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铺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基，吴敬琏以真知灼见助推一个转型时代的滚滚车轮；摇举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旌旗，吴敬琏尽匹夫之责加注一个起飞时代的勃勃量能；透视游离于市场背后的暗影，吴敬琏用率真良知廓开一个裂变时代的重重混沌。作为凡人，86岁的吴敬琏拥有的不只是耄耋之躯，更坚守着质朴至真的不老风骨；作为学者，吴敬琏拥有的不只是书翰墨宝，更占据着高屋建瓴的思想飞地；作为智囊，吴敬琏拥有的不只是影响之力，更彰显出超凡脱俗的艺德品行。走近吴敬琏，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位经济学大师高山仰止的学术造诣与家国情怀，更能饱览到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激荡风云。

良师与益友

中学时期，吴敬琏特别喜欢理工科。除了数理化、生物的成绩都非常优秀外，平日在家时吴敬琏总喜欢把各种钟表、机械拆卸下来，倒腾一番后再组装好。在吴敬琏看来，只有依靠声、光、电、化才能发展起工业，并救国与强国。然而，由于患有遗传性肺结核疾病，就像中学阶段因病不得不多次休学一样，进入金陵大学机电系后吴敬琏也先后因此两次中断学业。不仅如此，由于工科学习需要动手做实验与野外考察，身体一向羸弱的吴敬琏已经明显感到自己的体力难以胜任。因此，第二次复学的时候，吴敬琏乖乖地选了文学院，理由就是文学院里面的经济学与实业救国好像有一点儿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年，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经济系调整至复旦大学经济系。

然后，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关系降到了冰点，而受此影响，当时各高校所涉及的经济类专业也只准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基础课，相关教材也都以苏联专家所编写的为蓝本，学生们所希望接触到的的西方经济学也从此变得天高地远。即便如此，吴敬琏也并没有感觉到枯燥，而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熟读马列经济学著作上面。有一个至今听起来非常美丽的桥段是，金陵大学一位秀气文静的女生慕名找到吴敬琏，就是因为听说吴敬琏可以背下整本《资本论》，而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吴敬琏相濡以沫、悲喜与共的妻子周南。

带着对“苏联模式”的向往，大学毕业后吴敬琏走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在第二年跟随援华的苏联财政专家阿·毕尔曼一起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除了从毕尔曼那里学习到了不少的财经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外，这位后来成为了苏联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人物留给吴敬琏最深的印象恐怕就是当时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一个意见，认为在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不要学苏联。而毕尔曼也许是吴敬琏所能碰到的质疑“苏联模式”最有分量的学者。

其实，当时的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苏联模式”的笃信已经开始松动，尤其是与吴敬琏同处一所的顾准就明确提出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观点，在理论上公开向“苏联模式”宣战。由于老家都在苏州，地缘关系本来就让吴敬琏与顾准平日里走得很近，而面对着顾准发出挑战性的前卫思想，吴敬琏对这位老乡更是敬重有加。然而，令吴敬琏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反右运动的展开，顾准竟被作为经济所的第一个“右派”分子被遣送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顾准下放的当年，孙冶方调到中科院担任经济所代所长。这位在苏联中山大学深造期间就已经翻译了不少经济学著作的学者，当时也明显意识到现行经济体制中计划管理过严、过死而导致的系列弊端。因此，到任后孙冶方一方面让吴敬琏当自己的助手开始了主编《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一方面在报刊上连续发文，大谈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成本利润、经济核算等经济观点。然而，思想跳动的火苗很快被残酷的冷冰所浇灭。孙冶方被确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遭游街批斗，之后便被投进了秦城监狱。受到牵连，刚刚摘下“右派”帽子没多久的顾准再次被打成“反党右派”。

也许是年青傲狂，也许是外界的干扰，在对孙冶方的批斗过程中，吴敬琏完全迷失了方向，并站在了队伍的最前列，成为“批孙”的主干。对此，吴敬琏后来不止一次地检讨过：“我一生做过的最惭愧的事之一，就是在60年代初批判过孙治方”。而且让吴敬琏始料不及的是，伴随着“文革”的乍起，自己也被作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遣送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接受改造。也正是在这里，吴敬琏与顾准有了深度的心灵与思想的交汇。

