裵炫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东周燕国铜敦、豆之年代辨微

裵炫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东周时期，燕式铜敦、豆，纹饰，年代

对于随葬燕式铜敦、豆的墓葬年代到现在没有一致的看法。本文通过对东周燕式铜敦、豆表面纹饰的分析，发现了其表面纹饰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而且其纹饰的主题不仅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因素，也表现出燕国独有的特点，纹饰中最早的型式具有春秋晚期中原地区所流行纹饰的特点，但共出遗物的年代却属于战国时期。这为我们重新界定东周时期部分燕国墓葬的年代提供了相对年代标准。

一、绪论

在东周时期燕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中，有一类燕国独有的铜敦、豆。其中铜敦的器身和盖对称并以子母口方式扣合成椭圆形，盖上、身下各附3个云状环钮，器身侧面附一对或两对环形耳。其器形与楚文化铜敦相似，子母口扣合方式与齐文化铜敦相同。因此，可以说燕文化的铜敦是这两者特征的结合体。青铜豆具有细高柄圈足，与铜敦一样也为对称的器身和盖以子母口扣合成椭圆形，区别在于盖上附三足形长条钮。这类铜敦、豆表面纹饰构成也不见于其它区域，故可称燕式铜敦、豆（图一）。

燕式铜敦、豆的出土地包括河北唐山贾各庄M16［1］、迁西大黑汀M1［2］，北京怀柔采集［3］、通县中赵甫［4］，辽宁建昌东大杖子M16、M28、M37［5］等。对于这些墓葬的年代问题，中日学者均多有探讨，但尚无一致结论，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意见：春战之际［6］、战国中期偏早［7］、战国中期偏晚［8］、战国早期偏早［9］、公元前5世纪前半［10］（表一）。由表一可以看到，中方研究者与日方研究者对于墓葬年代最大的分歧在于将其定为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最近辽宁省建昌东大杖子燕文化墓葬的部分资料已发表，为燕式铜敦、豆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据此可对燕式铜敦、豆的特征和年代进行重新分析。笔者认为燕式铜敦、豆的形态历时性变化不明显，只是器物侧面的环形耳数量有一对或两对的变化而已。有两对的只有一件东大杖子M37出土的铜敦，大多数仅有一对环形耳。器形之外，笔者发现敦、豆的器身、器盖以及豆柄部的纹饰有一定的变化，这样的纹饰变化可能反映了时间差异。因此，本文首先对铜器纹饰上的变化进行分析，然后通过与周边地区铜器纹饰相比较，以此确定燕式铜敦、豆的年代，并对出土铜敦、豆的墓葬年代进行检视。

表一 各研究者的编年

图一 纹饰单位的划分

二、燕式铜敦、豆纹饰分析

燕式铜敦、豆的盖上纹饰从盖顶至底由四条弦纹带分为四组，其中盖下两组纹饰与器身的纹饰对称。现将敦、豆盖顶部的两组纹饰带合称为a单位，其下一组纹饰划为b单位，最下一组纹饰则为c单位，共三组纹饰单位。另外，豆柄部在柄的上段、中段、下段均有纹饰单位，其中中段纹饰变化较为明显，可定为d单位（图一）。各纹饰单位有一定的变化过程，下面对各纹饰单位的历时性变化进行分析。

1.敦、豆盖的第一、二组纹饰（a单位）

a单位纹饰构成分为三个部分，中央为涡纹，以三、四条勾形云纹或典型云纹组成，其外为双连回纹或绹索纹或三角形勾纹，最外为水波纹。根据以上三部分的纹饰变化，可分三式（图二）。

aⅠ式- 勾形云纹+双连回纹+水波纹。

aⅡ式- 典型云纹+绹索纹+水波纹。

aⅢ式- 典型云纹+三角形勾连纹+水波纹。

2.敦、豆盖的第三组纹饰（b单位）

b单位纹饰构成以连续的三角形纹饰为主分割空间，内填变形兽面纹。其中正三角纹饰内所填兽面纹为主体纹饰，倒三角形纹饰内填充的兽面纹是附属纹饰。按照这两部分纹饰构成可划分四式（图二）。

bⅠ式- 主体纹（上下联结）+附属纹（典型）。

bⅡ式- 主体纹（上下分开）+附属纹（典型）。

bⅢ式- 主体纹（上下分开，上端左右分开）+附属纹（变形1）。

bⅣ式- 主体纹（上下分开，上端左右分开，下端兽面化）+附属纹（变形2）。

3.敦、豆盖的第四组纹饰（c单位）

c单位纹饰构成为双连回纹、几何纹、“S形云纹”。此单位纹饰基本上没有历时性变化，只有cI式（图二）。

4.豆柄部中段纹饰（d单位）

d单位纹饰构成为以中间的两道弦纹为中心，其上下为对称三角纹，皆内填纹饰。可分为四式（图二）。

dⅠ式- 中间纹饰（斜角云纹-简化）+三角纹（对称S形龙纹，V形纹-简化）。

dⅡ式- 中间纹饰（贝纹+绹索纹）+三角纹（对称联结S形龙纹1）。

图二 各纹饰单位的式别划分

dⅢ式- 中间纹饰（斜角云纹）+三角纹（ 对称联结S形龙纹2）。

dⅣ式- 中段纹饰单位消失，柄部上端、下端为交叉细长三角纹，内填纹饰。

以上对各单元纹饰的历时性变化进行了分析，可见其演变规律较为明确。这些纹饰的构成因素在燕国周边地区也有发现，因此通过与周边地区纹饰的比较，可以确定燕式铜敦、豆纹饰的具体年代。

