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武汉·何祚欢专栏

Column！

何祚欢，爱聊天的老头。

用嘴聊了半世，笔聊了700万字。但还是嘴占上风，许多人不晓得我还出过一摞书。其实这无所谓，咱们接着聊，聊武汉。

冲冠一怒为……（下）

“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谈论明末历史时人们说得很顺嘴的一句话。冲冠一怒怒出一家有名的商铺来，这种事会不会叫人觉得新鲜？其实不新鲜，因为武汉就有。它就是名噪一时的刘有余堂中药店。

刘有余的创始人原本经营棉纺业，并开办打包厂，银钱进出用武汉人的歇后语来说是“吃冬瓜屙西瓜——大来大往”，根本不会想到经营药材，更不会耐烦去搞戥子称量的饮片店。他们的家人三病两痛，多依靠坐落于武昌长街（现解放路）的杨寿丰中药店的药材，是杨寿丰中药店的药材，是杨寿丰的老主顾，定期结账的“特约记账单位”。如果这一份买卖合同一直平平静静地维持下去，武汉也就不会有刘有余堂。

问题就出现在一天杨寿丰最忙的时候，刘家的老太太正好贵体小恙要药吃。刘府佣人前去抓药撞得不巧，就被冷落了一会工夫。

民谚说，“有几大板眼就有几大脾气”。刘家的佣人被旁人捧也捧得当了真，觉得自己该被高看一格，受了冷落，少不得会催。言语之间，杨寿丰的发药师傅回了一句：“要快，你们刘家自己开一家药铺去。”刘家佣人回家，除了原话照搬之外是否添了油加了醋，我们不敢妄言，反正凭着这句话，刘家老太太就拍板定了案：开一家，就开一家。

这一家就叫刘有余堂，就在杨寿丰的旁边。目的很清楚，就是针对杨寿丰来的，办法还是商界的：“血战之宝”—减价销售。到了这一步，杨寿丰想不应战也不行了，何况它也在三镇药材行业中算得一号。这一战，杀得天昏地暗，而且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些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中药小店，不管愿不愿意，受到波及就得“维护形象”，陪着交战双方一起降价。陪到一定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陪太子读书”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刘有余是“家有千顷地，不怕百亩荒，凭他们做药材零售生意的那点本钱，能陪刘有余到“黄鹤上飞金叶子”（所以加引号，是因为这也是一个极有名的江城传说，此处仅借用其字面意义）？于是托请同业公会出面说情，稳操胜券的刘有余才网开一面。

“正主子”杨寿丰却没有躲过这一劫，咬牙硬拼，油尽灯灭，关门大吉。

这也是一个轰动三镇的商战故事（上篇所说的“正大改华丰，赔光也不中”算一个）。由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商战之残酷，它就是生命之博。

然而，由它们的轰动我们不难看出，激烈到家破人亡的商战，到底只是偶尔有之。多数的时候，人们还是愿意在妥协之中谋求平衡，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认同共处。

武汉的商会和同业公会，就是在三镇商业逐步走向成熟时，为着妥协，应运而生的。它起码可以在关键时刻让人们有个对话的地方。武汉金饰行业的第一大户邹协和，就曾利用它的实力优势，通过汉口金银业同业公会，平息了一次对它的围剿。

从民国初年开始，邹协和就以不可阻挡之势，打破了“浙帮”金号和“本帮”（湖北籍）银楼各据一方的局面，成为汉口金饰业的代称。甚至连招牌都不改，将浙帮的武昌老万年金号买下，作为它的分店。这种发展态势，实在令本帮同行心疾眼馋。于是他们祭起了金饰业的法宝，凡是老万年的货，到他们手上就要打折扣，谓之“除色”。面对这样的围剿，邹协和的当家人邹澄之没有选择“战争”，他们选择了“政治”。他凭着在同业公会当家主事的身份，仅只宣言：要是“除色”就一律“除色”。

本帮老板们掂量着这番话，很快就品过味来了。他们不敢当真地“两阵对垒”杀将起来。论实力，邹澄之完全可以不发任何宣言，一声炮响，就“攻城略地”。对拼下去，垮台的绝不会是邹协和。然而邹协和之成为邹协和，恰在于它在经营的精明之外，还有着权衡利弊、审时度势的冷静。它知道，真的拼杀起来，那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自己赢了，大伤的元气也不是一时半会补得起来的。

看来，“和气生财”不光是对顾客而言，同行之间，也得像邹澄之，有核武器，但绝不首先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