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晗

伴随新技术的发展，纪录片领域也出现了一股新生力量——VR纪录片。从2015年开始，国内外开始陆续推出VR纪录片，像展示3个孩子饱受战争蹂躏，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的VR纪录片《流离失所》；讲述西藏地区视力障碍儿童故事的VR纪录片《盲界》……

新技术的出现是否能为纪录片带来新一轮活力？纪录片的地位到底应该摆放在哪里？导演们对纪录片有怎样的期待？

资本青睐才是关键

为了更清楚了解VR纪录片与传统纪录片的差别，《经济》记者特意体验了两种方式给人带来的感受。以《盲界》为例，把镜头聚焦在青藏高原上一群盲童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心理世界。这是一群被大众社会忽视的群体，也是徘徊在公众视野外的一个盲区。

如果用传统方式跟随镜头观看这部纪录片，看到的只是镜头所呈现的画面，能知道对象在做些什么，但无法体会他们的内心感受。采用VR方式来看这部纪录片，就感觉人处于当时的环境，那些盲童就在自己的身边，能感受到他们世界的丰富多彩。

同样，这也是《盲界》采用VR技术的一个出发点。“健康人和盲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道屏障，如何引导公众去关注盲童，打破这一道盲界。”有着十余年纪录片拍摄经验，担任《盲界》导演的祁少华向《经济》记者解释说。

这是否意味着VR 技术能给纪录片带来新的发展方向？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认为：“VR技术可能会成为纪录片未来新的增长点。”VR是虚拟真实，纪录片就是要展现真实。两者的结合可能会找到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

作为一名纪录片从业者，祁少华表示，他当然希望新技术能对纪录片起到积极作用。从理论层面而言，VR技术更符合纪录片真实的本性。“纪录片更强调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对于传统蒙太奇技术的舍弃也使得VR纪录片更接近个体。”

但不容忽略的是，纪录片的创作和资金的来源相联系，一方面是创作者的个人情怀，一方面是甲方的宣传诉求，所以大多数纪录片都并不能切入观众和百姓的真正关注点，所以这也导致了影片的可看性比较弱，和观众的共鸣比较差。投资比较大的纪录片多数带有某种先行主题或者某种宣传性质，独立纪录片往往是依靠作者的个人情怀或民间投资完成。VR的出现，会一定程度上让资本青睐，但他们青睐的是VR，而非纪录片本身。

从目前国内纪录片的现状来看，广义上来说，国内纪录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纪录片，即用镜头直接对准现实中的人或事，作者尽量不去加入主观意图，更多依靠拍摄对象本身的现实发展来架构叙事；另外一类是带有某种主题性质的纪录片，比如《舌尖上的中国》。

所以说要从根本上解决纪录片的问题，就需要有资本的真正介入，一方面创作出百姓真正关注的选题，另一方面通过多元化来培养观众对纪录片的欣赏习惯。“归根到底，当资本的关注点是纪录片本身时，VR纪录片才会真正获得长久的生命力。”祁少华说。

国家文化的最佳载体

国家形象首先来自于真实影像，纪录片在国家形象传播中承载着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使命。记者梳理这些年纪录片的发展情况发现，我国纪录片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2010年可以说是中国纪录片的历史转折点。同年10月，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纪录片产业化获得政策保障。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开始筹建，并于 2011年1月1日正式开播。这是唯一覆盖国内外的纪录片的传播平台，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纪录片制作与传播的格局。

在此之前，纪录片的制作和播出主要呈现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是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自给自足发展模式；二是以各地专业纪录片频道为代表的市场发展模式。市场价值的实现途径有电视播出、电影放映、版权出售、播映权出售、影像与网络点播等，其中电视播出是最重要的方式。纪录片作品类型主要以宣教型纪录片和审美型纪录片为主。

2012年，中国纪录片走向品牌化，国际化推进也开始加速。这一阶段，出现了《舌尖上的中国》、《故宫100》等优秀纪录片。其中，《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被业界誉为“纪录片从高端走向大众”的标志性事件，为中国纪录片与公众建立全新的良好关系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制作方式也呈现联合制作的模式，委托制盛行。数据显示，2012年，纪录频道节目播出总量为8784小时。其广告签约额接近4.5亿元，说明其市场价值正在逐步释放。

