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鎏源　黄义军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水经注》所见汉汾阳侯国疏证

许鎏源黄义军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郦道元《水经注》卷六言：“汾水又南迳汾阳县故城东，川土宽平，峘山夷水。《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阳县北山，西南流者也。汉高帝十一年，封靳强为侯国。”从这段文字来看，靳强受封汾阳侯国之相关记载当无疑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史记》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与《汉书》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载靳强汾阳侯国信息略有出入。除梁玉绳《史记志疑》外，诸家均未作出解释。此外，汾阳侯国之定位，诸家亦所说不一。经考证，靳强起兵之年当为秦二世三年（前207）四月，起兵地点为阳夏（今河南太康），汉汾阳县故城在今山西岚县。

《水经注》《史记》《汉书》汾阳侯国

郦道元《水经注》卷六言：“汾水又南迳汾阳县故城东，川土宽平，峘山夷水。《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阳县北山，西南流者也。汉高帝十一年，封靳强为侯国。”［1］（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P157）从这段文字来看，靳强受封汾阳侯国之相关记载当无疑问，然而事实有大谬不然者。《史记》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与《汉书》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载靳强汾阳侯国信息略有出入。除梁玉绳《史记志疑》外，诸家均未作出解释。此外，西汉汾阳侯国之地望，诸家亦持论不一。故有必要勾稽史料，对上述问题加以辩证说明。

一、《史记》《汉书》记载出入之辩证

（一）侯功记载出入辨证

《史记》《汉书》所载靳强侯功如下：

《史记》：“以郎中骑千人前二年从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昧功侯。”［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961）

《汉书》：“以郎中骑千人前三年从起栎阳，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昧军，功侯。”［3］（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P606）

此二者之差异在于：第一，《史记》言靳强起兵时间为汉高祖前二年（前208），而《汉书》记载则在前三年（前209）；第二，靳强起兵之地，《史记》记载在阳夏（今河南太康），而《汉书》所载则在栎阳（今陕西西安临潼区）。

梁玉绳《史记志疑》言“：‘前二年’当作‘汉二年’。《汉表》‘前三年从起栎阳’，‘前三年’亦误也。而阳夏又栎阳之误，二年十一月汉王都栎阳也。”［1］（清）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P593-594）按，梁玉绳所说不确，理由有二：

1.因为高帝受封为汉王前，曾于新丰鸿门赴鸿门宴，靳强此时便已追随左右。鸿门宴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06年，宴会之上，范增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亦起舞，常身自翼庇。情急之下，张良召樊哙带剑持盾闯入宴会大帐，刘邦才得以乘隙自间道逃回自己的大营，当时护送沛公逃走的人中便有靳强。史载：“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314）由此可见，靳强在此之前已经投效刘邦麾下。所以靳强起兵时间不可能迟至汉二年（前205）。

2.阳夏非栎阳之误，事实是栎阳乃阳夏之误。上面既已知梁玉绳所言靳强起兵在“汉二年”（前205）之说为非，那么靳强起兵之时间则或者如《史记》所言在前二年（前208），或如《汉书》所言在前三年（前209），或者别有他年（详下文）。要之，靳强起兵必在刘邦入关之前。所以，《汉书》言靳强起兵之地在栎阳为一错误之见解，当从《史记》之说，为阳夏。

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靳强具体是在什么时候追随刘邦？又是什么原因使靳强起兵之时间出现《史记》和《汉书》两种不同的记载呢？

《汉书·高帝纪》记载，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高祖起兵于沛，“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3］（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P10）。秦二世二年（前208）二月，高祖攻砀，收砀兵六千人“，与故合九千人”。而靳强起兵时有兵千人，若前三年（前209）靳强已投靠刘邦，则刘邦此时应合众得万人，由此可知，迟至秦二世二年（前208）二月，靳强尚未起兵投于刘邦麾下。另外，刘邦此时因为雍齿反叛的原因依附于秦嘉，同年六月，又“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3］（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P14），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附于项梁，并与项羽共同率军作战，没有独挡一面，所以靳强不可能于此时起兵投到刘邦麾下。

靳强最有可能投到刘邦麾下的时间，是在秦二世二年（前208）九月以后。因为这年后九月，楚怀王以“沛公素宽大长者”的理由，“遣沛公西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至城阳与杠里，攻秦军壁，破其二军””［3］（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P17），此后一路向关中挺进，开始了他独挡一面的时期。因此，结合靳强起兵于阳夏（今河南太康）及刘邦入关前的行军路线，可断定靳强投效于刘邦麾下的具体时间。

