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至今，英诗汉译已逾百年。随着老一辈翻译家的故去，英诗汉译或者说诗歌翻译整体陷入低潮状态。长期以来，诗歌翻译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争议的问题较多。黄杲炘先生是出版界英诗汉译的大家，不仅译著颇丰，而且提出了重要的“三兼顾”译学思想，对当代诗歌翻译出版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英诗汉译；黄杲炘；格律诗；出版；

【作者单位】王颖，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诗汉译已有百年，前辈先贤孜孜不倦、披荆斩棘，启示颇多。黄杲炘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翻译编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的诗学思想、译学思想、编辑思想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英诗汉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是译者还是编辑，学习和了解黄杲炘先生的译学思想，都可以从中汲取有价值的营养。

一、当代格律体译诗第一人

《柔巴依集》是黄杲炘第一部译作集。这部作品是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根据波斯文翻译的英文诗集。新中国成立前，此诗集中的一些作品已被译成中文并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译出全部，取名为《鲁拜集》。但郭沫若翻译采用的是自由体而非格律体，因而稍显遗憾。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内文学思潮的影响，自由体诗歌风靡一时，格律体被视为明日黄花。从译学的角度来看，格律是原作的特色之一，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以格律体来翻译是必需的。黄杲炘的《柔巴依集》恢复了原作的格律，让诗歌格律问题重新回到了译学的中心。《坎特伯雷的故事》是黄杲炘最具分量的一部翻译作品。如果说《柔巴依集》是美丽的花朵，那么《坎特伯雷的故事》就是一株年老的古树，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英国文学的基石。《坎特伯雷的故事》是英国文学之父乔叟的不朽名著，此诗格律严谨，用韵规整，因而翻译的难度极大。在黄杲炘翻译出格律体的《坎特伯雷的故事》前，国内只有方重先生以散文形式翻译过《坎特伯雷的故事》。方重先生的译文虽然典雅，但与原作形式相去甚远，严格地说已经不能算是一部译作，而是一部编译作品。黄杲炘格律体的《坎特伯雷的故事》总计2万余行，以中古英语写就，填补了英诗汉译领域的空白。

改革开放后，文学翻译事业百废待兴。在这种情况下，黄杲炘产生了编辑国外诗集的想法。他利用工作之余，收集国外诗集，去芜存菁，精选精译，先后编辑、翻译、出版了《英国诗歌选》《美国诗歌选》《英国诗歌100首》《美国诗歌100首》等。虽然这些算不上鸿篇巨制，但足以让读者领略到英美诗歌的无限魅力。

黄杲炘认为译诗是一门专业，并不像一些人所感慨的那样。诗歌翻译从根本上来说是翻译活动的一个门类，翻译活动的一般原理、规律是适用于译诗的。但诗歌翻译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是由诗歌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诗歌写作中，最复杂的莫过于格律问题。因此，从事诗歌翻译前必须研究诗歌的格律。基于这样的思想，黄杲炘查阅了大量原版诗学资料，整理、翻译、编撰出《英诗汉译学》《译诗的演进》等重量级的译诗学理论著作。在《英诗汉译学》中，黄杲炘提出了英诗汉译百年中形成的五大模式，并且逐一分析其优劣，最终在综合各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格律体的“三兼顾”模式。《译诗的演进》是一部译学随笔集，其内容涉及诗歌翻译史料、诗歌翻译心得以及译学问题争论。这两部作品互为补充，对于理解黄杲炘的译诗学思想、编辑出版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黄杲炘的译诗学编译思想

长期以来，“诗歌不可译”的说法深入人心。翻译诗歌可以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成功的经验少，引发的争议多，从而使一些年轻人望而却步。作为诗歌翻译方面的大家和出版社的外语编审，黄杲炘对于“诗歌不可译”这一说法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诗歌翻译固然存在诸多难点，但绝非不可克服。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梳理出一条英诗汉译百年演进的脉络。对有志于从事诗歌翻译或从事诗歌编辑工作者来说，了解黄杲炘的译学思想，对于今后的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诗歌翻译大体上分为两种，即自由体译法与格律体译法。自由体译法又可以分出两条路径，一是归化译法，二是异化译法。同样，格律体译法也可以划分出归化与异化两条路径。在大量分析英诗汉译作品的基础上，黄杲炘提出了格律诗“三兼顾”的译法。黄杲炘认为，自由体是诗歌发展的趋势，但英诗中存在大量格律体诗歌，且仍有不少诗人使用格律体创作。因此，必须找出一种适合格律体诗歌的翻译方法。黄杲炘的“三兼顾”译法提出后引发了一些争议。有的人认为，强调格律就是在反对自由体，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事实上，黄杲炘完全不反对自由体译法，他真正反对的是归化译法，或称之为民族化译法。

