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非图书馆专业学者任馆长的利弊分析

2016-10-10王一心

图书馆界 2016年4期

王一心

[摘要]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馆长除了相当一部分由专业的图书馆学专业人士担当外，也有非专业的学者型知识分子出任馆长。通过研究他们被委以馆长之责的原因、梳理他们的图书馆管理思想与实践的过程，以及个案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并不具备专业的图书馆理论和管理知识，也少有图书馆学理论建树，在馆藏建设中又掺杂了明显的个人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胜任馆长一职，广博的知识、敬业的工作态度、丰富的图书馆学思想使他们成为大学图书馆馆长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非图书馆专业；学者；馆长；利弊

[中图分类号]G251[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4-0001-06

大学图书馆，谁最有资格当馆长，长期以来，图书馆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民国时期的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人选来源，无外乎两种：专业的图书馆学专门人才、非图书馆专业的学者型知识分子。虽然未必是主观故意，但客观上分别沿用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习惯做法。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馆长任用的一项必备条件是“专业性”，即无论文科出身，还是具有理工科专长，出任图书馆馆长必须取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或取得图书馆专业技术知识；而日本的大学图书馆只认“教授”的馆长任用模式是“大学自治”的产物。作为外来的近代文明的新生事物，民国时期包括大学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馆长的任用，参照美、日等别国经验是一种必然。而在本土图书馆学教育尚未成气候、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图书馆人才极度欠缺的情况下，非图书馆专业的学者型知识分子便成为馆长人选的有力补充。知识渊博、学养深厚固然是支撑他们胜任馆长之职的有利因素，但欠缺图书馆学专业知识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1学问渊博是学者被聘为图书馆馆长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办好大学图书馆就等于办好大学的一半。如果说校长在办好大学图书馆中起的是宏观调控和思想指导作用的话，那么，图书馆馆长则是办好大学图书馆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其先进的观念与目标导引作用，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与手段直接引领了大学图书馆的运行和发展，而这一切是建立在广博的文化知识基础之上的。

1.1 懂书、爱书、能写书：学者馆长的共性

民国时期的大学图书室（馆）来源于传统藏书楼，规模和行政地位也有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主任（馆长）这个职位经历了兼职到专职、非专业到专业的转变。受西方先进图书馆思想的影响，馆长应该由图书馆专业人士担任的观念深入人心，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也对馆长任用条件提出“专业化”的明确规定。1927年12月，国民政府掌管全国学术教育行政的最高行政机构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首次提出馆长的任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之一：“1.国内外图书专科毕业者；2.在图书馆服务3年以上而有成绩者；3.对于图书馆事务有相当学识及经验者。”[1]但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些著名大学开始起用非图书馆专业却在某一领域颇具权威的学者型知识分子担当图书馆馆长。对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从专业的返回到非专业的倒退，而应该将其看做是馆长人选的补充。

之所以延请非图书馆专业的学者知识分子担任图书馆馆长，按照1932年毛子水被蒋梦麟聘请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时的说法，缘于他“学问渊博”[2]。学问渊博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书的热爱从而产生的广泛且大量的阅读，学者也是这样炼成的。因此，虽然学者馆长没有图书馆学教育背景，但无一例外地都与书渊源深厚。毛子水和曾任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的郑振铎除了国学大师、作家、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以外，也是藏书家，郑振铎甚至还是目录学家。毛子水写过《书籍与修养》，郑振铎写过《求书日录》《漫步书林》。毛子水热衷淘书，他自述他之所以被傅斯年推荐、被蒋梦麟认可担任图书馆馆长，全得益于“网罗文献”这个嗜好。“他（指傅斯年）知道我教书非所长，对于网罗文献，则向所爱好。”[3]因为爱看书、淘书，所以他欧洲游历归国后的愿望便是在图书馆谋一份职业。郑振铎嗜书如命，私人藏书“品种与数量名噪一时”，尤其偏重“诗经、楚辞、明清文集、戏曲、弹词、宝卷、版画等图籍收集”[4]159。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 Furter）认为图书馆馆长应该由富于想象力、精力和远见的懂书、爱书、还能写书的人担任。如果按照“懂书、爱书、还能写书”这个标准，学问渊博的学者型知识分子显然是符合的。