a纹饰单位aⅠ式的勾形云纹见于河南平顶山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铜鼎上（M301∶12）［11］。aⅡ式的环绕云纹的绹索纹构成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笙E.9、201-1铜饰）［12］发现过，属于战国早期（图三，1、2）。aⅢ式的变形云纹+三角形勾连纹构成在山西太原金胜村（M674［13］、M251∶559 鼎［14］）、河南辉县琉璃阁（M75∶311鼎）［15］等地发现过，其纹饰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图三，3）。b纹饰单位的纹饰在其它地区基本不见，应是燕国独有的纹饰。与c纹饰单位相似的纹饰在辉县琉璃阁（图三，5）［16］、山西侯马上马（图三，7）［17］、临猗程村（图三，6）［18］等地也都发现过。值得注意的是c单位的纹饰与琉璃阁的M80、M60、M17纹饰更接近，属于春秋中、晚期。d纹饰单位的dⅠ式的三角纹内填的对称S字龙纹+V字纹饰与琉璃阁春秋晚期墓M60∶17鼎腹部的纹饰较为相似（图三，4）。可推测为cI式、dI式纹饰模仿或继承琉璃阁春秋时期流行的纹饰。另外，dⅡ式的中间纹饰有贝纹+绹索纹的组合，这种纹饰组合在河南汲县山彪镇M1：193铜豆盖［19］、山西长治分水岭M14：62-19铜饰［20］、曾侯乙墓：201-5、201-6铜饰［21］等器物上可以看到（图三，8、9、10、11），大体为战国早期开始流行的纹饰组合。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燕式铜敦、豆的纹饰主题主要源自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在三晋地区流行的纹饰。各纹饰单位的纹饰本身经过一定的演变过程，这些纹饰一方面吸收有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一方面也有自身独有的纹饰。至于燕式铜敦、豆的最早出现年代则可依此确定。笔者认为aⅠ、dⅠ、cⅠ式纹饰与周边地区的春秋晚期纹饰特征相符合，而cⅠ式纹饰在周边地区进入战国早期后基本上不见，由此可以推测装饰这些纹饰的铜敦、豆在春秋晚期或春战之际已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当然这里仅涉及到器物本身的年代，至于随葬燕式铜敦、豆墓葬的年代，考虑到燕式铜敦、豆是青铜礼器，可能存在着器物铸造与随葬之间的时间差，还需要对墓葬共出遗物进行分析。

三、出土燕式铜敦、豆墓葬的年代推定

通过与周边地区铜器纹饰比较可以确认aⅠ、dⅠ式纹饰比aⅡ、dⅡ式纹饰更早。此外，出土于东大杖子M37具有aⅢ、bⅣ式纹饰的敦带有两对环耳，这与带有一对环耳的敦形制上有所不同，推测是更晚的形态。并且从类型学来看，b纹饰单位的形态变化较为明显，即其主体纹为上下联结（bI式）→上下分开（bII式）→上下分开+上端左右分开（bIII式）→上下分开+上端左右分开 +兽面化（bIV式），而附属纹为bI式、bII式相同，bIII式开始发生变化。b纹饰单位的演变序列与a、d单位纹饰演变序列相符合。因此，以纹饰变化为线索，可知出土燕式铜敦、豆墓葬的相对年代序列，这为判断年代提供了较好的相对标准（表二）。

