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冲

《乡土中国》作为费教授的一部理论著作，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重要概念，更是被后来的社会学者广泛引用。但笔者愚钝地认为，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笔者们不必囿于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某个概念，还应看到他在书中对韦伯式现代命题的思考和对当时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关切，从其对中国现代化这一本质命题的思考和与之对应的概念出发，进一步学习和讨论当今的中国社会。

一、从礼治到法治

费教授在此书的重刊序言中讲到，本书的写作时基于韦伯类型学方法，即理想型来讨论问题的。使用理想型这样的工具可以帮助笔者们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进行类型比较，以达到更好的认知。在礼治秩序这篇文章中，费教授正是使用这样的方法，以韦伯所提出的法理型社会为比较对象，讨论乡土社会中的礼治秩序。

与现代社会所高度提倡的法治不同，作为乡土社会，礼治是维系整个社会的关键。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依据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属于被动接受；后者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属于主动服礼。而礼治的基础就在于对传统的尊敬和敬畏。在乡土社会中，人“生于斯，死于斯”，是一个高度黏着的社会形态。在如此稳定的、具有乡土性社会中，人对于事物的认知也是基于经验传统的，正是从长辈口口相传的经验中习得一系列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达成人与人之间默认的行动准则，从而维持着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秩序。这也充分解释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何在乡土社会中法治的缺位但仍能保持良好社会秩序？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文中所讲，基于快速的社会变迁，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这就使得面临团体合作的时候，需要外在的力量控制个人，从而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达成一致。所以，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费教授对于礼治秩序的思考仍然值得人们回味和反思。正如在《无讼》中讲到的法治与礼治的冲突，在长时间被人们熟知的礼治乡土社会中，如何使得现代司法得以有效推行是人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从长老权力到时势权力

如果我们假定费教授所讨论是一个基于传统的礼俗社会的话，那么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一定是以长老权力（又称教化权力）为核心的。正如前文所述，乡土社会中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方式，而礼的基础就在于对传统的敬畏，即 “爸爸式的权力”。这种长老权力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基于社会契约达成而授予的同意权力，也不是统治者强制下的横暴权力，而是发生于社会继替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可以看出，长老权力是文化取向的，是建立在稳定的文化传统和长幼之序的基础之上的。

不难看出，费教授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切。因为，在西方话语体系下，民主与否，常常作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标志。可是，费教授在文中提醒我们，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性，以长老权力为核心的长老统治，不同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这意味着中国乡土社会既非民主也非专制，而另有一工。更进一步，费教授在后文中还提出“时势权力”这一概念，从而便于分析现代中国社会。在转型的中国，时势权力相比传统乡土社会的长老权力更容易出现，这是由于在快速流变的现代社会，权力的依附不是根据传统而是时势的。特别是一个落后国家想要快速进入现代化国家时，时势权力表现的更为清楚与明显。然而，时势权力取代长老权力的过程，就会出现费教授在文中所谈到的名与实的冲突，即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的扭曲。如此精准的洞见在当今中国体现的淋漓尽致。在追求快速现代化的中国，政府官员正在雄心勃勃地规划着城市建设，在“城市建设”的表面下，隐藏着政府——房地产商之间的资本交易这样的可怕事实，名与实的背离，恐怕仍然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和应对。

三、从欲望到需要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是基于欲望行事的。进一步说，常是符合与人类生存条件下文化所塑造的欲望行事的。费教授在这里引用了进化论思想，认为文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的欲望，因为这些欲望是从社会文化中习得的，并不是天生的。经过优胜劣汰，在一代代的经验传承与取舍中，能积累起来的文化就是经得起自然选择的，而各种不符合人生存的欲望或者说行为都会随着积累被淘汰出去，不会被传承下来。所以，乡土社会中欲望是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

然而，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变动不居，这导致乡土社会中文化的积累或者试错还没有完成就遇到了新的问题，致使欲望为导向的行为遇到了困境。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多的用需求代替欲望，即韦伯所说理性行动。更进一步，在此种理性的现代社会中，时势权力是以知识为导向的，没有了知识就难以计划。由此得出，费教授在这里其实类似于韦伯传统与理性的讨论，也正是从欲望到需要、长老权力到时势权力的转变，印证了理性时代的到来，这是不同于费教授所刻画的乡土社会诸多特征的。

四、结语

如何认识和解释社会现代化发展，是诸多社会学大家毕生的核心关怀，其中不乏韦伯和迪尔凯姆这样的社会学开山鼻祖。本文基于二元面向下的三个维度讨论了费教授《乡土中国》中关于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关系与区别，意图集中展示费教授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深切关怀与思考。需要指出的是，使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是为了更好的体现两个社会差异。其实，在费教授的笔下抑或现实社会中，乡土和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不是对立而是交融的，也正是这样的交融性，让我们更明确了研究“乡土中国”的意义。

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是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过程，但现代化进程是多元面向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与西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共同之处，但我们更要需识到费教授为我们指出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性。笔者以为，这些思考和提出的二元面向的概念是更加宝贵的学术财富，让笔者们看到了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和转型这一根本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并且，通过二元面向理想型的比较方式让笔者们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也是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应该被后人们进一步发掘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1]王铭铭，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4：1-6.

[2]刘世定.《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121-130.

[3]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J].社会科学研究，2015，01：116-123.

[4]徐新建.“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关于“乡土传统”的百年论说[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4：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