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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意义研究

2016-09-26武和兴

卷宗 2016年7期

武和兴

摘 要:云南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省份,16个民族跨境而居,其母语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直接和重要表现,在国家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是延续母语文化发展,提升母语文化地位,促进边疆地区和谐发展与社会稳定,二是强化跨境民族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发挥母语文化巨大的归宿力量,是边疆地区民族认同、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三是有利于实现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与外交之间的良性互动,深化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

关键词: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一带一路”

说明: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发展及其影响研究”(15BZW195)阶段性研究成果。

云南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肩挑“两洋”(太平洋、印度洋),自古就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陆上通道,出境公共路20多条,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省份,在国家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云南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宗教多元,民族特色鲜明,中国56个民族中,世居云南的民族25个,云南特有民族15个,人口较少民族8个,尤其是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与泰国、孟加拉、柬埔寨印度等国家地缘相接,是跨境民族[1]最多的省份,16个跨境民族(傣族、景颇族、苗族、拉祜族、佤族、壮族、傈僳族、哈尼族、彝族、独龙族、布依族、瑶族、德昂族、阿昌族、怒族、布朗族)分别生活在总长为4060公里的边界线上:中缅边界线1997公里,中老边界线710公里,中越边界线1353公里,他们“山川同脉、江河同流、民族同宗、文化同源”,如“傣—泰民族”就包括中国境内的傣族、泰国的泰族(Tai)、缅甸的掸族(Shan)、老挝的老族(Lao)等生活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民族。众多少数民族跨境分布,对云南边疆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国家发展与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联系。

跨境民族是一种特殊的民族现象,尽管跨境民族所生活的国家不同,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生活环境相异,但相互之间影响很大,彼此在语言、文化、宗教、风俗、经济、血缘 ( 亲属 ) 和地缘等方面的联系不仅难以割裂,且会一直持续下去。作为中国西南的门户,云南跨境民族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无论是打造经济走廊、提升技术应用、旅游开发、生态保护,还是保护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其母语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直接和最重要表现,所起到的交流、传播及影响作用更大,必定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之中,发挥积极意义。

首先,母语交流增进感情,和顺睦邻,是延续和提升母语文化地位,促进边疆地区和谐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良好手段;

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境内外发展虽不平衡,但十分丰富:壮族有中国政府帮助创制并批准推行的壮文(广西),越南壮族也有政府帮助创制的拉丁字母拼音壮文,苗族则国内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和广西等省区,国外苗族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德国和阿根廷等。苗语内部有方言次方言之分,国内苗族分别使用几种不同的方言次方言语,国外苗族则只使用其中的川黔滇方言川黔滇次方言苗语。国内外苗族使用多种不同的文形式,其中,国内有湘西苗文、黔东苗文、川黔滇苗文、滇东北老苗文、滇东北新苗文等,国外主要有越南苗文、老挝苗文、杨松罗苗文等,国内外瑶族大部分使用瑶语,民间有使用仿汉方块瑶文的传统,同时创制有拉丁字母拼音瑶文,并实现了国内外的统一,彝族国内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国外分布在越南和老挝等。国内外彝族共同使用彝语。内部分六大方言,且差别较大。彝族有老彝文存在,但现在学和用的人不多,四川、云南和贵州分别对本省的老彝文进行了规范,并推行和使用。哈尼族国内分布在云南红河、思茅和西双版纳等地,国外分布在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哈尼语内部分哈雅、碧卡和豪白三大方言,国内哈尼族有政府帮助创制的哈尼文,国外哈尼族有的有本民族文字,有的没有。傣族国内分布在云南德宏、版纳、思茅等地,国外包括缅甸的掸族,越南的泰族,老挝的泰族和泰国的泐人等。傣族使用傣语,分傣那和傣泐两个方言。国内傣族分别使用傣那文(德宏)、傣仂文(版纳)、傣绷文和金平傣文等,缅甸掸族使用傣繃文,越南泰族使用金平傣文,也有新创的拉丁傣文。景颇族国内分布在云南德宏,国外分布缅甸的克钦邦和掸邦。景颇族使用景颇语和载瓦语,文字也有景颇文和载瓦文两种。前者于19世纪末创制于缅甸,1957年国内对其进行改造,缅甸则沿用原形式,后者系国内于1956年创制,且只在国内推行和使用。傈僳族国内分布在云南怒江、丽江、迪庆等地,国外分布在缅甸和泰国。傈僳语分怒江、禄劝等方言。国内傈僳族使用老傈僳文、新傈文等,国外则只使用老傈僳文。拉祜族国内分布在云南思茅和临沧,国外分布在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拉祜语分拉祜纳和拉祜西两种方言。拉祜族原有一套拉祜文,国内于1956年对其进行改革并实验推行,国外则没有改革。佤族国内分布在云南临沧和思茅,国外分布在缅甸、泰国和老挝。佤族使用佤语,过去英国传教士为佤族创制有佤文,称“撒拉文”,但国内于1956年另外创制了一套佤文,国外及国内的信教群众则使用“撒拉文”。德昂族国内分布在云南德宏州,国外分布在缅甸。德昂族操德昂语,国内没有本民族文字,国外则使用缅文、掸文字母拼写德昂语。独龙族国内居住在云南怒江贡山县,国外住在缅甸克钦邦独龙江下游。独龙族使用独龙语,过去传教士曾为缅甸独龙族创制有拉丁字母拼音文字,称日汪文,现缅甸独龙族仍在使用,因语音差别,国内于1983年又设计有独龙语拼音方案并试行。

