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从小学到初中，我都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一般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到了正谊中学之后，此地的环境给我提供了极佳的游乐场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内清溪流贯，绿杨垂荫。校后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边荷塘星罗棋布，芦苇青翠茂密，水中多鱼虾、青蛙，是我戏乐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我不回家吃饭，因为家里穷，每天只给铜子儿数个，作为午餐费。我用一个铜板买锅饼一块，一个铜板买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脑，站在货担旁，仓促吃完，然后飞奔到校后湖滨去钓虾、钓青蛙。虾是齐白石笔下的那种，有两个长夹。虾是水族中的蠢材，我只需用苇秆挑逗，虾就张开一只夹，把苇秆夹住，任人提出水面，决不放松。钓青蛙也极容易，只需把缝衣服用的针敲弯，抓一只苍蝇穿在上面，向着蹲坐在荷叶上的青蛙来回抖动。青蛙食性一起，跳起来猛吞针上的苍蝇，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溺于这种游戏，其乐无穷。至于考个甲等、乙等，则“于我如浮云”了。

但是，叔父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正谊中学有一位教高年级国文的教员，古文方面很有造诣。他在课余办了一个讲习班，专讲《左传》《战国策》《史记》一类的古籍，学习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四点下课以后。叔父给我也报了名。每天正课完毕以后，再接着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学习一些古代典籍，有多少收获，也说不清楚了。

当时，济南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冯鹏展先生，广东人，流寓北方，英文水平很高，白天在几所中学里教英文，晚上在自己创办的尚实英文学社授课。当时流行图解式的英文教学法，我们学习英文也使用这种方法，觉得颇为新鲜。我大概在这里学习了两三年，收获良多。

就这样，虽然我自己在学习上并不勤奋，然而，为环境所迫，反正是够忙的。每天从学校回到家中，匆匆吃过晚饭，又赶回城里学英文。当时我只有十三四岁，精力旺盛到超过需要：在一天奔波之余，每天晚上九点下课后，也不赶紧回家，而是在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上，看看商店的橱窗，慢腾腾地走回家。虽然囊中无钱，但看过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能过一过眼瘾，饱一饱眼福。

叔父显然认为，我的学习压力还不够大，必须加点码。他亲自为我选了一些古文，讲宋明理学的居多，亲手用毛笔正楷抄成一本书，名之曰《课侄选文》。空闲时，他亲自给我讲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要说我真感兴趣，那是谎话。这些文章对我来说，远远比不上叔父称之为“闲书”的《彭公案》《济公传》等书有趣，我往往会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偷看这些书。

我在正谊中学读了两年半书就毕业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懵懵懂懂、马马虎虎，学习始终在明白与不明白之间；主观上并不勤奋，客观上又非勤奋不可；从来不想争上游，实际上却从未沦为下游。最后我离开了我的大虾和青蛙：我毕业了。

当年我15岁，时间是1926年。

这一年夏天，山东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成立了。我此时似乎也有了一点雄心壮志，不再像以前那样畏畏缩缩，经过一番考虑，决定舍正谊中学而取山大高中。

大概是因为入学考试分数高，所以一入学我就被学监指定为三班班长。在教室里，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数第一张桌子，标志着与众不同：论学习成绩，我的国文和英文都有点基础，别人无法同我比。别的课想得高分并不难，只要在考前背熟课文就行了。国文和英文，则必须学有素养，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至于英文，我独霸全班，被尊为“英文大家”。第一学期，我考了个甲等第一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荣登这个宝座，虽然并非什么意外之事，但我还是有点沾沾自喜。

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独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绝不能从宝座上滚下来，那样面子上太难看了。我买了韩、柳、欧、苏的文集，苦读不辍，又节省下仅有的一点零用钱，远至日本丸善书店，用“代金引换”的办法，去购买英文原版书，也是攻读不辍。结果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内四次考试，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大大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不愿意说谎话，我绝不是什么“怀有大志”的英雄，我从来没有讲过“大丈夫当如是也”一类的大话，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

我不记得高中是怎样张榜的。反正我在这最后一学年的两次考试中，又考了两个甲等第一，加上北园的四个，共是“六连贯”。要说不高兴，那不是真话；但也并没有飘飘然，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1930年夏天，我的中学时代就结束了。当年我是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