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曾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做法。高规格高礼遇迎送国宾就是一例。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方决定取消兴师动众夹道迎送国宾的仪式。对此，周恩来向外宾解释说：“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南方的外宾受不了，上月尼泊尔首相抵京那天刮大风，坐了敞篷车，他的衣服又薄，我看他受了冻；第三，坐一般轿车，则会显得和群众有隔阂；第四，我方领导人年纪大了，也要注意身体。”此后，国宾访华，通常不组织群众夹道迎送。

1972年1月31日至2月2日，巴基斯坦新上任总统布托访华。考虑到布托和巴基斯坦的特殊情况，为了突出中巴友好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中方仍安排了盛大的群众夹道欢迎仪式。由于天气突变，考虑到群众、国宾和领导人的健康，临时取消了长安街沿线的夹道欢迎仪式以及周恩来和布托总统乘敞篷车的安排。布托抵京后，周恩来向他做了解释，但布托还是通过下面的官员表示，希望他离开北京时补一下，以显示中巴友好，消除外界误解。周恩来考虑到布托这一要求，决定组织群众夹道欢送。2月2日中午，在凛冽的寒风中，周恩来同布托总统乘敞篷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后缓缓驶向东长安街，向夹道欢送的群众致意。对此，布托总统十分满意，再三向周恩来表示衷心的感谢，称赞此次访华完美。2月2日，周恩来陪同布托乘敞篷车经过市区前往机场，就成为我国群众夹道迎送外宾仪式的最后一幕。此后，除特殊情况外，国宾访华时不再组织群众夹道迎送。

（春粟摘自《礼宾官背后的外交风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版，吴德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