北京大学新图书馆建成后，蒋梦麟有意聘请专业的图书馆学人才以“美国式”管理模式管理图书馆，专业的严文郁因此取代了非专业的毛子水。但随之不久，美国的图书馆馆长任免却发生了变化：诗人麦克拉什（Archibald MacLeish）应总统罗斯福提名出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对于这样的新选择，很多有志之士是很赞同的。在他们看来，图书馆馆长一职并非一定由专业的图书馆学人担任，因为管理图书不只限于“技术”，因此管理人员，特别是馆长，不仅长于管理技术而已，更应该有“知识”，包括版本学、目录学、年代学、校雠学等方面广博而丰富的知识。这是毛子水被傅斯年推荐、被蒋梦麟认可能够胜任图书馆馆长的思想基础。而毛子水也从不觉得自己非图书馆专业出身有碍图书馆管理，他认为深通目录学，知道一点学术源流的人方能做一个合格称职的图书馆馆长或管理员。同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改惯常做法而聘请非图书馆专业的朱自清出任图书馆馆长，并非出于反传统的简单思维，一定也有类似傅斯年、毛子水、蒋梦麟等人那样的思想。换句话说，并不将馆长人选局限于图书馆专业人士，而涉猎更广泛的学问渊博的学者型知识分子，反而是眼光独特、意识超前的表现。现实中，有些学者馆长也深通图书馆“技术”。

1.2 学者馆长中的图书馆学专家

尽管学者馆长并未接受过图书馆学的专门教育和训练，但不乏无师自通的具有图书馆学知识的馆长。专家、学者兼目录学家的郑振铎对图书分类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主张“对图书馆的图书应快速予以分类整理上架；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应对所藏图书予以深加工，编辑书目方便查找”[4]159。他自己也参与编制了大量书目，有《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西谛所藏散曲目录》《西谛所藏弹词目录》《清代文集目录》等。同时，他还收藏有大量书目及目录学著作，仅北京图书馆普通线装书库一处就收有他的书目500多种[4]159。担任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时，他把这样的分类思想付诸实践，使得馆内藏书在分类时能做到快速且不苛求“中外统一”，书目编辑也及时高效。

参与创办燕京大学的洪业先后获得美国俄亥俄韦斯良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纽约协和神学院神学学士学位（后又获名誉文学博士和名誉神学博士学位），真正的身份却是史学家，执教燕京大学历史系长达23年，在史学、文学、哲学、语言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28年，他在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同时兼任图书馆馆长。与所有的馆长一样，他精心制定图书馆管理制度，广泛采购国内外书刊等。若说他在图书馆领域的贡献，不能不说他的《引得说》，即索引研究专著。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学社设立引得编纂处就是洪业提议的，他亲任主任。在二十年时间里，在他的领导下，引得编纂处编纂出版了大量索引，如《春秋经传引得》《礼记引得》等，“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索引编纂专门机构”[5]83，其中他撰写的《礼记引得序》荣获法国1937年度的茹理安汉学奖[6]。而在长期的索引编纂实践中，洪业和他的团队创制了一种全新的检字法，即“中国字庋撷检字法”。按洪业自己的说法，这种检字法“优点是较易记，排起来较整齐，字体参错者少”[5]85。或许用现在的眼光看，它已经过时，但这无法抹杀其勇于开拓创新的性质。

由此可见，并非只有图书馆学专门人士才是图书馆管理者的唯一选择。学识渊博必然与书不脱干系，而书是图书馆不可或缺的美好存在更是根系。学问渊博的学者中不乏图书馆学专家并不令人诧异，仅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甚至比仅精通图书馆学的专业人员更多一层胜任图书馆馆长的优势。

