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晋晖

大寨：“昔日圣地”的辉煌、落寞与崛起

郭晋晖

从来没有一个村像大寨一样对中国农村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她浓缩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承载了中国农民几代人追求温饱和富裕生活的梦想。

短短的20年间，大寨被时代洪流冲上波峰又跌入低谷。20世纪90年代后，不甘落后的大寨人经历了痛苦转型，努力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

8月1日，建军节。

每年的这一天，山西省太行山深处的小县城昔阳都会举行一场还算盛大的庙会，在商业流通并不便利的年代，庙会吸引着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

村口广场毛主席的题字：农业学大寨图片来源：济南市摄影家协会网站

大寨村距离昔阳县城5公里，这场庙会也是村里老百姓的大节日。可是，1963年这一年却让大寨的老百姓有些失望，因为天阴沉沉的，马上就要下雨，他们可能去不了县城了。

然而，失望很快就变成了盼望。大寨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如果能下场透雨，也就能保证今年秋天粮食有个好收成。

“从2号到8号，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暴雨整整下了七天七夜，大寨村几乎都被冲没了。”80多岁的宋立英坐在自家的旅游纪念品商店门口回忆起了那段历史。

更让大寨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场百年不遇的洪灾在给大寨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也给大寨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荣耀。在日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份荣耀不仅带给了大寨不尽的鲜花和掌声，更带来了无数的荆棘和泪水。

自力更生的富裕村

洪水来的时候，新中国最传奇的农民陈永贵不在大寨，他正在昔阳县城开会。宋立英回忆说，陈永贵回来的时候路都断了，村边河沟的水已经有半腰深，是村里会游泳的年轻人把他驮回来的。

洪水冲垮了大寨农业合作化以来10多年整修的土地，房屋、窑洞大半坍塌，存粮也被水冲走。据史料记载，1963年洪灾之前，全村共有270多间（孔）房屋和窑洞，且大多破旧不堪，洪水冲垮了190多间（孔），近半村民无家可归。

陈永贵回来以后，村里的老人们忍不住痛哭。陈永贵对村民说，人没有损伤，牲畜也在，这就是大喜事。洪水冲走一个破大寨，咱建设一个新大寨。

其实，在洪灾之前，大寨已经是山西省农业的典型。由于地理条件恶劣，为了解决全村300多口人的吃饭问题，大寨人在耕作土地方面发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最被那个时代中国人熟知的是三战狼掌窝。大寨地处太行山土石山区，大自然的七道沟八道梁将一面山坡的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狼掌窝是大寨最大的一条沟，1955年、1956年两次治理均被洪水冲垮，1958年大寨提出打弓形坝。

大寨村委会会计贾海文说，弓形坝是陈永贵的发明，当年大寨造田的主要方法是在沟里面垒砌石头，再用土来填平，这样就造出了海绵田。但海绵田经不起洪涝灾害，洪水连续两次将石坝冲塌，泥土全部被冲走。

陈永贵下雨的时候出来观看，发现之所以下雨的时候窑洞没事，是因为窑洞上面是弓形的，把雨水带来的冲击力从两边分散走了。第三次治理狼掌窝时，大寨人就建了弓形坝，从此，大寨梯田多次经历了洪水的考验。大寨人大战狼掌窝的事迹后来被编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

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原来，大寨最大的地块也只有1亩多，最小的只有几厘，全村一共有4000多块土地。经过改造之后最大的有20多亩，最小的也有1亩多。

大寨人还总结出来诸如合理密植、深种深刨、一茬变两茬等科学种田的方法，使得亩产量超过了平原地区良田的产量。像“一茬变两茬”小麦和玉米套种，一亩地产量达到1600多斤。

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大寨无疑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圣地”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据《大寨村志》记载，1960年大寨人均收入突破百元大关，劳动日分值达到1元，成为昔阳县首屈一指的富裕大队。

大寨村的事迹引起了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关注，1960年8月3日，《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陈永贵——支部书记的好榜样》。此后，山西省内去大寨参观的人就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

宋立英说，1963年的大寨虽然土地耕作得非常整齐漂亮，但村容村貌依然是破破烂烂的。突然而至的洪灾，让大寨人不得不重建家园。而这个时候，陈永贵作出了一个决定，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

“三不要”是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三不少”是，当年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当时昔阳县送给大寨的救灾物资已经运到了村口，陈永贵让他们拉回去送到受灾更重的地区。宋立英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为了鼓励村民，陈永贵提出了自力更生十大好处。陈永贵吸烟且不识字，他想到一条就说一条，下乡干部就记在烟盒上。

重建大寨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在1963年、1964年、1965年这3年，大寨村民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就盖房子，有时一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贾海文还记得儿时的情况：早上天还不亮父母就下地了，然后再派人一家一家把做好的早饭端到地里去。有时候要干活还得等一会儿再吃，如果是冬天，就这么一会儿工夫，饭就冻了。大寨人把这个叫作“冰碴饭”，吃过以后接着再干。夏天也是下午1点多才回家，春秋冬三季早晨、中午根本就不在家吃饭，到了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到家。

大灾之年，大寨的粮食产量达到42万斤，亩产745斤，卖给国家粮食24万斤，社员人均口粮400斤，各项指标均与上年持平。

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传到了北京。1964年2月10日，《大寨之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当年12月底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把大寨精神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大寨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山村，迄今仍然只有216户，523口人。无论是从地理方位、土地、人口、粮食产量以及工业产值等方面来衡量，大寨都没有优势能让自己从中国64万个行政村中脱颖而出。