此外，行业标准也正在建立。比如，《舌尖上的中国》摄制组第一次引入“前期调研员”这一新角色，这是西方纪录片制作的惯例。这些专业调研人员进行了大量专业化的田野调查工作，为纪录片线索的寻找、故事的确立提供了保障。工业化制作模式是纪录片产业的核心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数量与质量，创造品牌价值。

2013年，中国纪录片开始走向平台化。此格局的形成来自政府、媒体和民间3个层面的合力。第一，可以改变纪录片的生态系统。第二，可以改变纪录片制作和播出的关系，促进市场机制的形成。第三，多平台能释放纪录片的本体潜能，建构完整的产业链，提升中国纪录片产业价值。

2014年，纪录片遭遇了“卫星年”，此时，金融开始牵手纪录片，资本市场对纪录片未来的信心也在攀升，资本融入的加速，使得产业系统也再次升级。

但纪录片拓展国内市场是第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展现国家形象才是终极目标。

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时，赠给对方《玄奘之路》电影纪录片。不仅体现两国自古就有共同的宗教传统，也表达了两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

央视纪录片《大国工匠》播出，举国上下都对工匠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一方面反映出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在技术技能方面的领先，另一方面折射出当今我国工人的职业道德感——工匠精神。

大型文献纪录片《水脉》，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的真实场景，展示了几代中国人为实现我国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不懈努力，回答了群众关心的涉及南水北调工程施工建设、移民安置、环境治理、文物保护等主要问题……

毫无疑问，纪录片是文化输出最好的载体。“众多影视片类型中，纪录片的文化折扣率最低。”祁少华说。

2015年，中国纪录片频道上星格局基本完成。这时世界纪录片格局也在发生变化，英国BBC、日本NHK、美国探索与国家地理频道相继换帅，进入改革调整期。

如今，我国正处于文化强国的阶段，中国纪录片可谓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导演要能跨界

何苏六表示，现在或许是对纪录片发展比较有利的阶段。人们都在文化寻根，开始寻找有思想性的东西，国民素养和审美也在发生变化。这恰恰是纪录片的机会。

纪录片与其他影片类型不同的是，纪录片更具保留价值，时间越久，价值越显。

目前中国纪录片的叙事能力还稍显欠缺，缺少细节，人文意识较弱。这就需要一批专业的队伍。第一，培养出专业人才，比如，培养专门拍摄动物的摄影者、自然生态摄影者、鸟类摄影者等。第二，要培养有跨界能力的人。“在国外，一般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来拍纪录片，这样更能深刻体现那个领域的原貌。”何苏六表示，比如，拍摄纪录片的人也要成为金融、时政、历史等方面的专家。

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其导演对美食的研究就很透彻，同样也很喜欢这一方面。只要找到合适的影像解读方式，就能拍出有质量的纪录片。

此外，纪录片的题材依然不够多样化，门类缺失。就如同一个超市一般，只有种类够多，才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何苏六建议，可以拍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纪录片，通过有质感的影像去表现真实的、能代表那个时代的东西，比如农民工问题、教育问题、环境问题等，表现出对现实的刻画，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像2015年的纪录片《高考》、《我的诗篇》都是很不错的纪录片。前者选取深具代表性的不同社会横断面，记录个人故事、体现社会热点，从多个侧面走近并记录2014年高考，为我们留下这个时代意味深长的社会现实记忆。后者从中国的特殊群体向世界讲述“中国奇迹”和“中国制造”背后那些被掩埋的故事。影像表现，内容主题传达都很有冲击力。

祁少华也表示，其实，纪录片的发展潜力还在于观众的欣赏层次和趣味问题，不可否认，纪录片有一批铁杆粉丝，但是相对于中国人口基数而言，还是少数。最终，只有走向产业化，纪录片才能更好发展。

对此，何苏六提出4个解决办法：一是国家设立基金来扶持；二是在市场中找到盈利模式；三是利用新技术、新平台，为纪录片视觉呈现带来新突破；四是拍摄多元题材，培育纪录片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