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灵君

一位因腐败被判刑的官员在其“忏悔书”中写道：在社会上时时面临着人情与原则、徇情枉法与遵纪守法等方面考验的时候，作为领导干部要管好权、用好权，不要滥用权，更不能以权谋私。我在工作中逐渐用感情代替原则，为个人、亲属牟取不正当的利益，我陷入了畸形亲情泥潭中不能自拔。口头上我懂得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能有任何的私念，可是“私心”使自己在实际行动中“打折扣”、“掺假”、处处想“兼顾”。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公之子伯禽代父受封到鲁国当王，三年后回洛邑向周公汇报施政情况。周公问：“为何如此迟晚？”伯禽说：“变其风俗，改其礼仪，要等服丧三年除服之后才能看到效果，因此迟了。”太公望受封于齐国，五个月就向周公汇报施政情况。周公问：“为何如此迅速？”太公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从其风俗去做。”周公对比二者叹息说：“唉！鲁国后代将要为齐国之臣了，为政不简约易行，人民就不会亲近，政令平易近民，人民必然归附。”周公的判断相当准确，春秋时期有鲁国，战国时候鲁国就为齐国所灭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执政者不能不重视人情，但是沉溺于人情，过不了“人情关”，轻则亡身，重则亡国。

民国时期学者张纯明在谈及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之风时指出：“中国政治之贪污为任何国家所不及是无可讳言的。我们的政治史上充满了贪官污吏的活动。”各朝各代都用重典惩治贪污，但仍惩而不绝，贪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