2学者馆长们的图书馆思想与图书馆管理实践

尽管学者型知识分子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图书馆学教育和训练，参与图书馆管理也没有太多的图书馆理论研究专著问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毫无图书馆思想。正因为没有太多的理论束缚，反而使他们的图书馆管理实践更具操作性，又更显人性化。

2.1 藏为所用、实用、适用的图书馆思想

郑振铎的图书馆思想极为丰富。他说：“书是要读、要用的。……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7]524显然，这种“藏为所用”的藏书思想有别于传统藏书楼的只藏不用；对于购书，他的理论是应当积极地、多渠道地搜求；对于采购人员，他的要求是一方面须对所采学科有一定的了解，而不是漫无目的地乱采一通，另一方面“绝对地不能坐在家里等人送书上门”[7]517；对于藏书，他将“实用”排在首位。

而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优生学家、翻译家潘光旦的藏书思想则是“适用”，即大学图书馆购书应当“不存偏见，不究版本，不专收买太贵的学生不常用的专书；汇集万象，穷究百家，但专事宣传且富于单方面引诱性之小册，将不予陈诸大雅之堂”[8]。

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梁实秋1930年应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出任文学院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他的图书馆思想是建立在四年图书馆管理实践基础上的，表现在他对图书馆的地位、任务、馆藏建设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地位上说，他认为“图书馆应该是一个学校的中心”；他所理解的图书馆的任务，“不仅仅是采藏书籍和负责学生的借阅”，而更应该解决的是“读什么样的书，和书应该怎样读的问题”；他不追求图书馆馆藏一味的多，他说：“藏书的册数的多少不算是一件最重大的事。一大堆书不能成为图书馆，等于一大堆砖头不能成为建筑一样。”他更看重的是“负责人是否善为经营。书籍是否选择的精当，布置是否便利，学生是否已经充分享用”[9]。

同样把图书馆的地位看得很重的是作家、教育家、翻译家钱稻孙。继朱自清之后，他出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在上任的第九天，即学校新学期开学典礼上，他以新任馆长的身份发表讲话，开宗明义：“愚以谓图书馆是求学时代极切要的设备，也就是大家的共同生命线。”[10]

还有一位学者也没有图书馆学教育背景，但深通图书馆学，他是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他虽然没有直接担任过大学图书馆馆长，但以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身份对该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做出过特别贡献。他最早表达他的图书馆思想是在1917年，他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时，时任图书馆馆长的章士钊预备改订图书馆馆章，发通告征求全校师生意见。顾颉刚耗费月余写就的一篇长文涵盖了图书馆的方方面面，几乎事无巨细，涉及编目、取书、阅书、借书、抄书、购书、印书、代办教科用书、发行《月刊》、编译簿录、设置成绩室、筹备博物院、沟通研究所等。

顾颉刚“发行《月刊》”的计划直到他到中山大学时才得以实行，只不过，“月刊”改为“周刊”，那便是由他主持创办的《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而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他最突出的成就便是花了半个月时间撰写的《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这既可以看做是他的另一部重要的图书馆文献，也可以认作是他独特的图书馆思想。而之所以把这个“计划”定义为“开创性”，主要缘于他认为“收集中国书籍应该破除‘圣道和‘古文的传统观念，打破以‘经、史、子、集为书籍全体的看法”[11]99—100，在他看来，购书的宗旨是“搜集材料”，“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起收来”[11]100。按照这个思想，他耗时四五个月，足迹遍布沪杭宁苏，遍访书肆、书坊、书摊、书商、藏家，终为中山大学图书馆购回了12万册各种图书和3万余册碑帖[12]。正如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专业的图书馆学人杜定友所说，顾颉刚“虽不是专门研究图书馆学的人，但是他所说的，没有一句不合于图书馆学原理，没有一事不合于图书馆的范围”[13]。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者馆长在对书和图书馆的认识上并不逊色于图书馆专业人士，他们的图书馆思想来源于长期与书亲密接触的自身实践，更朴实更接地气。显然，这更利于他们对图书馆进行人性化管理。

