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

摘 要：《弗莱兹路》是加拿大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以班尼叔叔为主人公，讲述了住在弗莱兹路的一些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关系认为，男性“理性，智慧，强壮”，女性则“感性，无知，软弱”。本文则将以解构主义为切入点，分析班尼叔叔和父亲等男性角色性格中的拜金主义、愚昧无知，以及玛德琳和母亲等女性形象性格中的理性、智慧，来揭示小说作者对男女二元对立关系的颠覆。

关键词：弗莱兹路；男性；女性；二元对立

《弗莱兹路》的作者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艾丽丝·门罗。艾丽丝被誉为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至今已出版十多部短篇小说集，获得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和布克国际文学奖等在内的众多著名文学奖项。艾丽丝·门罗的作品多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与家庭生活，她以细腻优雅的笔触和简洁精致的语言，发掘人物性格和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尤其注重对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进行深刻细致地描写和展现。《弗莱兹路》一文出自艾丽丝·门罗于1971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这部小说集的特别之处在于，8篇短篇小说内容有着连贯的内容和共同的主题，因而一度被认为是艾丽丝·门罗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并且，由于有着强烈的自传意义，所以对读者来说，这部小说集已经成为研究艾丽丝·门罗生活背景和创作手法等的重要作品。

1 引言

“解构主义”一词来自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1967年，德里达发表了三部著作《论书写》，《语言与现象》，和《写作和差异》，奠定了解构主义的基础。德里达认为，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形而上哲学一直遵循“语音中心主义”，认为在语音和文字二者中，“语音由心灵激活而被赋予意义，而文字则是语音的随意的、无生命的、可有可无的替代物。”这种语音中心主义在实质上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在形而上学提出的众多二元对立关系，如神/人，精神/肉体，本质/现象，真理/假象，美/丑，男性/女性中，前者同“逻各斯”相关联，因而处于中心地位，是优先的，高尚的，后者则是补充性的，次要的，低等的。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就是要消解这种二元对立，提倡“多元主义，使结构成为一切因素的游戏场所，矛盾因素互补而非对抗。”

在當今父权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就处于这样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关系中。男性被赋予中心地位，拥有“坚强，理性，智慧，强壮”等特性；而女性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被认为属于家庭而非社会，应该从属于男性，服从自己的父亲或丈夫，性格特征也是“脆弱，感性，无知，柔弱”等等。

艾丽丝·门罗在其短篇小说《弗莱兹路》中，以“我”的邻居班尼叔叔为主要人物，描写了住在弗莱兹路的人们的生活。班尼叔叔在“我”家为父亲做工。他自己一个人住在父母留给他的房子里，十分邋遢。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征婚消息后，他便驱车前往，然后匆匆结婚，带回来了妻子玛德琳和她的女儿戴安。婚后的生活似乎并不如意，因为人们发现玛德琳不仅孤僻不爱与人交往，而且很有攻击性。突然有一天，玛德琳带着戴安和几件班尼叔叔家的东西一声不响地离开了。班尼叔叔情绪激动，向“我”的父母控诉玛德琳偷走了他的东西，平常还虐待戴安。在与玛德琳的哥哥交涉未果后，班尼叔叔也拒绝采纳“我”母亲让他报警的建议。一段时日后，搬到多伦多居住的玛德琳给班尼叔叔来信，请他将自己落下的东西寄给她。班尼叔叔决定亲自去找她并把戴安带回来。两天后，他回来了。原来他到多伦多后，并没有买地图，而是向行人打听该怎么走，最后完全迷了路，几经周折才找到回来的路，玛德琳和戴安自然也没有见到。在艾丽丝笔下，男女二元对立遭到了彻底颠覆，男性虽然手握权力，但却完全没有表现出“坚强，理性，智慧，强壮”等传统认为属于男性的特质，反倒是一众女性角色表现出了极强的理智和果敢。

2 班尼叔叔和“我”的父亲

在小说开篇，班尼叔叔古怪、不讲理的性格便呈现在了读者眼前。孩子们在河里帮他捕鱼，如果不小心把脚踩进河里，班尼就会训斥他们，认为他们在自己的河岸处捣乱，然而事实上，这小河和河岸并不属于任何人。他异常顽固偏执，坚信雨后的彩虹是上帝给他的许诺，承诺再也不会有洪水。班尼叔叔满脑子都是发财梦，总是提起周围城镇的人们如何赚了大钱，而事实上，他自己却依然住着父母留下来的房子，喜欢捡别人不要的东西，甚至直接从垃圾场捡东西，希望能“修补修补，变废为宝，然后再卖掉。”他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不仅愚昧无知，而且有时连一些常识性的道理都不懂，总是想当然地处理事情。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对婚姻的缺乏思考：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去看望一下那位报纸上的征婚女子玛德琳时，他竟迅速完成了全部婚礼过程，娶了玛德琳娶为妻，并把她和她的女儿戴安带了回来。其次，他对人生和家庭生活也没有任何目标与规划：结婚以后，班尼叔叔的生活依旧如故，婚姻并没有给他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仿佛他的人生除了多出两个人之外，并没有任何改变。第三，玛德琳不告而别后，他的表现极不理智：先是跑到“我”家来向“我”的父母控诉，认为玛德琳拿走东西是偷窃行为，然后又打电话责问玛德琳的哥哥，在没有解释清楚来龙去脉的时候就大叫着问：“她到你那儿去了吗？”“她是搭货车走的。是一辆灰色的货车。他到你那里去了吗？”最后，当母亲提出既然玛德琳虐待戴安，就可以报警进而让警察找到玛德琳的时候，他又非常怯懦，不愿意报警，认为警察的介入会给他带来麻烦，而丝毫不考虑自己财产被“偷”走，以及无辜的孩子可能正在遭受虐待的境况。第四，在开车前往多伦多的整个过程中，班尼叔叔都是靠臆想支配自己的行动。明明非常需要多伦多市的地图，却在第一次没有买到后认为“如果一间没有，我想其他也不会有”而再也不去第二家询问，而是决定找人问路，这种行为本身就很冒险。左转时，他又认为自己的车与对面开来的直行车辆相遇时，直行的车辆不会让一个空位给他转弯，会使他在路口等一天，因此决定右转。这一傻瓜式的行为也直接导致了他随后完全迷路，不仅没见到玛德琳，甚至差点没能回到家中。

