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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后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思考

2016-09-26杨璐璇

卷宗 2016年7期

摘 要:从古至今,世界各国从未停止追求经济发展的脚步,但是对于二战后的日本,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日本大量的人、财、资源耗竭严重;另一方面,美军对其的轰炸,就“东京大轰炸”而言,63%的商业区和20%的工业区被摧毁,损失惨重。二战结束第一年,日本的生产技术较美国落后30年。在此种情况下,日本高速发展经济,1956年-1973年間,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13.6%,国民成产总值发展成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国。

关键词:经济高度成长;轻武装;主劳动力;品质管理

1 轻武装国家日本

1946年公布的《和平宪法》的特点在于,第九条的放弃军事武装,这条宪法在民众间受到普遍支持。

事实上,日本并没有完全放弃武装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设立警察预备队,1952年改组扩编为保安队,1954年设立防卫厅,随后改组扩编成自卫队。据统计,1955年的自卫队在编人员19万6000人,其中驻留美军15万人。自卫队拥有由多达1000台新锐机和搭载舰组成的潜水舰艇,也装备了自动防空管制系统。除了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苏联、以色列以外,装备了此系统的只有日本。虽然,弹药、导弹少,但是自卫队却具备了不可轻视的实力。

1955年的军事支出占GDP比例的1.78%。我们从林健久.今井胜人编著的《日本财政要览第4版》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题为“财政支出规模和构成” 表中不难看出,军事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战后的数值和战争时期1940年的相比较是合乎情理降低的,即使与爆发战争前夕的1930年的数值进行比较,也低了不少。而且,军事费占GDP的比例逐年降低,1967年下降到1%以下----0.93%。1974年,三木武夫内阁将军事费占GDP的比率控制到1%以下作为国策。

“轻武装”从经济增长视角来看,贡献较大。一方面,美国对太空、军事的开发模式,同硅、晶体管的开发类似,延伸到了民用领域。技术人员大部分被雇佣于军事开发。不仅导致军事开发方面的雇佣效率低下,而且导致其它开发领域技术人员的不足,继而提高了技术人员的收入和社会声誉,近一步隔阂了技术人员和生产劳动人员的关系。另一方面,日本有限的资源、资金、人才是促进经济成长的要素。轻武装提高了促进生产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即使是与军事支出占GNP6%-7%的重武装国家美国,或者重武装程度更高的苏联,亦或是军事费用负担较重英法相比,从经济效益角度看,轻武装国家日本的优势是明显的。

2 充足年轻劳动力的存在

高度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是,充足的年轻劳动力的存在。从总务厅统计局的《日本的统计1994》中的“不同年龄层次人口构成的比对”表中,不难发现,15-64岁的生产年龄人口比例急速上升。比较1950年和1970年的数据,增长比例超过9%。由此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社会是一个主劳动力较多的社会。

经济的高度成长是通过技术快速进步和资本积累实现的。然而,在经济高速成长期中,劳动的投入贡献量并不大。1955年-1970年的平均成长率10.2%,劳动力投入贡献量却只有1.5%。而且,1.5%中有0.5%是因为劳动力品质的改善。受教育时间的长短决定劳动力质量的改善情况,日本文部省大臣官房统计课的文部统计要览中的表“就职率和升学率”显示,初中毕业生的就业率低下,随着学历的提高,就业主人群变为大学毕业生。经济高速成长期中,大学毕业生中约60%成功就业。劳动人员主力也从战前的小学毕业生变为高校毕业生。这种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对经济成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资本积累和丰富的年轻劳动的供给之间存在关系。日本的薪水发放制度是“年资薪酬”,薪酬由“工龄和工资”决定的。这种薪酬规定意味着年轻劳动者的低薪酬,由于充足年轻劳动力的存在,录用年轻劳动力的比率提高,薪酬构成格局就会转变为低薪酬格局。这样一来,如果年轻劳动力依据新规聘用,即使生产效率不变,企业的收益也会增加。日本企业盈利金额越大,对设备的投资越大。

所以,充足的年轻劳动力被认为是支持经济高度成长的条件。

3 TQC(Total Quality Control)的创造

日本将美国的管理方法进行本土化地修正、锤炼、发展。

SQC(统计质量控制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以1924年贝尔研究所的特.阿曼德.休哈特提出建议使用的“控制图”为开端,并被推广到美国企业。虽然,日本战前也有关心SQC(统计质量控制)的研究者,但是研究深度远远不够。最初将SQC 引入日本的是GHQ。GHQ对日本经常发生的电讯线路故障感到惊讶,于是要求AT&T(美国电信公司)派遣人员,派遣来的人员占了CSS(日本民放通信局)的一半居多,CSS在1949年开设专门的经营讲座,作为教授的环节之一。

品质改善成为当务之急,日本科学技术联盟也在1949年开设了SQC讲座。50年代聘请戴明,举办品质管理讲座。为了表彰在品质管理方面的有较大功绩的人和企业,设立了戴明奖。另一位美国品质管理大师约瑟夫·莫西·朱兰在54 年也被聘请,58年日本生产管理中心派送质管理团到美国视察学习。戴明和朱兰来日影响是极大的。二战后,当他们开始在美国宣传他们的理论时,美国朝野还停留在战后的胜利喜悦中, 鲜有人理会戴明的说教。但是,他们和他们的理论在日本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时至今日,在日本企业的生产车间里,我们仍然能够找到戴明质量控制法的痕迹。

作为日本品质管理之父的石川馨等人意识到企业车间中的“派系主义”阻碍品质的提升。比如对于钢材不良这件事,制钢部门会将责任推卸给轧钢;轧钢部门又推卸给制钢。要想解决此问题,就要像约瑟夫·莫西·朱兰所说,把品质管理当做“经营的工具”,打破部门之间的对立。

而且,向TQC的发展,转变想法也非常重要。首先,要突破把劳动者视为机器的美国式的品质管理思想。日本的品质管理专家们对于“劳动者不需要思想”的认知,持有强烈不赞成态度。要将劳动者和雇主定位为合作者,消除车间劳动人员和技术人员之间隔阂。其次,转变“不良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美式观点,将不良品控制为零。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形成了全体人员参加,全部部门参与,对品质、原价、交货日期、生产量等多环节都进行考量的QQC(质量管理小组)。到了1960年左右,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日本制造的产品品质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品质改善的路途是漫长的。TQC首先被运用于钢铁业,继而运用于汽车、家电产业。每次的运用都是对TQC的一次锤炼。

参考文献

[1]林健久.今井勝人編、『日本財政要覧第4版』、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

[2]防衛庁、『日本の防衛』、1995年3月

[3]市川昭午編、『変動する社会の教育者』、教育開発研究所、1975年

[4]总务厅统计局的《日本的统计1994》 、1994年

[5]香西泰「高度成長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1年5月1日

[6]文部省大臣官房统计课「文部统计要览」

[7]佐々木総.野中いずみ「日本における科学的管理法の導入」、原輝史編『科学的管理法の導入と展開』

[8]石川馨、『日本的品質管理』、日科技連;増補版、1984年1月

作者简介

杨璐璇(1991—),女,汉族,山东东营,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研究方向:日本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