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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缘何创作《白鹿原》

2016-09-28陈忠实

雪莲 2016年15期
关键词:白鹿原

陈忠实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

这部后来写到8万字的小说是我用心着意颇为得意的一次探索。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向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是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大约在这一时段,我在《世界文学》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王国》。这部不太长的长篇小说我读得迷迷糊糊,却对介绍作者卡朋铁尔的创作道路的文章如获至宝。《百年孤独》和马尔克斯正风行中国文坛。我在此前已读过《百年孤独》,却不大清楚魔幻现实主义兴起和形成影响的渊源来路。卡朋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使我震惊,更使我得到启示和教益。拉美地区当时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许多青年作家所能学习和仿效的也是欧洲文学,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派文艺。

我在卡朋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面前震惊了,首先是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的局限被彻底打碎,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我顿然意识到自己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演变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作蒋村。我的村子紧紧依偎着的白鹿原,至少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且不管两千多年前的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多久远的轶事。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初,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里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我不仅打破了盲目的自信,甚至当即产生了认知太晚的懊悔心情。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我打开该卷第一页,看到记述着××村××氏,十五六岁出嫁到×家隔一两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一幅悬挂于门首。整本记载着的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我看过几例之后就了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只记着××村××氏,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甚至连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我很自然地合上志本推开不看了。就在挪开它的一阵儿,我的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燥姓氏的耐心。我在那一瞬间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她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是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

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昏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悖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踪影,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间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我住在蓝田县城里,平心静气地抄录着一切感兴趣的资料,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仍然兴趣十足地抄写着,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即一个硬皮活页笔记本的每一页纸抄了正面又抄背面,字迹比稿纸上的小说写得还工整。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摊着工夫抄写这些明知无用的资料,而且显示出少见的耐心和静气,后来似乎意识到心理上的一种需要,需要某种沉浸,某种陈纸旧墨里的咀嚼和领悟,才能进入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乡村的氛围,才能感应到一种真实真切的社会秩序的质地。在我幼年亲历过的乡村生活的肤浅印象不仅复活了,而且丰富了。

我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时间里,进入近百年前的我的村子,我的白鹿原和我的关中。我不是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我很清醒而且专注,要尽可能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以及他们的心理结构形态;在不同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透视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多重架构。更具有趣的是,原有的构思遭遇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冲击的时候,不同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当这个或欢乐或痛苦的一次又一次过程,铸成不同人物不同的心灵轨迹,自然就会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来……我对以西安为中枢神经的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初步形成,不是史学家的考证,也不是民俗学家的演义和阐释,而是纯粹作为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子民作家的理解和体验。我把这种理解全部融注到各色人物中,几乎在此前(小说写成前)没有做过任何阐述和表白。到1990年初,在中断了半年写作、而重新进入写作氛围之时,我为我的家乡一本《民间文学集成》作的序文中,第一次比较透彻或直率地袒露了我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和体验——“作为京畿之地的咸宁,随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盛走向自己的历史巅峰,自然也不可避免随着一个个王朝的垮台而跌进衰败的谷底;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一次又一次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这块京畿之地有幸反复沐浴真龙天子们的徽光,也难免承受王朝末日的悲凉。难以成记的封建王朝的帝君们无论谁个贤明谁个残暴,却无一不是企图江山永铸万寿无疆,无一不是首当在他们宫墙周围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礼仪之民,所谓京门脸面。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脸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哪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恋歌,不得流传便会被掐死;何况禁锢了的心灵,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