“娜拉走后怎样？”这是顾准借《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和吴敬琏在牛棚中反复讨论的命题，其所要拨开的的重大要旨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每一次的诘问式讨论带给吴敬琏就是一次思想的震撼与洗礼。于是，在顾准的指引下，吴敬琏开始广泛阅读西方经济史，也正是在顾准的教诲下，吴敬琏开始接受“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同样是经济第一规律”的观点，并着手解除自己经济思想中“左”的枷锁。

回到北京后吴敬琏本希望与顾准继续着令人心动的思想漫游，但此时顾准已是重疾缠身，弥留之际，对守在病床前的吴敬琏，顾准给出了最后的托付：“待机守时”。顾准去世4个多月后，孙冶方恢复自由。随后，吴敬琏被招致麾下，帮助孙冶方整理出版已经打了85遍腹稿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在口授了最后一篇文章之后，卧床不起的孙冶方也向吴敬琏留下了一份托付：“必须对旧管理体制作出重大的根本变革。”

两位良师与益友均以死亡的方式向吴敬琏告别，他们用生命和智慧证伪，为吴敬琏点亮的不只是学术研究的明灯，更有崇高人格与坚定信仰之赋。在河南时，吴敬琏看到过顾准承受着雨点般的拳头而高喊着“我就是不服”的心酸场景；回京后，吴敬琏又看到过顾准对曾揭发批斗过他的同事用社会原因来为他们开脱的感人局面。顾准如斯，孙冶方何尝不是。“坐喷气式飞机”、挂牌游街成家常便饭，但孙冶方始终不弯腰屈服；即便是吴敬琏批判过自己，孙治方复职后也再次重用，甚至以后事相托。从顾准与孙冶方身上，人们看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节。这种气节，在屈原身上体现过，在司马迁身上体现过，在文天祥身上体现过，在林则徐身上也体现过，后来又投射在了吴敬琏的身上。

“吴市场”的市场经

1984年在吴敬琏的眼中是全面改革的历史起点，但同时也应当是他个人人生与事业的一个重要起点。这一年，吴敬琏结束了在耶鲁大学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研究，回国后被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到了由中心副总干事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意见书的写作。这次工作的最大成果是将“商品经济”写入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而且第一次向中央建言便取得了这么有意义的成果，吴敬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然而，80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的蔓延以及三年经济的停滞，对在商品经济轨道上缓慢滑行的中国经济肌体构成了巨大的考验。而就在此时，国内学术界本已存在的“计划派”阵营开始发话，他们将以上原因归结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错误，因此，主张重启计划经济导向。铁肩担道。此时的吴敬琏大胆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问题的原因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坚决、不彻底、不到位，并随后连发《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等重头文章，不仅高调捍卫“商品经济”，而且大胆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一全新概念。后来，吴敬琏才知道，因为自己的激进而得到了一个绰号叫“吴市场”。其实吴敬琏非常清楚，这是改革的反对者给自己戴的一顶帽子，意在讥讽他在中国“贩卖”市场经济。不过，嘲讽并没有阻挠吴敬琏坚持己见的脚步。趁邓小平南巡讲话国内局势峰回路转之机，吴敬琏接着两度向中央领导建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终于赢来了十四大确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决定。从此，“吴市场”这一雅称不胫而走。

不过，对于运行在上世纪最后近乎1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评判，吴敬琏给出的答案则是“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因为，风程仆仆奔走于全国各地进行广泛调研的吴敬琏清晰地发现，政府配置资源的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在扩张，权利的边界还在延伸，并由此出现了国进民退、腐败蔓延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等极不健康的状况。于是，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吴敬琏明确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观点，并发出了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呐喊。在这里，吴敬琏所指的“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为此，他和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一起成立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也由此让外界给自己取了又一个绰号：“吴法治”。

在吴敬琏看来，那些掌握权力资源而得以寻租者就是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会反对改革，并会运用各种行动扼杀竞争性市场。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为此，吴敬琏大声呼吁必须推进政治改革，以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建设一个与自由市场制度相适应，能够为市场的有效运转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可以说，法治化是继市场化之后吴敬琏所追求的又一个精神圭臬。