2.2 读者至上：人性化管理

对于图书馆管理而言，规范制度、建设馆藏是两大要务，学者馆长们也在这两个方面下足了功夫。朱自清在初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时便率先制定各种制度，讲求效率，“提出使用作文簿随时记录工作情况等办法”[14]。钱稻孙十分重视规则和秩序。无论是主政清华大学图书馆还是执掌北京大学图书馆，他最先做的就是制定规程和制度。《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规程》《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各股办事细则》《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览规则》《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室规则》《国立北京大学各学院图书室分管图书办法》等都是经他手制定和完善的；他强调秩序，甚至规定不准戴帽披氅者进阅览室和书库，因此专设衣帽室。

在增强图书馆服务功能、强调为读者服务、崇尚“读者至上”、重视读者的感受方面，学者馆长的认识是一致的。针对书库开放时间与学生上课时间冲突的问题，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钱稻孙主动调整开放时间。在郑振铎的倡导下，暨南大学图书馆和全校资料室采取多种措施满足师生文献资料的需求，并引导学生阅读。如理学院资料室为便于全院师生阅览馆藏，特收集图书馆关于自然科学之专门书籍，在科学馆三楼另辟阅览室，并商请学院各教授将私人藏书设法存到阅览室，以公诸同好[4]20。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光旦用心服务读者，连阅览室的照明问题也铭记在心。他还特地对读者进行过专门研究，对学生的读书倾向进行过分析，目的也是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图书馆既是一个服务单位，也是一个科研机构，除了服务于读者之外，它也承担着学术研究的任务。对此，身为学者的馆长们深以为然。他们一方面为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服务，一方面也努力推动图书馆自身的学术研究。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顾颉刚主持创办《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梁实秋在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任上不但主持成立图书委员会，也于1931年5月4日创办了《图书馆增刊》，随校刊《国立青岛大学周刊》出版，每周出版一期，内容包括：馆藏新书目录和介绍、借书制度、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章、图书评价等[15]。郑振铎创办和主编了全校性的《暨南学报》和《暨南大学图书馆报》，不仅面向本馆员工报导图书馆新闻、馆藏书目、专题书目研究、图书馆业务探讨等，也面向全校师生共同进行学术交流。朱自清之前，前任馆长洪有丰提议编纂丛书子目索引，由施廷镛主编。但后来因洪有丰调任中央大学图书馆，索引的出版暂时停滞。朱自清上任后，不但进行了增补，而且积极促成了《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引》正式出版。

在其他方面，学者馆长的管理措施也各有所长。就用人而言，潘光旦的原则是“熟手”优先；朱自清严格按照考试成绩择优录用的原则，定期写出晋薪理由。而“馆长接待日”是钱稻孙首创。从这一系列管理措施看，学者馆长并不逊色于专业馆长。

3学者担任馆长的不利因素

学问渊博的学者担任图书馆馆长，没有经过系统扎实的图书馆学理论训练是天然缺陷。不少学者只是兼职馆长一职，这势必造成分身乏术而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图书馆管理工作。因为学有专长，所以学者馆长在馆藏建设中不免渗入个人倾向。

3.1 学者馆长图书馆理论研究无建树

若论专业的图书馆学背景出身的图书馆学人与非专业的学者型图书馆学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图书馆专业知识的丰富与否显然存在着很大差异。或许学者馆长在图书馆管理实践中都未脱离重视管理制度、注重文献收藏、崇尚读者至上、属意学术研究等一般图书馆管理模式，但在图书馆理论研究方面，专业的终究还是比非专业的更有建树。专业图书馆学出身的馆长如戴志骞、沈祖荣、李小缘、刘国钧、皮高品等都是图书馆理论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无不著作等身。同时，他们又在图书馆分类法、编目、版本目录学等图书馆技术方面也卓有成效。在这方面，非专业的学者馆长则逊色很多。潘光旦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任上长达14年，却没有撰写过一部图书馆学理论专著。其他人，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梁实秋、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朱自清、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章士钊、毛子水等无不如此。