这应该是我正在写作《白鹿原》时的最真实的思绪的袒露。我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得意着或又失意了,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刚站起来快活地走过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吃食,回到乡村祖居的老屋。我站在门口对着送我回来的妻女挥手告别,看着汽车转过沟口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折回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从窗框伸出的铁皮烟筒悠悠地冒出一缕缕淡灰的煤烟,火炉正在烘徐屋子里整个一个冬天积攒的寒气,我从前院穿过前屋过堂走到小院,南窗前的丁香和东西围墙根下的三株枣树苗子,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我站在院子里,抽我的雪茄。东邻的屋院差不多成了一个荒园,兄弟两个都选了新宅基建了新房搬出许多年了。西邻曾经是这个村子有名的八家院,拥挤如同鸡笼,先后也都搬迁到村子里新辟的宅基地上安居了。我的这个屋院,曾经是父亲和两位堂弟三分天下的“三国”,最鼎盛的年月,有祖孙三代十五六口人进进出出在七八个或宽或窄的门洞里。在我尚属朦胧浑沌的生命区段里,看着村人把装着奶奶和被叫做厦屋爷的黑色棺材,先后抬出这个屋院,再在街门外用粗大的抬杠捆绑起来,在儿孙们此起彼伏的哭嚎声浪里抬出村子,抬上原坡,沉入刚刚挖好的墓坑。我后来也沿袭这种大致相同的仪程,亲手操办我的父亲和母亲从屋院到墓地这个最后驿站的归结过程。许多年来,无论有怎样紧要的事项,我都没有缺席由堂弟们操办的两位叔父一位婶娘最终走出屋院走出村子走进原坡某个角落里的墓坑的过程。现在,我的兄弟姊妹和堂弟堂妹及我的儿女,相继走出这个屋院,或在天之一方,或在村子的另一个角落,以各自的方式过着自己的日子。眼下的景象是,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的小院,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

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过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小小的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院里。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了什么又为了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日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不尽的内蕴。

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20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第二天微明,我搞不清是被鸟叫声惊醒的,还是醒来后听到了一种鸟的叫声。我的第一反应是斑鸠。这肯定是鸟类庞大的族群里最单调最平实的叫声,却也是我生命磁带上最敏感的叫声。我慌忙披衣坐起,隔着窗玻璃望去,后屋屋脊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在清晨凛冽的寒风里,一只斑鸠围着另一只斑鸠团团转悠,一点头,一翘尾,发出连续的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声。哦!催发生命运动的春的旋律,在严寒依然裹盖着的斑鸠的躁动中传达出来了。

我竟然泪眼模糊。

这是新世纪的第一个早春。这是我回到原下祖屋的第二天傍晚。这是我的家乡那条曾为无数诗家墨客提供柳枝,却总也寄托不尽情思离愁的灞河河滩。此刻,三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的霓虹灯,与灞河两岸或大或小村庄里隐现的窗户亮光;豪华或普通轿车壅塞的街道,与田间小道上悠悠移动的架子车;出入大饭店小酒吧的俊男靓女打蜡的头发涂红(或紫)的嘴唇,与拽着牛羊缰绳背着柴火的乡村男女;全自动或半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与那个在沙坑在箩筛前挑战贫穷的男子……构成当代社会的大坐标。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在这个坐标中找到了心理平衡的支点,也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那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沛公军灞上”,灞上即指灞陵原。汉文帝就葬在白鹿原北坟坡畔,距我的村子不过十六七里路。文帝陵史称灞陵,分明是依着灞水而命名。这个地处长安东郊自周代就以白鹿得名的原,渐渐被“灞陵原”、“灞陵”、“灞上”取代了。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灞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在风高月黑的那个恐怖之夜,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灞河,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嘘出一口气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大唐诗人王昌龄,原为西安城里人,出道前隐居白鹿原上滋阳村,亦称芷阳村。下原到灞河钓鱼,提镰在莱畦里割韭菜,与来访的文朋诗友饮酒赋诗,多以此原和原下南灞水为叙事抒情的背景。我曾查阅资料企图求证滋阳村村址,毫无踪影。

我在读到一本“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除了人皆共知的“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所指的灞桥,灞河这条水,白鹿(或灞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

任他朝市自营营。

独寻秋景城东去,

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诸多以此原和原下的灞水为题的诗作中的一首。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记的一首。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苟的龌龊惹烦了,闹得腻了,倒胃口了,想呕吐了。却终于说不出口呕不出喉,或许是不屑于说或吐,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还有什么龌龊能淹没脏污这个以白鹿命名的原呢,断定不会有。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自己烧水沏茶。把夫人在城里擀好切碎的面条煮熟。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一觉睡到自来醒。当然,每有一个短篇小说或一篇散文写成,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是原下这两年的日子,是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

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摘自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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