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

杨绛先生写《走到人生边上》时说：“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

现在，她终于越过了那个生命的“边”，耳边响起她的天问，又仿佛听到了天答：

“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还有。

“灵魂也没有了吗？”

还在。

探索人生的价值，是她写那本书的缘起和目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无论你想还是不想，无论有答案还是无答案，无论你身份高低贵贱。杨绛先生特别强调自己不是哲学家，就是些家常话，自己设问，一个一个寻找答案。她说：“我想看看能探索到多远。”到这时，她已经变身为一位智者，身形弱小、走在人生边上的96岁老人，以“思”之极限，探索生命和灵魂的根底，这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定格、永恒。

杨绛，出生于1911年晚清之末，经历了民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再到1949年之后。百年中国的朝代更迭、战争逃亡、天灾人祸，无一幸免地经历了。她有三个角色：一是才女，创作过剧本、小说，是《堂吉诃德》的译者，也有学术文章，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二是慈母，女儿钱瑗是一位受人喜爱的大学教授，出色的学科带头人，杨绛称女儿是自己的“生平杰作”；三是贤妻，她是世界知名的学问家钱锺书先生的夫人，钱先生称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她的女儿和丈夫分别于1997、1998年相继去世。那时的杨绛已经87岁高龄。原本她的心愿是：“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然而事实上，杨绛先生又独自走过了十八年。这十八年，她燃照着生命之光。

那是2004年，杨先生因病住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一直思索一个题目，就是《走到人生边上》。出院后，她说：“一回家，我立即动笔为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头。从此我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脑袋里全是想不通的问题。这篇短短的小文章，竟费了我整整两年半的时光。废稿写了一大叠，才写成了四万多字的‘自问自答’。是我和自己的老、病、忙斗争中挣扎着写成的。”

这是一本开放的书，她说：“等待着聪明的读者，对这篇‘自问自答’的批判，等待他们为我指出错误。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前，还能有所补益。”那么，她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发问，又落脚在哪里的呢？一共涉及了十一个问题：

首先是神和鬼的问题。中国人受了几十年唯物主义教育，实践中登峰造极的是“人定胜天”的“大跃进”。然而，自从有了人类，就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有信仰、信念、信心，这是迷信吗？杨绛先生的结论是：“相信大自然的神明，或神明的大自然，是合乎理性的。”“我相信看不见的东西未必不存在。”

其次是人的问题。第一，人有灵魂；第二，人有个性；第三，人有本性。食色性也是本性，灵性良心也是本性。“凡是人，不论贫富尊卑，上智下愚，都有灵性良心。贫贱的人，道德品质绝不输富贵的人。愚笨的人也不输聪明人。他们同样识得是非，懂得好歹。……昧了良心，为名为利而为非作歹的，聪明人倒比愚人多。”

第三是灵与肉的关系。谁是主宰？在灵与肉的斗争中，灵魂在哪一面？

第四是命与天命。人能做主吗？“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是了。”对此，她的回答是：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五是万物之灵。

第六是人类文明，强调人的可贵是人本身。

接下来的问题依次是：人生实苦，人需要锻炼，修身之道，受锻炼的是灵魂。

第十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生的价值。有人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顶多只有名声。那么杨先生问了：没有名气的人呢？欺世盗名的大师，声名倒大得很呢！假如是残疾人，或疾病缠身的人，能有什么贡献？他们都没价值了？她的回答是：他们承受病痛，锻炼灵魂，在苦痛中完善自己，不虚生此世。

这本书不是干巴巴的思辨，而是穿插了她的很多经历见闻。书里有蜿蜒曲折又细密的心思，是自言自语，又是敞开思想之门。我自己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是代入式地，跟着她想。

如果我们把她的人生分为几段的话，我认为，杨先生87岁以后的生命光华最为绚丽。

在钱先生去世之初，她说：“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杨先生说：她的责任太多了，那么多手稿、读书笔记、全家的东西，都待她整理和处理，得付出很大劳力才能胜任。而她已经身心交瘁。