“我”的父亲是班尼叔叔的雇主，虽然看似比班尼叔叔有智慧，但事实上，他在整个故事中所表现出的形象绝非一个智慧理性的人。他有着非同寻常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对于从镇上来的任何穿衬衣打领带的人，他都很留神。他一方面讨厌乡下农场，一方面又害怕在镇子里的人面前受辱，所以一直很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封闭在弗莱兹路这一带。他的拜金心理和班尼叔叔一样，并且也和班尼叔叔一样，习惯于贬低、物化女性，缺乏对女性应有的尊重。在小说前半部分，班尼叔叔向“我”父母讲述了桑迪·史蒂文森的故事。他娶了一个年轻的寡妇，她有两千美元存款和一辆轿车。可是结婚后桑迪似乎被这寡妇的丈夫的鬼魂缠上了，最后与寡妇离了婚。在谈到这个故事时，父亲认为，班尼叔叔应该找一个这样有钱的女子，班尼也深以为然，因为这样的女人“在身边应该是很方便的。”然后二人又权衡起娶胖女人和瘦女人的利弊来，父亲认为胖的一定善于做饭，但食量会很大，不過胖女人的优势是脂肪多，可以“挺一段时间”以节省花销。他还认为，娶老婆应该娶一个牙齿很好或是干脆已经全掉光了戴全套假牙的人，最好连阑尾和胆囊也已经割掉了。至此，小说中两个主要男性形象的拜金嘴脸和对女性的不尊重已经跃然纸上。在玛德琳离开后，尽管几人都知道玛德琳可能虐待女儿，父亲还是还是将正义放到一边，坚持不让母亲干预此事，认为“介入他人的家事，就是你陷入麻烦的开始。”父亲还劝班尼，玛德琳并不适合做妻子，因为她没能让班尼拥有安静舒适的生活。还说玛德琳也许已经逃到美国去了，很多不安分、有野心的人，坏蛋，和疯子都会去美国。这也可以看出父亲非常无知，很多言论都毫无逻辑和道理。

3 玛德琳和“我”的母亲

玛德琳是个很年轻的姑娘。她有一个女儿，又没有丈夫，所以她的哥哥急于“甩手”把她嫁出去。嫁给班尼叔叔后，看似年轻瘦弱的玛德琳对周围人总是很有攻击性。对于上门拜访的“我”，她咄咄逼人；对于让她不高兴的商店老板，她会直接拿东西砸向对方；对于这里一个本来就很凶悍的白痴艾伦，玛德琳也会欺负她并制服她。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班尼叔叔，玛德琳也有着极强的反抗性。据班尼叔叔说，她会扔他的水壶、剪他的衣服，甚至扬言要烧掉他的房子，以至于大家会嘲笑班尼叔叔可能根本无法靠近她。后来，她又在寒冷的初春的某一天，一声不响地带着孩子离开了弗莱兹路。玛德琳这样一个身体瘦弱但却非常具有攻击力和决断力的形象说明，作者强烈反对传统男女二元对立关系所定义的、女性具有柔弱、被动、从属于男性的属性。关于玛德琳的精神失常和虐待孩子，读者可以发现，只有班尼叔叔坚持这样说并且这样暗示别人，而至于他这些话是真是假，作者则始终没有给出确切的结论。甚至作者还用狐狸妈妈在危险中会杀掉幼崽这一习性来暗示，她带孩子离开可能是为了保护孩子。

“我”的母亲是文章中最具正面形象的角色。她同情穷苦人，反对酗酒、说脏话、生活随便等自我放纵之举。她心地善良，乐于关心帮助周围人，在班尼叔叔第一次去看玛德琳的时候帮他打扫屋子。她富有智慧，在面对班尼叔叔杂乱肮脏的房子时就预感到班尼未来的妻子可能不会幸福。她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法律意识，在得知玛德琳虐待戴安时强烈要求报警，抓住玛德琳，夺回戴安。她善于观察，几次都在班尼叔叔说话前猜到他想说的内容。她善于解决问题，在班尼叔叔从多伦多回来后用温和的问候打破尴尬的气氛。她富有洞察力，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班尼叔叔“怎么能令人信任”[3]32，很多事情都极有可能是他自己编造的。

4 结语

在《弗莱兹路》中，以班尼叔叔和父亲为代表的男性角色性格就如同以往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标签一样，愚昧无知，金钱至上，做事情既不理智又非常情绪化。而以玛德琳和“我”母亲为代表的女性角色则理智正义，充满智慧，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具有强大的力量。艾丽丝·门罗以微妙的细节体现出对传统认知观念的反抗，表达了对女性的尊重，也彻底颠覆了男性/女性这一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关系。

参考文献

[1]金敬红.解构视角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分析——以Moment in Peking和《京华烟云》为例[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2]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艾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M].马永波，杨于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