查秦二世二年（前208）后九月后刘邦之行程为：

秦二世二年（前208）后九月，依次至砀、城阳与杠里。

秦二世三年（前207）十月，至于成武。

同年十一二月，至栗。

同年二月，依次至昌邑、高阳。

同年三月，依次至开封、曲遇。

同年四月，至颍川，“因张良遂定韩地”。又至平阴、河津、洛阳、轩辕和阳城。

同年六月，依次至犨、南阳郡和宛。

同年七月，依次至丹水、湖阳、析、郦。

同年八月，攻武关，入秦［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P16-21）。

查检上述刘邦进军路线，秦二世三年（前207）四月，最有可能为靳强起兵投入刘邦麾下时间。理由有二：

1.秦二世三年（前207）四月，刘邦率起义军到达颍川郡，距离上文考证之靳强起兵之地阳夏（今河南太康）最近。靳强最有可能在此时乘刘邦起义军到达之机起兵响应。阳夏正有大道可通秦颍川郡郡治（今河南许昌）。今河南太康与许昌之间有铁路相通，距离约105公里。如此短之距离，完全在刘邦所率义军感召范围内。

2.刘邦在颍川郡做了一件大事，即“因张良遂定韩地”［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P18）。因为张良家族在韩地具有极高威望和号召力。史载“：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韩灭之后，张良率家僮三百人“，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033）。阳夏（今河南太康）据清代《太康县志》，本春秋时陈国之地，楚灭陈后属楚，入秦为颍川郡［3］（清）戴凤翔.太康县志（卷一）.沿革.太康县衙刻.道光八年（1828）.。谭其骧之《秦郡界址考》，则认为阳夏在秦陈郡境内。谭其骧认为秦代陈郡“郡境于《汉志》为淮阳国、汝南郡”［4］谭其骧.秦郡界址考.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P13-21）。此处且不就阳夏于秦时究竟具体属于何郡作出研判，但无论作出何种判断，似乎阳夏一地与韩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其实不然。

阳夏一地虽然不在韩国势力范围之内，但却与韩国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据李晓杰之研究，韩武子十六年（前409），韩伐郑，取雍丘（今河南杞县）［5］李晓杰.战国时期韩国疆域变迁考.中国史研究，2001，（3）.。该地距阳夏地甚近，故据此可以推断，阳夏地处韩楚两国交界之地。阳夏与韩国之关系恐怕还不止于此，此处极有可能在秦汉之际居住有数量可观的韩国遗民。上文已经提到，谭其骧先生认为阳夏在秦代之陈郡。另外，田余庆先生通过对《睡虎地秦简》《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材料的分析，并参考诸家研究秦简的结果，对秦灭韩后，郢陈地区的历史状况作出了这样的复原：

秦灭韩后，秦、韩、楚三国接壤地区新郑、郢陈出现了不宁，规模不小，牵涉颇广。先是韩王安作为秦国俘虏，被强制离开韩国旧土颍川，迁居郢陈□山。韩国旧都新郑发生叛乱，当时旧韩官民激于国破王迁而发难反秦……似乎新郑韩人之叛与毗邻地带楚人反秦活动有呼应之势［6］田余庆.说张楚.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P8）。

我认为田余庆先生所作之判断逻辑清晰，当可信从。在此基础上，我想可以进一步作出推测，秦把韩王安迁徙到郢陈，可能还会连同一些旧韩宗室近臣一同迁徙。再者，既然秦迁韩王安至郢陈的行为激起了韩人的反叛，那么极有可能有一部分韩人为了躲避战乱或担心其国王安危而尾随其至郢陈之地。

在上述背景之下，当刘邦于秦二世三年（前207）四月率领西向入秦的义军到达颍川郡，并依靠张良在故韩国地区的威望平定韩地的时候，居处于阳夏地区的故韩遗民也受到了感召。于是，靳强便借机起兵投效到刘邦麾下，成为刘邦手下一员重要的武将。

（二）《史》《汉》所载靳强起兵时间不同之因悬测

上文已经提到，关于靳强起兵的时间，《史记》《汉书》的记载是不同的。

《史记》：“以郎中骑千人前二年从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昧功侯。”［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961）