自鲁迅提出“硬译”一说后，直译和意译始终争论不休。严格地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意译，或者说意译的说法被扩大化了。据黄杲炘的考证，意译一说源自英诗汉译活动，也就是归化译法或所谓的民族化译法。自英诗汉译以来，归化译法的拥护者众多，但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归化译法往往与再创作无异，已经完全超出了翻译的范畴。因此，翻译只能在直译的范围内讨论。

或许有人会说，大翻译家严复不就是意译吗？怎么能说意译不是翻译呢？应当说，意译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严复采用直译的方式有多少人能读懂英诗呢？此外，有必要指出，严复实则是主张直译的。在严复主张的翻译“信、达、雅”中，“信”被放在首位并非是偶然的，而是为了突出“信”的重要性。古人常说，人无信不立，同样，文无“信”亦不立。因此，直译是文学翻译的必然选择。

作为一名编辑，黄杲炘比一般的译者多了一个视角，因而更加客观中立。他认为，诗歌是主观的，并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动。在翻译诗歌的过程中，译者往往要调动其强烈的情感，按照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说法，“不疯狂，不艺术”。因此，译者的译文难免会出现情绪化的问题。但作为编辑，必须保持客观冷静，保留译文的优点，剔除译文的缺点。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精通外语，还要有正确的翻译理论作为指导。

三、黄杲炘的编辑职业操守

社会上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即“创作不行，搞评论；评论不行，搞翻译；翻译不行，搞编辑。”这一说法虽然荒谬，但足见在一般人心里，编辑的地位并不高。近年来，文学翻译作品的质量明显下降，编辑能力备受非议。“冯唐事件”就把编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毫无疑问，编辑是翻译作品质量的把关人。再优秀的译者，也难免会出现纰漏，如果编辑在工作中能够耐心细致地查漏补缺，及时与译者沟通，那么很多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作为资深译者和资深编审，黄杲炘多次在自己的书中谈论编辑工作的重要性，他的编辑思想对年轻编辑来说是非常有启示的。

第一，热情是翻译的第一动力。黄杲炘是半路出家做翻译的，此前也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可以说是一个“先天不足”的译者、编辑。但是凭借热情，他把这一工作做好了，并且做出了成绩。黄杲炘曾说，热情是第一位的，翻译的门槛不高，但是要做好很难。在选择译者的问题上，他认为热情比外语水平更重要。一个人如果没有热情，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么最终出来就是没有灵魂的产品。

第二，编辑要有一双火眼金睛。黄杲炘始终强调，译诗是一门专业，作为编辑，必须要主动地学习这门专业。译诗是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尤其在格律方面。英诗较为通行的格律有七八种，但变体格律或诗人自创格律，可能达数十种。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很容易忽视细节，例如把格律诗视为自由体诗歌。因此，加强学习，深入研究是成为优秀编辑的重要基础。

第三，坚持编辑底线。 编辑往往要和名家打交道，但名家未必出名译。“冯唐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冯唐是名作家，但他翻译的《飞鸟集》严重扭曲了原作的内涵。作为编辑，如果能够顶住压力，不让这样的作品流向市场，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冯唐事件”了。在这一点上，黄杲炘就做得很好。当初，有人建议他采用《鲁拜集》的译名来出版他的《柔巴依集》，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迷信权威，不崇拜权威。

英诗汉译百年的历程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及探索，黄杲炘先生在实践与理论方面做出的努力对译者、编辑都是极为有益的借鉴。翻译是一门无尽的艺术，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译者和编辑来共同完成的伟大事业。

[1]张鲁艳.对“兼顾”译法的一些看法——兼议黄杲炘《英诗汉译学》[J] .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3）.

[2]刘涛.黄杲炘诗歌翻译对应说与现代格律诗学[J]. 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8）.

[3]朱建祥.译诗主体的再认识——兼评黄杲炘先生的译诗主体观[J]. 山东文学，2009（5）.

[4]朱建祥.论异化视角下的“三兼顾”诗歌译法[J]. 学术探索，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