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　之 / 文

寻访本刊周边人文景观（二）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上海蔡元培故居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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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故居陈列馆门口

蔡元培，一代教育大家。这是小时候，记者对这位著名人物的记忆。

7月5日，记者前往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寻访蔡元培在上海的故居，领略大师走过的历程，感悟其思想和情怀。

这是一幢小小的三层洋房。在这，蔡先生一直住到1937年去香港前。1940年，蔡先生在香港病逝，享年76。

值得一提的是，蔡先生一生不曾拥有自己的房产。这幢小小的三层洋房，是蔡先生租赁的。一楼现为“蔡元培故居陈列馆”。

“学霸”的长成

蔡元培生于1868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浙江绍兴人。

参观后得知：原来他才是真正学贯中西的“学霸”——4岁入家塾，17岁考取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考中进士，28岁成为翰林院编修。40岁以后出国留学，学了七门外语，37门课程。

“学霸”自有“学霸”气质。小时候的蔡元培，就有一份安静、专心、沉稳。传说一次家中起火，楼下家人忙着呼救、灭火，楼上读书的小元培，却未曾听见。又一次，奶妈要小元培先在楼梯口坐着，等一会儿接他。谁知忘了。几小时后，奶妈忽然想起了小元培，连忙掌灯去接。只见他仍镇定地坐在楼梯口，举止之安祥，简直不像五六岁的孩子。

读书之专心，也有一例：夏天因为蚊子多，绍兴酒坛子多，就找个空坛子放大半坛水，把脚伸进去，裤管盖住水面，此为他“静心读书”的发明。

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蔡元培故居

翰林，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的最高学历。记者想知道的是，蔡元培先生怎么会从一个封建士大夫，转变“为民主革命的开拓者、现代教育的奠基人”的？

仔细参观，慢慢从“蔡元培故居陈列馆”史料中，悟出了一条脉络：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受民族危机的刺激，蔡元培广泛涉猎西学书报，开始受变法维新思潮影响。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包括好友张元济在内的一干维新之士惨遭迫害。受此刺激，蔡元培辞官南下。

蔡元培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要想救亡图强，必须先从开发民智，培养人才着手。

因而，蔡元培“辞官南下”并非“隐居”，而是回到家乡绍兴，应聘出任绍郡中西学堂的校长，去培养“革新之人才”。史料称：正是这次“弃官南下”，成了蔡元培从封建士大夫转变为民主革命者的转折点。

为了办好学校，蔡元培遍访绍兴名流聘请好教师，而且不限于国学，经学、史学、词学、蒙学等人才，他都伸出橄榄枝。学校还开出了法文、日文等课程。看到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已不适应时代需求，他就着手组织老师自编教材，还亲自编写了蒙学《切音课本》。他要求学生写日记，探究新知，关心时事。

经过几年努力，绍郡中西学堂成为当时绍兴藏书最多、教学仪器设备最好的新式学校，培养出了一批拥有新思想的学生。包括后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

当然，改革一定会有阻力的。新旧两派不相容，蔡元培索性辞职，来到了堪称思想和信息汇集、发散地的上海！

来到上海不久，蔡元培就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二次教育改革阵地——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

毛泽东誉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这是1901年，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蔡元培探索了新式教育学制，广泛涉猎了哲学、心理学、逻辑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近代科学内容。在此基础上，写出《哲学总论》一文。他还广泛搜集、阅读各种书报，对教育制度及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详加研究，撰写了《学堂教科论》一书。此外，他非常重视新式师资的培育，特地设计了师范速成科学目表。这是他对新式教育学制的初步设计，成为他后来主持教育工作、筹划全国教育大计的理论依据。

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建立光复会。这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后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毛泽东尊蔡元培为“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

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四年留学期间，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2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1913年，蔡元培再次出国，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倡导勤工俭学。（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华法教育会去法国学习的。）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一年，蔡元培48岁。

由此可见，在学识上，蔡元培是学贯中西；在人生历练上，蔡元培已经是百炼成钢。

创立了“北大精神”

蔡元培为“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一个最为显著的标记是创立了“北大精神”。

“北大精神”是什么？对此，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一文中有经典解释：“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后来，蔡元培嫡传弟子蒋梦麟以总务长兼代理校长的身份在北大纪念会上发表演讲《北大之精神》，进一步阐述了蔡元培的北大精神：“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

事实上，蔡先生要树立这样的“北大精神”，是非常不容易的。

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正是100年前。当时的北京大学，叫“京师大学堂”，是这个样子的：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老师多是北洋官僚。上课了，听差们忙不迭去请：老爷，上课了！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学生中还流行“结十兄弟”，就是几个气味相投的同学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人就到他手下做科长、做秘书，捞个一官半职。“京师大学堂”因此也被外界叫做“官吏的养成所”。