《汉书》：“以郎中骑千人前三年从起栎阳，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昧军，功侯。”［2］（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P606）

乍看“前二年”与“前三年”似乎只是文献在传写过程中，因为字形相近而产生讹误，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史记》中有另外两条与此类似的记载：

《史记·秦本纪》：（庄襄王）四年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19）。

《史记·六国年表》：（庄襄王三年）王齮击上党。初置太原郡［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750）。

这两则材料所载历史事件的系年刚好如同靳强起兵时间系年一样相差一年。如果说“二”“三”可能因字形相近而误写的话，那么“三年”“四年”便很难这样解释了。这不得不让人猜测别有原因。依我之鄙见，此当为不同历法间纪年方法不同所致。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之前，历法行用的是颛顼历，该历建亥，以十月为岁首。元封七年（前104），汉武帝颁布了落下闳、邓平制定的《太初历》，于是当年便改元为太初元年（前104）。改历后以正月为岁首，岁建寅。这样新旧历法之间就出现了下表所示的不同。

表中的“1”表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12”表示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

这样一来，按照上文考证所得，靳强起兵是在秦二世三年（前207）四月。此时乃高帝前一年。如果司马迁或班固所记靳强起兵时间为事后追记，则有可能因历法之差而出现前后一年的误差。查《史记》《汉书》中靳强起兵之年的记载，均为“前某年”，显系后来追记，而且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成书均在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后，故追记太初以前事，就需要转换两种纪年法之间的时间差。两种历法相互混淆，将原本分属两年之事误记载于同一年。即，把高帝前一年发生的事误记为高帝前二年，又在传抄过程中将“前二年”误写为“前三年”。这可能就是《史记》《汉书》所载靳强起兵之年不同的原因（其逻辑关系示意如下）：

历史事实为高祖前一年→讹误后为《史记》所载“前二年”→再讹误后为《汉书》所载“前三年”

此种情形无独有偶，即使是深明当时历法之史学大家，亦会犯错。如《太史功自序》中说：“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诸神受纪。”《正义》注云：“案迁年四十二岁。”［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3296）有的学者据此推算司马迁的生年，却得出了两个前后相差一年的结果。根据河南大学郑慧生先生的研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合在公历前105年12月25日……知这个‘迁年四十二岁’应为公元前105年‘迁年四十二岁’。这样，司马迁的生年就是汉景帝中元四年。但是，许多学者不注意这一点，他们把太初历元年的前后十一月都看成了公元前104年，于是把司马迁生年推算到了汉景帝中元五年。这其中就有梁启超、王国维、郑鹤声等”［3］郑慧生.认星识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P28）

但因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此说，故姑且命曰悬测，以备一说。

（三）始封时间记载出入辨证

关于靳强受封为汾阳侯之时间，《史记》《汉书》之记载亦小有差别。

《史记》：“（高帝）十一年二月辛亥，侯靳强元年。”［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961）

《汉书》：“三月辛亥封。”［2］（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P606）

根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蒙前省之体例，此“三月辛亥”所指即汉高帝十一年（前196）三月辛亥。

对比《史记》《汉书》所载，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靳强始封为汾阳侯国是高帝十一年（前196）的二月还是三月？索解此问之关键，就在于两则材料均记载了靳强受封之日为辛亥日。因此只要查证这两个月中究竟哪一个月有辛亥日，就能以此判定究竟哪一份记载才是真实的。据陈垣先生编订之《二十四史朔闰表》可知，汉高帝十一年二月之朔日为丁亥，同年三月之朔日为丙辰，四月之朔日为丙戌［3］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P12）。

在此基础上，可以推算出汉高帝十一年二月有二十九天，具体为：

丁亥（1）、戊子（2）、己丑（3）、庚寅（4）、辛卯（5）、壬辰（6）、癸巳（7）、甲午（8）、乙未（9）、丙申（10）、丁酉（11）、戊戌（12）、己亥（13）、庚子（14）、辛丑（15）、壬寅（16）、癸卯（17）、甲辰（18）、乙巳（19）、丙午（20）、丁未（21）、戊申（22）、己酉（23）、庚戌（24）、辛亥（25）、壬子（26）、癸丑（27）、甲寅（28）、乙卯（29）。