总体来看，吴敬琏眼中“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这样一种图景：首先它应当是一个统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个条块分割与碎片化的市场经济；其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个等级分明、待遇有别的市场经济；再次应该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个行政权力越位干预、垄断丛生的市场经济；最后应该是一个有序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个红头文件挂帅、缺乏统一法律规则的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吴敬琏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需要进行其他各项改革，如建立法治。而且吴敬琏推断，如果各项改革能够顺利到位，2020年以前我国就能建立起真正意义的现代市场体系。

心若在，梦就在。在柳红所著《吴敬琏》一书中，吴敬琏有这样一段告白：“我总觉得，争取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当然，吴敬琏也清楚地看到，不仅党的十八大报告敲定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经济宗旨，而且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同时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做出了“依法治国“的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一次在校准之中定向远航。

复盘“赌场论”

“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这是吴敬琏在2001年1月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访谈时对A股市场所表达出的一些看法，而坊间则将这一并非“正面”的言论概括为“赌场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年2月，国内一些知名的经济学者联袂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会议的组织者当时表情严肃地说出了这样一段话：“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对于这样劈头盖脸的抨击，吴敬琏当时选择了沉默。一月后，吴敬琏推出了自己的文集《十年纷纭话股市》。

但事情远没有结束。由于国务院当时正在开展打击股市幕后黑手的统一行动，“赌场论”播出后，A股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阴跌，并多次拉出2%以上的巨大跌幅。许多投资者因此损失惨重，怨愤不已，他们把罪责归之于吴敬琏的“赌场论”，于是“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说法被广泛散布，围绕着“赌场论”的论战也从学界发散到了民间。

屁股决定着脑袋。现在看来，围绕着“赌场论”的争辩，实际是持不同立场者与不同利益代表者之间展开的公开对决，其中包含着：是将股市的融资功能放在第一位，还是将投资者利益保护放在第一位？是将股市变成权贵资本游戏的名利场，还是将股市变成要素配置的功能平台？是让股市任性与野蛮生长，还是让股市在规范中成长？

回过头去翻阅《十年纷纭话股市》，其中的两段话可以作为我们以上分析的映衬：“我并没有把股市一般地定位为‘赌场和把整个股市活动说成是‘零和博弈的意思，更绝对推演不出我要关掉股市的意图。我抨击的重点在于中国股市上违规违法盛行，就像一个有人可以看到别人的牌的赌场……”；“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15年过去了，再看看中国股市，吴敬琏的“赌场论”还站得住脚吗？据证监会披露的最新数据，上半年证监会对88起案件作出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109份，较去年同期增长84.75%，这其中就包括首家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而被终止上市的ST博元以及因财务欺诈和信披违规而被勒令永久退市的欣泰电气。面对此情此景，你能说这不是狂徒之“赌”吗？再看资本杠杆，去年上半年牛市之时，融资余额规模上冲至2.3万亿元，5%、10%甚至20%的杠杆率司空见惯，而当股灾引爆后，短短半年时间投资者平均每人损失近24万元，折损比例高达40%，请问，这不是嗜“赌”的结果吗？再看投资者结构，目前A股市场散户占比高达90%以上，许多人连K线为何物、市盈率是啥东东就不明白，买股如同买白菜般的任性，更希望冲进股市一夜暴富，请问，这不是“赌”的表现吗？另看监管者，在没有进行任何充分论证与民意调查的情况下，就贸然推出不伦不类的熔断机制，结果酿成血流成河的股灾。请问，这不是“赌”在作怪吗？就像《皇帝的新装》所呈现的故事情境那样，吴敬琏只不过是提前说出了真话的那个小男孩而已。

在吴敬琏看来，一个如同“赌场”的股市必然会失去投资人的信任与信心，这句话似乎正在得到更有力验证。据中国登记结算中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 A股10865.26万个投资者中，仅5072.94万账户还持有股票、基金等证券，多达5792.32万个账户目前呈空仓状态，占比高达53.31%，其中个人投资者持有市值在1万以下的账户占比为26.29%，处于相对低位。这也就是说，自去年下半年至今，投资者已开始纷纷撤离股市，而在没有增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市场最终只能是一潭死水。事实表明，今年以来美股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但A股至今却在3000点左右艰难地匍匐爬行。不进行实质性的地改革，A股未来不是形同鸡肋，就是可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中的弃子。