图三 燕国周边地区出土铜器相关纹饰

至于绝对年代的判断，仍需依靠墓葬中共出的随葬品。随葬燕式铜敦、豆的墓葬中，大黑汀M1、中赵甫和东大杖子M16的部分随葬品为年代判断提供了线索。大黑汀M1、中赵甫出土铜鼎的蟠螭纹与洛阳中州路M2717、太原金胜村M251所见纹饰相似（图四，1、12）；另外大黑汀M1的铜鐏与金胜村M251形制相似（图四，7、17）；中赵甫出土铜匜与金胜村M251所见纹饰相似（图四，2、13）。大黑汀M1、中赵甫、东大杖子M16出土一类椭圆形环首弧背直刃的铜刀（图四，3、4、5），这种铜刀在中州路M2717、金胜村M251（图四，14、15、16）等出土过。因此，大黑汀M1、中赵甫及东大杖子M16墓葬的年代接近中州路M2717、金胜村M251的年代。中州路M2717［22］的年代报告定为战国早期。关于金胜村M251的年代，一般认为墓主为赵简子赵鞅［23］（卒于BC475），或认为是赵简子之子赵襄子［24］（BC475～BC426）。从出土的青铜礼器来看，鼎的蹄足已经显著变矮，并出现了铺首衔环敦形鼎、鬲形鼎、束颈折沿大镬鼎（同见于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浅盘高柄无盖豆、高柄小方壶、卧兽钮器盖等新器型和装饰风格。这些都未见于春秋晚期晚段的琉璃阁甲墓、安徽寿县蔡侯墓、上马村M15等墓葬中，而更普遍流行于战国时期，因此将金胜村M251 定为战国早期较为合适［25］。由此来看，大黑汀M1、中赵甫及东大杖子M16的年代应当为战国早期。并且，东大杖子M16出土的铜饰形态以及纹饰（图四，6）与曾侯乙墓、分水岭M14［26］的铜饰基本相同（图三，7、8、9）。还有，东大杖子M16出土车辖軎和中赵甫出土车辖軎的形态相同（图四，9、10），这种车辖軎在山东新泰周家庄M1、4、5［27］也出土过（图四，18），均为战国早期。因此，将这3座墓葬定为战国早期应无问题。

表二 各纹饰型式序列表

图四 随葬燕式铜敦、豆墓葬共出遗物与周边地区遗物比较图（1、2、12、13尺寸不同）

综合考虑铜敦、豆的纹饰演变序列，大黑汀M1早于中赵甫及东大杖子M16，从而将大黑汀M1定为战国早期早段，东大杖子M16、中赵甫可以定为战国早期晚段。此外，考虑贾各庄M16铜敦纹饰，可定为战国早期。 至于东大杖子M37、M28的年代，所出燕式铜敦、豆在纹饰上与其它燕式铜敦、豆相比已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b、d纹饰单位与前者明显不同；且东大杖子M37燕式铜敦带有两对环耳而形态已有变化，又该敦共出的车軎形态与大黑汀M1的相似，但更细（图四，8、11），因此东大杖子M28、M37的年代应比前者晚一些，可定为战国中期。最后，怀柔出土铜豆虽属采集品而没有共出遗物，但考虑其纹饰介于中赵甫和东大杖子M28之间，其年代大概属于战国早、中期之际。

四、结论

虽然燕式铜敦、豆在形制上变化不明显，但其表面的纹饰演变过程清晰。根据纹饰判断，aⅠ式、cI式、dⅠ式纹饰具有春秋晚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但装饰这些纹饰的敦、豆所属墓葬中，共出遗物的年代却属于战国早期。这当指示了器物的铸造年代与随葬年代间的时间差异，器物本身的年代追溯到春秋晚期或春战之际的可能性较大。此外，燕国在东周时期一直吸收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同时也有一些本地文化因素（尤其是b纹饰单位）。从纹饰以及共出遗物可以看出，燕国与周边的交流在战国早期已扩展到辽西地区。风县文物志》及《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宝鸡市·扶风县》吕宅遗址条下说：召公镇吕宅村传说为周太公望故居。1974年曾暴露一座商代竖穴土坑墓，出土觯、爵、戚、觚等铜器5件。1978年暴露西周铜器窖藏，出土鼎、簋等3件［6］。吕宅遗址地形为黄土台塬，遗址北侧有一条东西向的壕沟，形成小溪，汇入信义水库（浪店河）。出土爬龙的海家遗址周围环境与吕宅遗址周围环境十分相似，地形为黄土台塬，遗址南侧有一条东西向的龙王沟，常年有溪水，原为漆水河的一条小支流，现汇入龙王沟水库。

如果上述推测不谬的话，姬寏母豆很可能也出土于扶风巨良海家一带，这里应是姜尚家族的采邑地。

［1］高西省.扶风巨良海家出土大型爬龙等青铜器［J］.文物，1994（2）.

［2］高西省.扶风出土的西周巨型青铜爬龙及研究［J］.宝鸡文博，1993（2，3）.

［3］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扶风县博物馆.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J］.文物，2007（8）.

［4］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15-316.

［5］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

［6］a.罗西章.扶风县文物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13.b.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307.

（责任编辑 李自智）

Eastern Zhou period， Yan-style bronze dui and dou， Decorations， Date

So far， the date of tombs buried with Yan-style bronze dui and dou has not been fully addressed.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urface decoration， this paper identifes certain developmental patterns.The author highlights that the themes in decorative motifs combine not only elements adopted from the surrounding areas but also Yan local tradition.Most importantly， although the earliest type of motif shares similar of decorations that were widely used in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Lat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remains from the same context show that the feature should date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This new discovery provides new evidence to reconsider the standard of the relative-date of Yan State burials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