汉高帝十一年三月有三十天，具体为：

丙辰（1）、丁巳（2）、戊午（3）、己未（4）、庚申（5）、辛酉（6）、壬戌（7）、癸亥（8）、甲子（9）、乙丑（10）、丙寅（11）、丁卯（12）、戊辰（13）、己巳（14）、庚午（15）、辛未（16）、壬申（17）、癸酉（18）、甲戌（19）、乙亥（20）、丙子（21）、丁丑（22）、戊寅（23）、己卯（24）、庚辰（25）、辛巳（26）、壬午（27）、癸未（28）、甲申（29）、乙酉（30）。

由此可知汉高帝十一年二月有辛亥日，三月无辛亥。故《史记》所记为确，《汉书》所记非。

二、汉汾阳故城地望诸说评议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汾水又南，径汾阳县故城东。”可见，在郦道元时代，他能看到西汉汾阳县的故城。虽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有时会把东汉故城当作是西汉故城，但据《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可知，西汉时太原郡有汾阳县，东汉时省，由此推断郦道元所见汉汾阳故城必是西汉故城无疑。对于汉汾阳县故城地望之考证，后世诸家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于西汉汾阳故城地望所在，大致有三种观点。

1.认为汉汾阳故城在今山西阳曲县。如《大清一统志》与钱穆就认为汾阳“故城在今阳曲县西北九十里。”［4］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2005.（P1140）

2.认为汉汾阳故城在今山西省静乐县。持此种观点者有清人吴调阳［5］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开明书店，1936.（P1186）、今《中国历史第图集》（第二册）［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P17-18）及史为乐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1］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P1341）等。

3.认为汉汾阳故城在今山西省岚县。如刘纬毅著《山西历史地理词典》［2］刘纬毅.山西历史地理词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P123）、李晓杰等著《〈水经注〉汾水流域诸篇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等就持此种观点，理由是在今岚县南一里有古城村［3］李晓杰.《水经注》汾水流域诸篇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历史地理（第二十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P34-61）。

查检史料，第一种观点源于对《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误读。《元和郡县图志》于太原府阳曲县下云：“本汉旧县”，“隋开皇三年改为阳直县，十年又移于今县东北四十里汾阳故县，十六年改阳直县为汾阳县，因汉旧名也。炀帝又改为阳直县，移理于木井城，即今县理是也。武德三年，又于今县西十五里分置汾阳县，属并州。七年省阳直，改汾阳为阳曲县，因汉旧县也。”［4］（唐）李吉甫著.施和金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P374）

关于这段文字，后来学者不加明辨，误以为其中所言“汾阳故县”即西汉汾阳县所在。事实上，正如黄学超钩稽零散史料所见，在东汉初年废西汉汾阳县后，至魏晋间又复于今山西阳曲县黄镇寨附近设置过另一汾阳县，此即《元和郡县图志》所言之“汾阳故县”［5］黄学超.汉唐汾阳县城及羊肠仓遗址考述.晋阳学刊，2012，（6）.。

第二种观点亦属于对《元和郡县图志》所言史料之误读。《元和郡县图志》中说“：静乐县，本汉汾阳地，城内有堆阜三，俗名三堆城……武徳四年于县置北管州，因管涔山为名。”［4］（唐）李吉甫著.施和金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P396）清人吴调阳又进一步补充“：今静乐县东南小店镇在管涔南数百里。”［6］（清）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开明书店，1936.（P1186）也就是说，他是根据清代静乐县（治与今同）境内有管涔山来判定西汉汾阳故城在今静乐县。因为《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汾阳条下班固自注言“：北山，汾水所出。”［7］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P75）而《水经注》卷六《汾水》言：“汾水出太原郡汾阳县北管涔山。”［8］（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P156）但是此说逻辑极不严密。因为当时代稍前之时，一地有县之数量少于其以后之时代，此种规律与地区开发渐臻成熟相适应。情随时移，旧之一县后析分为数县。故清代之今静乐县只当西汉汾阳县所辖范围之一部分。清人吴卓信就明言唐代“宜芳、静乐、合河、阳谷四县并汉汾阳县地。”［9］（清）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开明书店，1936.（P569）如无其他证据，吴调阳之说是不能成立的。至于其他认为西汉汾阳故城在今静乐县境内之观点，由于其并未说明得出结论之理由，且据笔者所知，均出自吴调阳之后，恐是沿袭吴调阳说而所致。若果真如此，则其余诸家结论亦无可靠证据以可证明之。

