈留镇那个村民所在的村子，亲手放映了《三哭殿》《诸葛亮吊孝》两部影片。看到乡亲们齐集一堂，借电影缅怀逝去的老人，那种场面让我又回到了当年放映露天电影的场景之中。放完电影回到县城，我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对呀！农村婚丧嫁娶，移风易俗放场电影也很有意义嘛！仅这一块市场就不小，虽然农村电影陷入困局，但只要想办法，就能找到市场。

记：接下来您和员工是如何行动的？

郭：我与农村电影打了几十年交道，深知搞好农村电影需要做好三件事：队伍不散，阵地不丢，经费有保障。我决心先把队伍聚拢起来，集大家的智慧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我召开了一次电影公司全体员工大会，经过一番动员，大家纷纷献言献策。我认为，农村放电影难，关键在于经费难以解决，要找到为农民看电影埋单的单位才行。我决定打破传统的农村电影放映格局，并和大家商定了重振农村电影市场的三条途径：一、移风易俗，把放电影与红白事结合起来；二、积极寻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等单位合作，把电影公司的独角戏变成“大合唱”；三、影政结合，放宣传电影、廉政电影。有了好的思路，就要去执行。我和公司干部、职工分头行动，走访各自联系的单位。

记：思路理清了，执行起来顺利吗？

郭：很快，师傅于明奎传来捷报，说他已经说服一个乡的乡长，乡里下发文件，各村婚丧嫁娶移风易俗，以放电影的形式来纪念或庆贺，每场电影费用100元。其他员工也纷纷传来好消息，但也有不顺利的。一天，老何哭丧着脸来找我，说他负责联系的一个乡的乡长特别难说话，见了一面就开始躲他，每次都让秘书出来挡驾，他都快泄气了。我知道老何性格内向，不善公关，决定亲自出马。正如老何所言，我去了两次，都是秘书出来挡驾。我多了个心眼儿，乡里开干部扩大会议的时候，我悄悄坐在会议室后面，会议结束后，我直接找乡长谈。当时的会议内容是布置夏收及征缴公粮，乡里有很多工作要布置，然而有很多村干部反映，村里人都忙着收麦子，很难聚拢到一起。听到这里，我眼睛亮了起来。会议一结束，我就拦住乡长，表明身份后，向乡长提出“我借电影聚人，你借电影开会”的办法，乡长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抛出了“一人1元钱，电影放全年”的思路，当然这个1元钱由乡财政出，按人头交给电影公司。乡长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很快就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了下来。经过我和全体员工的努力，公司业务终于焕发了生机，当年便扭亏为盈。

全国“两会”为农民“代言”

记：与40年前相比，现在农村电影放映有什么变化？

郭：以前那种借两棵大树或栽根木桩挂起银幕的方式过于笨拙，而且受天气的影响较大。如果研制出一个遮光透气、方便移动的放映篷，能随时随地挂起银幕就好了。2003年秋天，我决定组织研制这种活动的放映篷。一些老职工对此有异议，有人说，几十年来都是这样放电影，你却要改变，一旦弄砸了，岂不是劳民伤财？也有一些老员工说，这几年你带俺们找市场，刚有些家底，就不安分了，玩砸了大家都得受连累。我除了顶着压力继续研制活动放映篷，还贷款为公司所有员工办理了“五险一金”，贷款担保人就是我。这就意味着，将来公司即便效益滑坡，员工们也有养老医疗方面的保障，让他们吃了颗定心丸。活动放映篷研制了3年，经历了多次波折，在我的坚持下才得以进行。2006年6月，我组织研制的“春雨”牌电影活动放映篷获得了成功，顺利通过了国家广电总局的验收，成功推向市场，将“流动影院”带向全国各地，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因此，开封县被确定为“万映计划”实验基地、河南省农村电影发展试点基地，我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记：到了21世纪，电视节目的多样化以及网络的兴起，电影市场又受到很大影响，您是如何做到与时俱进的呢？

郭：电视节目的多样化以及网络的兴起，使得电影市场危机再次来临。我觉得，只有主动出击，并且对电影市场重新定位，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一天晚上，我和丈夫来到一个广场散步，广场上消暑的人很多，一家经营大排档的饭店门前，店主把电视机摆到外面吸引顾客，电视机前聚集着很多人，电视里放的是战争题材电视剧，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我用心观察了一下，发现电视机前大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有少许市民。我突然想到，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业余生活贫乏，能看上电视已经是很奢侈的精神享受，如果定期在广场上放映电影，肯定能成为农民工兄弟的文化大餐，同时也方便了广大市民。让政府出资为老百姓放电影，这个思路如果能行得通，潜在市场应该很大。2007年初，我成立了河南新华农村数字院线公司，并出任总经理。为解决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看电影难问题，我联合北京一家数字电影公司，规划开发城镇现有文化广场，在河南省范围内建成121个数字电影广场，初步覆盖全省农村的数字电影放映网络。这个举措让老百姓和我们院线公司都得到了实惠。

记：您是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都提了哪些与农民有关的议案？

郭：我是农民出身，平时最关注的就是农民的想法，想把他们的呼声带上“两会”。2009年春天，我路过开封县范村乡谢湾村，看到路旁有一个塑料大棚，就停车和种草莓的农民钟全福聊了起来。钟全福说他种植草莓、樱桃的过程中，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自己文化低，对种植类的书籍看不太懂，如果能有通俗易懂的科技电影就好了。像钟全福这样的烦恼我听过不少，深深感到农民对科技电影的渴望。2010年全国“两会”上，我提了两个建议，一是让全国农民都看上科技电影，二是在全国中小城市建电影院。我的第一条建议很快得到了重视和落实。河南省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了一条利用科教电影帮助农民群众发家致富的新路子。今年我还把开封的花生带上全国“两会”，在会上推销开封花生。此外，我还提出了在农村普及法制教育的建议。时下，农村还有很多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不会使用手机以及互联网等移动通信工具，这个群体的法制意识比较薄弱，因此，在农村普及法律知识迫在眉睫。

记：您从事电影放映工作40多年，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郭：我的心愿还是和电影有关。这些年，咱们国家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几十年前农民看电影，都是两棵树之间挂个银幕，乡亲们露天席地而坐，有时看着看着就下起了大雨，电影看到半截不得不中止，十分遗憾。我在城里的豪华影城甚至北京的五星级影城看过电影，那种音响和设施，以及提供的舒适条件，让看电影这样的纯娱乐活动成为一种享受。当然，在城里看一场电影花费不菲，农民兄弟是舍不得消费的。所以，我希望中小城镇能多建一些电影院，让农民能和城里人一样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这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