不老的改革建言者

作为中国政府的高层幕僚，吴敬琏参与了经济改革诸多方案的草拟与制订；作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见证人，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人们又能听到吴敬琏所发出的清晰声音。而且就像15年前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时充满激情一样，在如今高喊“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口号时，吴敬琏更显得兴奋与激昂。

是的，全面改革的引擎已经启动，而在中国经济崭新变革图景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了一条扣人心弦的主旋律。吴敬琏认为，供给侧主要包含劳动、资本、效率三个基本内容，由于人口红利已经走入末期，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太大的负面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效率，即怎样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

理论上而言，调结构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按照政策计划、政府的规划、政府政策要求，通过行政命令来调整；另一种是在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引导下，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吴敬琏认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采用第一种办法去解决问题，尤其是政府最擅长通过促进投资来达到调结构和资源配置的目的，但由于政府并不可能预知，也没有办法判定什么是好的结构，因此往往会造成资本的误配置，也就是说经济结构的恶化或者经济结构的扭曲。

经过研究，吴敬琏发现，从2009年中央政府抛出4万亿投资与10万亿贷款这一强刺激政策至今，为保增长，无论是货币与财政都一直处于扩张状态中，但同期GDP增长仍然一路下行。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15年，国内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6.9%，而到了今年上半年，尽管人民币贷款增加7.53万亿元，其中一季度达到了创记录的4.61万亿元，但经济增速却滑落到了6.7%。在这里，政府投资显然无法抵抗资本投资的报酬递减规律。不仅如此，政府投资刺激政策还造成了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率迅速提高，目前地方政府负债约20万亿，过去三年中翻了一番，相应地，杠杆率急剧升高。按照吴敬琏的说法，到去年年底，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些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如此庞大的负债规模和如此高悬的杠杆率，无疑蕴藏着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而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投资的刺激政策显然也难以为续。

比较研究是吴敬琏的长项。他观察发现，从改革初期提出的“十大经济建设方针”，到1995年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再到2002年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2012年强调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及至2014年提出的“引领经济新常态”，以及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的都是调整与完善产业结构同一个问题，但是成效一直都不大，甚至个别时段结构出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即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着决定作用，而抑制了或者排除了市场的作用。

同样通过比较研究，吴敬琏发现，所谓“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中国的特殊提法，而是一个长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说法。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以后，可能其中的某些制度架构仍然存在问题，所以它就需要对这些不够完善的、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构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就叫“结构性改革”。在吴敬琏看来，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应当是“体制上的结构”。

既然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既然“结构性改革”是“体制上的结构”，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只能进行体制改革，吴敬琏给出的结论是，关键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市场而不是行政手段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事实上，吴敬琏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像光伏产业、LED产业以及所谓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各级政府都曾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财力与政策优惠支持，但如今这些产业要么产能过剩，要么悄无声息，或者无疾而终。有限的财政资源不是出现闲置就是形成浪费。

在吴敬琏看来，政府的作用要有准确的定位，不能直接出手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不能直接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而要为市场的运作提供更好的条件。譬如说要在供给侧鼓励创新，政府最重要的还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法治化的市场体系、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以及用PPP的方式进行共用性技术和一般性技术的“竞争前开发”，而不是直接的去确定攻关的内容、确定技术路线、去给企业许多补贴，甚至是已经到了竞争后的阶段，继续给一些企业补贴，这样削弱了市场的竞争。

实际上，从对国企改革的把脉问诊，到对贫富差距拉大的探源索因，再到对腐败猖獗的刨根问底，及至如今对供给侧结构的解盘梳理，吴敬琏都始终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改革不到位、不彻底，因此，我们发现，从1984年算起，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宛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吴敬琏32年的国策建言之中，而为了坚守自己的理念，吴敬琏从不随波逐流，更不会阿谀奉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顾准的身影，也看到孙冶方的身影。只是与顾准与孙冶方相比，吴敬琏更感幸运，他的下半场人生得以拥抱一个开明与开放的时代，以至于可以手持思想的长链当空劲舞，还可以掀起智慧的风暴为改革高呼，并名至实归地捧回“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这些成色十足的金灿灿奖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