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邦

五四运动不论作为事件或文化运动看待，对往下中国之命运确实起了推动和历史诠释的作用，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下，重新审视过往这一段历史，不能没有感慨，并思维这些年是怎么走出来的。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所著《中国之命运》对五四运动引发的文化运动持负面评价，这就值得后人深思。三年后五四即将届满百年，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如何进入历史常态，社会转型所带动的如何重新评价五四，已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1943年3月，蒋推出个人专著《中国之命运》（以下简称《命运》）。这是一本回溯中华民族固有疆域和文化，指控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批判中共为变相军阀和新式封建，规划战后10年的建设蓝图和对建设人才的需求，诉求由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及蒋个人继续领导建国大业的励志书或是告国民书。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大后方。

蒋中正撰述《命运》

的源起、历程、诉求

1942年10月5日，蒋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长谈抗战和中美关系，当天在日记中写下：“手谕陈布雷，撰拟希望美国率先自动表示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之新闻稿。”并指示：“纯以民众立场说明中国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者，已有一百年，偏颇的限制既阻碍了国家建设的发展，而屈辱的情感，尤使四万万五千万人伤心饮恨。”

蒋不仅要陈布雷发出新闻稿，且要求从外交方面加速进行。10月7日，宋子文从华盛顿发回电文称，“关于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原则上美方当无问题，最好俟文回国后陈，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