图为上海蔡元培故居客厅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也写道：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拚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合影（前排左三为蔡元

蔡元培晚年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动全民抗战。

所以蔡元培说“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他到校后做的第一次演说，就有“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之“三曰”。这篇脍炙人口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收录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

改变大家观念的，还有他的身体力行。如第一天进校门的故事。那是1917年初，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呢，却一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其实，这是蔡元培具有“教育民主、教育平等”思想的真实体现。

更令人吃惊的，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北大学生的姐姐名叫王兰的，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要办一流大学，还得一流师资。就任校长后，蔡元培做的头一件事不是举行仪式，不是发表治校主张，而是贴出一张布告，宣布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文科学长，相当于现在的文学院院长。可见，蔡元培对这位具有新思想之革新人才的看重。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是这份新文化运动重要刊物的主编，李大钊等人在该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章。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聘请陈独秀、贺之才、李大钊、杨震文、夏元臻、张乃燕、马玉藻、谭熙鸿、钱玄同、周作人、李石曾、张大椿、何杰、陈世璋、胡适、陶履恭、马寅初、黄右昌等一流师资

1892年蔡元培参加殿试获得第二甲第34名进士（图为殿试策论考卷）

事实上，蔡先生到任前，北京大学也曾延聘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著有《文心雕龙札记》）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著有《九朝律考》）。但就整体而言，北大仍深受封建旧传统的束缚，中外教员也未必都称职。蔡先生因而积极引进有新思想的学者，而且不但是要有学问的，还要在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并能引起学生研究兴趣的。

在“一流师资”这件事上，蔡元培有刘备“三顾茅庐”的劲头。据说陈独秀由于放不下在上海办的《新青年》，一时没答应来北大。于是，乘陈独秀来京为杂志筹款，蔡元培一连几天早早来到旅社，遇陈独秀晚睡迟起，他就搬个凳子坐在房门口静候。陈独秀被感动了，于是共同决定，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来办，这无疑也是把新文化运动请进了北大。《新青年》在北大建立了新的编辑部，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等先后加入。北大集聚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蔡元培自己也成为一个热心的撰稿人。

循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聘得一批如雷贯耳的教授：不但有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有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还有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甚至还有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包括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

更称奇的是，蔡元培把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也请进了北大。当时梁漱溟只有24岁，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请他讲授哲学，后来成为一代大家的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等，都听过他的课，都得益于北大浓郁的哲学气氛。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体现在蔡元培提倡成立的各种学会上，如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的“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各种研究会，“静坐会”等体育组织。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的兴起，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使暮气沉沉的北大焕发了青春。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

连续五年，蔡元培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都要强调一点：本校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他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在他的治学理念下，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

以美育代宗教

今天中文里的“美育”这个词，是蔡元培从德语翻译过来的。

蔡元培像（潘天寿画）

什么是美育？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蔡元培强调，以美育代宗教。记者的理解，美育就是不带功利眼光看世界的方式。

蔡先生之所以重视美育，与他的学识、世界观有关。在留学德国期间，他主攻美学。回国之后，传播得最多的也是美育。

1920年秋，蔡先生在湖南第一师范做了7次讲演，都与美育相关。1921年秋，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开美学课程。在题为《美学的进化》的讲演中，中国学术界第一次听到了西方美学史的系统述评，内容涉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芬奇、阿尔伯蒂、休谟、博克等人的美学思想，还特别介绍了鲍姆嘉通的《美学》。

在整个西方美学史中，他把康德看作是重点。康德之后，他又介绍了席勒、谢林、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德国的赫尔巴特、齐默尔曼、科曼、哈特曼、费希特、科恩、费肖尔、立普斯和英国的斯宾塞等，同时还介绍了黑格尔及理念论美学、新康德主义美学、实验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等派别。可见，蔡元培美学功底之深厚。

蔡先生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其“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他的《赖斐尔》《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教育独立议》《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章中都有体现。其中以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中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最具代表性。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手稿

文中说道“……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迨后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于是以美育论，已与宗教分合之两派。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

该文的结论是：“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而“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

该文最后强调：“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为耶。”

需要指出的是，蔡先生所指的“美育”，不是“美术”。“在现在学校里，像图画音乐这几门功课都很注意，这是美术的范围。至于美育的范围要比美术大得多，包括一切音乐，文学，戏院，电影，公园，小小园林的布置，繁华的都市（例如上海），幽静的乡村（例如龙华）等等，此外如个人的举动（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谈），社会的组织，学术团体，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都是美化。”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产生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对于今天也不乏深刻的启示：伟大成就的终极驱动力是伟大的情怀。只有对建设伟大的中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才会有一批不计较名利的伟大的奋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