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畅

摘 要：夏晓娟在《流离寻岸——资本国际化下的“外籍新娘”现象》（后文简称《流离寻岸》）中描述了一种特殊的国际移民形式——跨国婚姻。与其他跨国婚姻研究者不同，夏的经验资料挑战了某些对于移民的传统印象——处于社会底层、无能和肮脏的“社会所不欲者”。通过参与社会的实践式研究，她对移民的社会身份的“真实性”的产生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身份的真实建构以官方、自我认同和大众媒体三方共同作用而成。

关键词：跨国婚姻；社会建构

关于“真实”的讨论有两派说法，一派认为“真实”就是客观的事实，是可观察的、测量的，并且独立于生活其中者的主观呈现。然而，另一派学者认为，所谓的“社会事实”是被建构出来的。社会世界被视为一个由无数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意义所建构出的世界。也就是说，社会世界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可测量的实体，而是行动者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将其建构出来的。

夏崇尚的是第二种观点，即建构论思想。她分析了不同社会位置所形成的事实建构：官方、跨国婚姻当事人以及大众媒体。她并未预设哪一种建构比其他更具有真实性，她强调的是，那些对象都在社会建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社会建构的这个政治游戏中，我们没有听到有些角落的声音，不是因为他们不存在，而是因为他们被社会消音。而有些声音被建构为所谓的“真理”，也只是因为他们为掌权者所用。

一、官方的建构

夏首先将目光放在了直接处理“外籍新娘”的单位——台北经贸代表处。所有即将嫁入台湾的外籍女子，都必须通过代表处所设置的关卡——从各种表格到签证的面谈。

作为单位的掌权者，代表处官员对于“外籍新娘”有着一种共识——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种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呢？官员对于“外籍新娘”现象的观点已经由媒体散开，从而影响到更多的人。从建构论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是社会事实被建构的产物，因此，夏探究了这些官员是如何将社会事实建构为社会问题的。

在这个探究中，夏主要对台北经贸代表处发出的相关通讯稿件进行了分析。新闻稿件中，印尼妇女被描述为无助的受害者或者拜金的吸血鬼，而台湾男子则被称作社会所不欲且道德上所不堪的人。这些报告将外籍新娘和台郎进行了分类，然而每一种分类都指向较低的社会地位。接着，她访谈了该单位的跨国婚姻项目负责人。这些官员认为跨国婚姻无疑是一个社会问题，并且，这些社会问题会对台湾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降低台湾人品质、难民移民台湾、失败饥渴的台湾男子。同时，这些社会问题被建构为官僚机构的负担。

再来，是面谈的情境。夏对跨国婚姻者的签证面谈的空间进行了分析。在地理空间上，跨国婚姻者得不到任何隐私，即使是在谈最私密的事情也是有另外一对夫妇在场。这种空间设置给予当事人极大的羞辱感和恐惧感。同时，官方往往带着一种鄙夷的态度面对这些跨国婚姻夫妇，认为他们是低人一等的，是被社会抛弃的，是无知愚蠢的。这种鄙夷的态度基于对案主无能的预设，在这个过程中，“无能”就这样被建构出来。

二、自我认同的建构

夏认为跨国婚姻中的行动者做出婚姻的决定，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倾向。与媒体建构的“社会问题的制造者”的印象不同的是，台郎和外籍新娘们都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问题的“受害者”。由于政府的政策而不能及时见到外籍新娘或者不能及时娶回新娘，有可能会给自己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在面谈过程中，官员高人一等的姿态让这些跨国婚姻者感到羞辱。他们认为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是政府无能，而不是他们的存在。

社会将台郎和外籍新娘建构为社会问题的重要两支，而他们自身也对自己有着一定的形象建构。他们都将自己看作社会变迁的受害者，然而这种将自己看作受害者的自我认同，其实是会加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的。

这种自我认知往往建立在既肯定又强化他们是低劣者的论述。他们太熟悉大众对于跨国婚姻的论述，因此他们一般会肯定大众印象，但强调自己是例外。这种描述方式，并不能改变大众对他们的刻板印象，而是强调了这种印象，毕竟是当事人自己承认的。

三、大众媒体的建构

夏分析了三十三件从1988年到1996年间，出现在台湾报纸、电视新闻以及杂志上与“外籍新娘”相关的报道。这些报道一致认为“外籍新娘”是社会问题。

大众媒体认为外籍新娘来台湾的主要原因是“卖淫”，嫁到台湾后，这些新娘不稳定性极大，可能婚后带着财产和孩子离开，伤害或利用他们的丈夫。这些报告中的大数据使用得心安理得，仿佛就是真实存在一样。其实，夏花了很大功夫也未曾全部收集到相关数据，更何况是大众媒体呢。这说明大众媒体的建构并不是根据基本事实，而是根据印象的捏造。

台湾大众媒体对“外籍新娘”的报道中，包含发布者强烈的内心感受，报道之间相互抄袭，辅以官方说法、捏造的统计数据、模糊的文句以及选择性的资讯来源。这里面体现了在“外籍新娘”这个社会事实的建构中的空间政治。掌权者与大众媒体一道，而当事人——外籍新娘和台湾新郎，成为了被俯视的人。其实，这些当事者并没有安然接受这样的误解，只不过他们反抗的声音被消音了，毕竟，人们要通过大众媒体才能知道他们的声音，而在最初，大众媒体就不可能让他们说出与主流媒体观点相异的声音。

“外籍新娘”不是一个最新的话题，它已经在很长时间内引起了官方、大众媒体的关注。然而，在这些大众眼中，“外籍新娘”的关注点无非是她们的存在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夏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些我们所谓的“事实”和“真理”是如何的荒谬和偏执。

夏为此准备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这些资料挑战了我们对传统移民的印象，我们通常认为移民是愚昧的道德低下可悲而狡诈的，大众媒体也是这么对他们进行描述。这些文字中，“我们”被描述为社会的稳定分子，“我们”是高于跨国婚姻者的存在，“我们”与“跨国婚姻造成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关联。而那些跨国婚姻者，被描述为“他者”，是为社会所不欲的边缘人。这种“自我”和“他者”的建构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思维模式到底建构了什么，我们的刻板印象又害了谁？

我们也应该开始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反省，以往的研究是否过于“客观主义”而忽略了自身或家族生命史与研究对象生命史的重合？是否对已存在的“社会事实”视而不见，不再探究？是否将社会观察限于调查点而不去探究其与其他范围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