以上多种语言,至今依然活跃在跨境民族群众生活之中,是他们保持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和现实的方式,在平时走亲访友、赶集赴会、民俗节日、歌会歌圩等场合,互相使用母语拉家常,讲故事,长期以来,形成情感上相互联系,经济上相互往来,文化上相互渗透的局面。“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重要的理念内涵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共同发展,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为其奠定了深厚的全方位交流的语言文化基础;

其次,母语文学强化跨境民族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发挥母语文化巨大的归宿力量,是边疆地区民族认同、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

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学是母语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内容,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口传文学,二是古籍文献,三是作家母语创作。口传文学如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诗歌、歌谣、谚语等,很多口传文学都在境内外流传,有的民间文化品种在中国境内衰落和失传,但邻国却保存较好,反过来,有的在境内传承得很好,邻国却失传了。此外,大量有文字記录的古籍资料是母语文化的历史表达,如傣族的贝叶经、彝文古籍等,数万卷堪称民族古籍博物馆,其中彝族长篇叙事诗《阿诗玛》已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无论是口传文学还是古籍文献,其母语叙事传统“同源异流”、跨境交流的特点,不仅促进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境内外民族文化频繁接触,同时,带动了跨境民族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为境内外各民族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共同发展打下良好的人文环境,是云南面向东南亚、南亚呈辐射中心的重要内容之一。

与口传文学和古籍文献相比较,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起步于建国初期,近二十年来发展迅猛。云南25个世居民族中,22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14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由此奠定了云南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丰富多样的基础,其中,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有德宏州的景颇族、傣族、傈僳族、西双版纳州的傣族、怒江州的傈僳族、红河州的哈尼族、苗族、文山州的苗族等,母语文学作品除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点之外,对中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文化和谐、民族认同具有特殊的作用与意义,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彰显出边疆特有的人文精神内涵,提升了母语文化的地位,深化和发展了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各民族友好关系,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尤其是在东南亚、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云南跨境民族作家采用各自的母语创作,对境外相邻民族有着较大的影响,是国家认同、祖国统一的精神武器,众多作家的母语作品犹如边疆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担负着边疆和谐文化建设的重任,意义深远。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原创作品不仅在当地人民群众中具有影响力,同时,对境外同一民族特别具有神奇的感召力量。苗语诗人张元奇在文山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1987年)上,朗诵了他创作的苗语诗歌《我们的名字叫苗族》,翻译为汉语是:

“为什么我们要说自己的语言/为什么我们要穿自己的服装/不为别的什么/只为我们的名字叫苗族/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自己的文字/为什么我们不忘记自己的历史/不为别的什么/因为我们的名字叫苗族/为什么我们要传承自己的文化/为什么我们要保持自己的风俗/不为别的什么/因为我们的名字叫苗族/ 我们有自己的血统/我们有自己的骨肉/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我们有自己的使命/我们是世界上的一个民族/别人的历史有多悠久我们的历史也有多悠久/我们勤劳/我们勇敢/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有发展的主张/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上/足迹从东方洒满西方/我们从不怕谁/我们不做奴隶/我们不欺弱小/我们爱好和平/我们与其民族一道/共创和谐美好的社会/无论走到哪里我们是苗族/无论经过多少世纪我们是苗族/我们不会忘记自己的名字——/苗族!苗族!!苗族!!!”[2]

该诗歌受到了广大苗族人的称赞,后来由文山苗族陶永华谱成歌曲,流传到越南、老挝、泰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苗族聚居区,对促进文山苗族和国外苗族的友好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激起离散千年、遍布世界多地的苗族同胞共同的民族认同感。