相比以上两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即汉汾阳故城在今山西岚县似乎较为可靠。

首先，此说有明确之文献可稽。今岚县为唐代岚州之宜芳县，此乃确定无疑之事。唐代杜佑在其所著《通典·州郡典》岚州宜芳县条下云“：有古秀容城，即汉汾阳县地。”［10（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清武英殿刻本.］宋代建制因唐制。宋代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于岚州宜芳县条下云“秀容城，即汉汾阳县城。”［11］（宋）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P871）宋代王象之所著《舆地广记》云：“宜芳县，本汉汾阳县。”［12］（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十九）.士礼居丛书影印本.逮至明清，此说相沿未改。如顾炎武《肇域志》山西岚县条有言：“秀容城，即汉汾阳。在县南三十里。”［1］（明）顾炎武.肈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820）雍正时所修《山西通志》亦作此说言：“有古秀容城，去县治三十里，即汉汾阳县，属太原郡。”［2］（清）觉罗石麟修.（清）储大文撰.山西通志（卷三）.沿革一.刻者不详.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这些文献记载与前两种观点所依据之文献记载有本质之不同。这些记载均明言今山西岚县即汉汾阳县所在，按照古代文献叙述通例，此处所言汉汾阳县即指其县治。县治有县城，故县治所在即汉汾阳故城所在。刘纬毅便曾依据上述部分材料攻讦《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将汉汾阳故城定位于今山西静乐县为非［3］刘纬毅.《中国历史地图集》山西部分商榷.山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1）.。事实上，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已经说得十分明白，秀容城即汉汾阳县故城：

汾水又南，径汾阳县故城东。川土平旷，峘山夷水。《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阳县北山，西南流者也。汉高帝十一年，封靳强为侯国……《魏土地记》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护军治，东去汾水六十里［4］（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P157）。

上引文字之后，全祖望《七校水经注》、赵一清《水经注释》和杨守敬、熊会贞所撰《水经注疏》本尚有“又南径秀容城东”七字，李晓杰等校刊时删去。理由是：“按，《七校》本全氏校语云：‘旧脱此句，先司空以宋本增。’然《五校》钞本并无此七字及校语，疑《七校》本此处为后人伪作，不当从。又，《州郡典》岚州宜芳县：‘宜芳，有古秀容城，即汉汾阳县，属太原郡。’已明言秀容城即汾阳故城。纵此载或本自郦注，亦足证杜佑所见之本断无‘又南径容城东’七字。故诸本所补皆误，今删。”［5］李晓杰.《水经注》汾水流域诸篇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历史地理（第二十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P34-61）李晓杰等人之说基于文献产生之时序及资料来源，当可信从。

其次，此说有地理遗存可为佐证。刘纬毅、李晓杰等人之所以主张西汉汾阳县在今山西岚县，其理由为在今岚县南一里有古城村，村内有古城遗址［6］刘纬毅于2001年发表《〈中国历史地图集〉山西部分商榷》一文时，认为汉代汾阳县在今山西岚县北13公里。其2004年出版的《山西历史地理词典》修正了其原先之观点。。由于今岚县县治在清代岚县县治南约12.5公里处，所以今岚县南一里古城村，距清代县治约合清时里数26里。古人计数约之以整，故此古城村正如文献所言，在“县南三十里”。

综上所述，在三种主要观点中，第三种观点，即汉汾阳县故城在今山西岚县较可信从。

三、小结

《史记》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与《汉书》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载靳强汾阳侯国信息略有出入。经考证，靳强起兵之年当为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四月，起兵地点为阳夏（今河南太康）。起兵之时间，《史记》《汉书》所载皆非，起兵之地《史记》所记为是。《史记》《汉书》记载靳强起兵时间相差一年，似乎不可简单以传写错误简单释之，或因不同历法之差所致。

关于汉代汾阳故城的地望，主要有三种说法：今山西阳曲县、今山西静乐县、今山西岚县。分析得出三种观点之理由与证据，当以山西岚县最可信从。此种观点，不仅有文献支撑，且有实物遗存可供佐证。

本文所论汉汾阳侯国问题，在历代浩如烟海的《水经注》研究中，虽然只是沧海一粟，然按照谭其骧先生在晚年提出的重写《水经注疏》的设想，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或可在前贤时彦研究基础之上，聊有补益。

（责编：樊誉）

许鎏源（1991—），男，云南石屏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史。黄义军（1968—），女，湖北天门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与古代物质文化。

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个人科研项目基金赞助，项目编号：10301-015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