事实上，其中有些人，如章士钊、朱自清等本身并无意于图书馆馆长（主任）一职。身为北京大学逻辑学教授、知名学者，章士钊只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任上待了四个月（1917年10月—1918年1月）便辞职，“萦心政治”便是他离开的主要原因[16]。作家朱自清在1935年9月梅贻琦校长邀请他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初就有些排斥，甚至在正式任命下达之前曾经有意直接推辞。与章士钊醉心政治不同，朱自清更想沉迷于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他请辞的主要原因便是担心“妨碍研究计划也”[17]。梁实秋也是以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身份兼职图书馆馆长一职的。对于学者馆长而言，一方面是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一方面是图书馆的管理，两者很难照顾周全，这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图书馆的工作。

3.2 馆藏建设中的个人倾向

在搜购书刊、建设馆藏方面，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的优势便显现了出来，他们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指导购书。但也正因为他们在某一领域比一般人有更深入的研究，所以往往在购书时不由自主地渗入自己的喜好。身为外文系主任，梁实秋的译著很多，最重要的是《莎士比亚全集》，被誉为“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第一人”。尽管他在图书馆馆长任上积极搜求古籍珍本、山东地方志，也多次亲赴各地采购社科、文化类书籍，但更注重收集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著作，以至于青岛大学图书馆的莎士比亚著作版本最全、数量最多，成为馆藏一大特色。而发生在青岛大学图书馆的“逐书事件”——有人怒斥梁实秋将“左”倾书刊下架，鲁迅更指责梁实秋将他的译作“驱逐出境”[18]——虽然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也与梁实秋的个人私怨和审美倾向有关。

作为藏书家和史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特别注重古旧书籍的收集。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友仁曾经回忆：“毛子水在北大图书馆任内大量地收集古旧书籍，我看到琉璃厂的书商送来的线装书，堆满了馆长办公室的地面。……他和戴笠是同乡好友，他曾请戴笠利用遍及全国的特务网从各地收集图书。”[19]抗战结束北京大学复原后，毛子水第二次担任图书馆馆长，藏书思想没有因为局势的转变而变化。不积极采购“进步书刊”是他被进步学生诟病的主要原因，也因此被批判。据张友仁说，1949年前北京大学成立“孑民图书室”就是因为图书馆缺乏“进步图书”而特别设立的。

若从政治的角度说，在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时，图书馆藏书最能体现馆长的政治倾向。李大钊因为特别强调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所以把图书馆当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图书馆购买了《新青年》《劳动者》《先驱》等十多种进步杂志，四十多种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等马列主义著作。1920年1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报道“本校所藏有俄国革命题之参考书23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和他的工作》《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另外，他还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专门文献藏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英文“共产主义”）[20]。可以说，北京大学图书馆由封闭式的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有赖于李大钊；而图书馆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也是因为李大钊。

尽管因为梁实秋、毛子水、李大钊，莎士比亚著作、古旧文献、马克思主义著作分别成为青岛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特色，但这毕竟建立在馆长的个人审美倾向之上，渗透了强烈的私人化色彩，而大学图书馆面向的是各个学科的广大师生，终究不能由馆长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整个图书馆馆藏的偏好。

4结语

学者型知识分子或因为家学渊源，或因为博览群书，无不对书有真挚的情感，对读书、选书有深邃的认识，对藏书楼、图书馆有切实的体会。因此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过图书馆学的专门训练，但在长期与书打交道中体察到了图书馆管理中的得失。换句话说，他们的图书馆学知识是在实践中吸收和培养的。另一方面，作为学者，相对于只限于图书馆学的专门人才，他们涉猎学科更广，知识面更宽，眼界也就更高，这其实更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尽管他们在图书馆管理实践暨藏书建设中掺杂了个人倾向，但客观上在丰富馆藏的同时造就了特色馆藏。事实上，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里的学者馆长在图书馆管理方面并不逊色于专业人士，从而成为专业馆长以外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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