第三,东南亚、南亚在中国对外政策战略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而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疆,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目前,强调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文化交流,而云南跨境民族与周边毗邻国家的很多民族同源异流,由此,借助跨境民族母语文化在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天然纽带关系,充分发挥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的软实力作用,增进互信,促进合作,加深友谊,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而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所以,从国家层面保护和发展母语文化,全方位展示跨境民族母语生活多层共生的现实状况,契合当代“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文化构想与精神诉求。

1956年,周恩来总理特批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团结报》社成立,并以傣、景颇、傈僳、汉(后又增加景颇族载瓦语)五种民族文字出版发行,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的发展除作家们自己发表和出版作品的形式之外,媒体的载体和传播功能如同推进器,使其远播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德宏州文联1981年创刊主办了德宏傣文文艺期刊《勇罕》、景颇文文艺期刊《文蚌》、傈僳语刊物《W—Ny》(后停刊),西双版纳自治州文联则创办了西双版纳傣语文艺期刊《版纳》,这些刊物长期刊发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文学作品,不仅得到境内老百姓的喜爱,也同样受到境外老百姓的欢迎,景颇文文艺期刊《文蚌》除在国内发行,在德宏州景颇族人民中传阅外,还正式发行到缅甸克钦地区,对境外景颇族有很大影响。云南省广播电视台则专设民族语言频率频道,目前建立了景颇、傣(包括德宏、西双版纳傣语)、傈僳、拉祜等四个民族、五个语种的电台民语节目部,很多地州也建立了少数民族母语广播电台,如文山人民广播电台有苗语、壮语、瑶语广播,覆盖面主要是越南宣光省、和江省、老街省的部分区域,境外听众达100多万。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教授、杨道博士(美籍苗族)1987年到昆明听到文山台带去的苗语歌曲,他感慨地说:“‘世界上有七八个苗语广播电台,文山台才是最正宗的,希望文山电台的苗语广播能给世界人民传播友谊的佳音。泰国披集省克梅村苗族村长侯宗夸(泰名玛纳)从80年代初,就一直收听文山台的苗族语广播,1991年3月13日,当时文山还没有对外开放,他受两百多户苗民委托,带着美好的祝愿,辗转昆明,绕道前来文山台专门拜访全体苗语采编译播人员”。[3]1997年,德宏州建立了“德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电视译制传播中心”,为播出傣语、景颇语、载瓦语(景颇支系)的民语电视专用频道,其中有“傣族名著名剧欣赏”栏目。该中心的民语节目设计覆盖率约为150万人口,德宏的邻居州保山以及缅甸边境一线地区不同程度地可以收看节目。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只是省一级、州一级有条件开设母语电台广播,县一级的广播电视局也逐渐拓展母语广播事业,如屏边县人民广播电台2012年9月正式开播,特设苗语节目。

当然,跨境民族母语文化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境内外文字使用问题,云南省语委资料显示,云南16个跨境民族中,有12个民族(傣、景颇、彝、哈尼、壮、苗、瑶、藏、傈僳、拉祜、佤、独龙等)在境外有相应的民族文字,境外文字影响现象日益突出,如傈僳族过去国内外都使用外国传教士创制的老傈僳文,国内外不少群众至今仍然使用,但50年代以后,国内认为老傈僳文是外国传教士创制的,于是又另外创制出一套新傈僳文,致使国内傈僳族出现了同时使用新老傈僳文的情况,引发了新老傈僳文之争的一些矛盾。再如,有的人希望境内使用境外的文字,利用报刊、广播、VCD光碟等影响境内民族语言。据调查,仅在德宏州,境外流入的傣文、景颇文、载瓦文和傈僳文报刊书籍达几百种,藏语、傣语、景颇语、载瓦语、傈僳语、苗语、瑶语等民语广播电台就有几十家,至于VCD光碟,在一些边境民族地区随处可见,估计有200多种40余万片(碟);境内少数民族经常看境外民文报刊、听境外民语广播、播放境外光碟,所受影响不小。跨境民族母语文化问题被境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做人权讲坛意见,影响了边疆的稳定。

总而言之,跨境民族本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境内外文化交流的引导和影响首先依赖于语言文字工作,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与建设,倡导推动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境内外交流与对话机制,保护、延续、发展母语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与外交之间的良性互动,深化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 就地域而论,跨境民族指一切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

[2]杨桂林,《滇南苗乡苗族当代文学雏议——云南文山苗族当代文学创作回顾》,《中国西部苗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苗学发展研究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

[3] 云南广播电视局宣传管理处,“油毛毡精神”绽放的民族之花——文山人民广播电台民语频率先进事迹,2010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