然而，大寨又是那么的不平凡。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作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在最辉煌的时代，大寨一天接纳各地参观的人数有2万人。

据官方资料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来自全国参观者多达960万人。其中1967年达到100万人，1968年突破200万人，1969年超过276万人。

去过大寨的人都可以想象那会是一个多么摩肩接踵的场面。因为大寨村占地面积只有1.88平方公里，而且绝大部分都被虎头山占去了，村委会前的小广场也不过几百平方米。

宋立英家就在小广场西侧的山坡上，与郭凤莲和陈永贵相邻而居。宋立英和她的丈夫贾进财是当年大寨村里最有名的老劳模。

宋立英是大寨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多年担任大寨村妇女主任。贾进财是1945年大寨解放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发现陈永贵的能力之后就主动让贤，从而成就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农民陈永贵。

当年的引水渠图片来源：济南市摄影家协会网站

陈永贵的不平凡早在“大跃进”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在浮夸风最严重的时代，陈永贵顶住压力，坚持把大寨的亩产量按500斤上报，这在昔阳县只此一家。而同一时期将玉米亩产量报为2000斤、土豆1万斤的村庄比比皆是。

来大寨的人都想看看陈永贵，但很少有人能够如愿。因为陈永贵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不能因为外边学大寨而把大寨的生产秩序搞乱。

1975年到1980年，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始终保持农民本色，一块白毛巾、一件对襟衫、一双农家鞋是他标志性的装扮，即使在中南海，这种装束也从来没有改变。

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陈永贵提出“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面上跑，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蹲点。在任时，他一回大寨就下地干活。

从一个普通农民一跃而为国家领导人，后又复归于平民，陈永贵这一生是中国特定时期政治的缩影。大寨的命运和陈永贵个人起伏紧密相连，随着1980年陈永贵从国务院辞职，大寨也迎来了最落寞的十年。陈永贵辞职后在北京定居，一直到1986年3月26日因肺癌逝世，再也没有回过大寨。

落寞十年

1980年是大寨的转折点，陈永贵去北京了，郭凤莲也离开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当了副所长。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功过进行了总结，清除了农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文件指出：“在某一地区的实践，证明是先进的、有效的经验，在其他地区推广，就不一定是或完全是先进的、有效的。”

珍贵的历史照片，令人仿佛置身于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图片来源：济南市摄影家协会网站

这个文件把大寨推下了神坛，大寨从人声鼎沸很快就转为“门庭冷落车马稀”，大寨村民承受了极大的心理落差。

大寨旅行社是大寨最豪华的酒店，是在大寨最兴旺的时候建立的，用来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随着大寨被冷落，大寨旅行社空无一人，以前用来招待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和外宾的巨大餐厅落满了尘土。其中一个大礼堂，已经年久失修，从那个破窗户往里边看，甚至可以看到鸟在里头飞。

在这10多年中，大寨的经济止步不前，村民的精神面貌整体表现出一种时代大潮退去后的迷惘。大寨村第一个从事个体经营的村民赵华晓说，当年大寨人出去都不说自己是大寨人。

贾海文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由于实行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能粗粮换细粮，还能种小菜园，生活水平比以前好了很多。但集体经济非常单薄，工业企业和集体福利基本上没有。

“从各个新闻媒体报道中看到人们对大寨的说法、看法，说村民‘敢怒不敢言’，但其实是没有地方听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大寨当年的荣誉夺回来。”贾海文说。

2006年，时任大寨森林公园经理的贾新文在接受采访时说，大寨20世纪80年代初停下来的原因，一个是当时老百姓转不过弯子来，二是社会对于大寨宣传不公正。

宋立英说，大寨10年间换了四任党支部书记，但始终不见起色。20世纪80年代初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谦去大寨的时候对宋立英说，如果想让大寨振兴起来，还是要让郭凤莲回来。

从1990年开始，宋立英和贾新文等人多次向昔阳县委提出要求请郭凤莲回来主持大寨的工作。1991年11月15日，郭凤莲重返大寨。

二次创业

赵华晓是大寨村第一个个体户，1983年他不顾家里的阻拦辞去村办工厂的工作，开了一家小卖铺。当时村里只有一家供销社，供销社上下班的时间和村民在地里干活的时间一样，给村民购物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赵华晓瞅准这个时间差，卖的都是村民必需的日杂货，一两年下来就赚了两三万元钱。“虽然心里高兴，但我从来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赚了钱。”赵华晓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当年村民的观念中，个体户是很丢人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如村办工厂的临时工。曾经的荣耀让大寨村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大部分村民的思想观念僵化，在新一轮的时代大潮面前无所适从，像赵华晓这样对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嗅觉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解放思想成为郭凤莲回到大寨之后面临的首要难题。1992年初春，郭凤莲让大寨一户出一人前往河北省高迁村学习，一共去了130个人，租了两辆公共汽车。贾海文是其中一员，他去了之后深受触动，高迁村工业企业已经形成规模，村民们住的是“小二楼”。

之后，郭凤莲又多次组织老党员、老干部、村委会骨干到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等地学习，这些村庄当年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而如今他们都成了大寨的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