所以首先是要活下来，要度过失丧之痛这个人生难关。对于一位老弱病人，谈何容易？！杨先生寻求救援的办法是阅读，大量阅读中外古圣贤哲的书，她被柏拉图的《斐多篇》深深吸引，她说，其中“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她决定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杨先生不懂希腊文，却“试图做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而且她避免哲学术语，最终把它译成最接近原著的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后记的落笔时间是1999年12月18日，而第二天，12月19日，是钱锺书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祭日。这是她一年来找寻灵魂的书，也是敬献于钱先生的书。这本书于2000年4月出版。

接下来，她重新出发了，着手处理钱锺书先生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中外文笔记、札记，时间跨度是从1930到1990年代。比如光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希、拉丁文的笔记本178册，三万四千多页，整理、出版都是巨大的工程，然而，她做成了！《钱锺书手稿集》的札记三巨册于2003年出版；中文笔记二十册影印版于2011年出版。外文笔记也在整理出版的过程中。杨先生在序言里写道：“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锺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说来说去，还是一个生和死的问题。这篇序文的落款是：“杨绛敬序”，一个“敬"字，万千恩爱，再一次人间告别，钱先生天上有知。

几十年前，钱锺书和杨绛之间就相约除非死别，再不生离。他们一家三口相亲相爱相敬，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杨绛早有计划写一本书，名字叫《我们仨》。1997年，女儿钱瑗病重期间，跟妈妈说，你把那个题目让给我吧。当然好，于是，女儿钱瑗在病榻上为她的《我们仨》编制了目录，第一节是“爸爸逗我玩”，并写了五篇。当然她没能写下去。那个时期，杨绛是在女儿和丈夫住的两家医院之间来回奔跑，一个在西山，一个在城中。女儿走了，杨绛不忍心告诉钱锺书，但又不能不说。直拖了四个月，杨先生才费力地用了七天时间向钱先生一天挤一点。先说，她现在没病了，不咳嗽了，能安眠了；第七天说她已去了。难为她这番苦心，钱先生已心知肚明。

杨绛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她说到做到了！2003年《我们仨》出版。这本书分了三部分：第一部是“我们俩老了”。第二部是“我们仨失散了”。她用了一个万里长梦，以客栈、古驿道上的来回奔走，小船、医院写一家三口的此生亲情缘分。第三部是“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在我眼中，“我们仨”不是三个人，而是一个生命体。她回忆1938年，和钱锺书在法国留学时，得知妈妈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此时此刻，只有她一个人回忆“我们仨”，她说：“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她反复使用了“心上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样的字句。那份孤单、衰老的哀伤，读者无不为之动容。

也就是在完成了这些作品之后，才到了书写《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从思考问题、答案到文体，都看得出她深受《斐多》一书的影响。然而，她的人生远没有走到尽头，甚至更加辽阔。

98岁，杨先生又动笔续写她早年小说《洗澡》的续集《洗澡之后》。这是另一个打扫现场。她说：“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这本书2014年出版。

2013年《杨绛文集》修订版出版。

还有壮举，杨先生102岁打了一场维权官司，叫停拍卖他们一家三口的书信。此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01年，她与清华大学签订协议，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将稿酬全部捐献，至今已持续15年。

杨绛先生走得很远，远到我们望尘莫及。她告诉我们“边”的外面还有无限的存在。归根结底，《走到人生边上》讨论的是有限和无限的问题。我在想，105岁的杨绛先生对人生边上的思考一定与96岁时的思考有所不同。当然我们没有机会向先生求教。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沿着先生的思路追问：如果说人生有边界，就意味着有中心或说原点。那么，边界在哪里？边界之外是什么？中心（原点）又在哪里？中心的内核是什么？

杨绛先生从中心、原点出发，这个原点代表着她的价值观，所坚持的人性、美德，她将它们带了长长的一生，恪守了一个多世纪。反躬自问，当我们接近人生边缘，回顾一生时，能够无愧于出发的原点吗？能够开怀地面向边界之外的无限吗？

（赵兮摘自《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