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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威:不断扩大的朋友圈

2016-09-25文图

今日中国 2016年9期
关键词:国威藏文藏传佛教

文图|本刊记者 张 洪

刘国威:不断扩大的朋友圈

文图|本刊记者 张 洪

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刘国威和他的指导老师——哈佛大学教授范德康一起参会,算是一段师徒相伴共襄学术盛举的佳话。

刘国威

台湾政治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哈佛大学梵文与印度研究学系(现已更名南亚研究)硕士、博士,曾任佛光大学宗教学系主任、佛教学系主任、佛教学院代理院长;现任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印度后期大乘佛教、梵藏佛教文献、西藏佛教文化等。

2016年8月2日,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开幕。研讨会吸引了包括109名海外代表在内的325位代表参加。作为来自台湾的代表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刘国威主持了古代史组的小组发言和讨论。参会之余,刘国威就藏学研究、两岸故宫交流等话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藏学研究的早期储备

“跟其他学科比,藏学研究的成长还是蛮快的。”谈起当代藏学在国际上的关注度,刘国威深有感触。作为藏学研究专家,在第六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刘国威提交的论文关注11世纪印度高僧阿底峡尊者至金洲求法的不同记载。

主业是藏学研究,但是在台湾政治大学读本科时,刘国威的专业却是数学。虽然每天在一堆公式中度日,但他的真正兴趣点却是藏学。1980年代中期,藏传佛教悄然在台湾兴起,陆续有印度、尼泊尔等地的高僧来台弘法。他们基本不会汉语,有些要英译中,甚至藏译英、英译中……当时的情形让刘国威立誓要学习藏文。

当时藏文属于冷门学科,修学者寥寥无几。因为“政大”有边疆政治研究所之故,所以有藏文课程可以选修。从大三起,刘国威便开始学习藏文。他还记得当年跟藏文主讲老师萧金松上课,第一年有5位学生,到了第二年就只剩下他一人,开小灶一般跟老师一对一学习。两年下来,打牢了藏文基础,刘国威未来的求学线路也变得清晰起来。1992年,瞄准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他远赴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深造。

当时能进哈佛也是因缘成就,梵文系虽有百年历史,但过去哈佛仅着重于印度学领域,那时刚好开始发展西藏学研究领域,刘国威是系里第一位台湾留学生,也是第一批西藏学领域的学生。此外,哈佛大学重视学生的逻辑与计量能力,应用数学系毕业的刘国威也占了些许优势,再加上修读过佛学与藏文课程,因此他得以顺利入学,从硕士到博士,在哈佛求学9年。

2001年刘国威由哈佛学成回到台湾,就职于佛光大学宗教学系,在那里教书10年,2012年底离开佛光大学就职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对于刘国威来说,当年用英文学习梵文是一段“蛮痛苦”的经历。如今精通梵文、藏文的他,研究佛教文献得心应手,要归功于那一段时间的苦读。因为独有的语言条件,使他在后来的学术研究占尽优势。

第六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刘国威和他的指导老师——哈佛大学教授范德康一起参会,成为一段师徒相伴共襄学术盛举的佳话。1997年,范德康带着5位博士生第一次来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其中就有刘国威。随后的几届导师没能成行,而刘国威却一届都没落下。

两岸故宫藏传藏品特色

谈及两岸故宫在藏学方面的藏品特色,刘国威告诉记者,以藏传文物来说,北京故宫的文物较多,尤其是佛像。台北汉语佛教文献相对多一些,梵藏文类收藏相对较少,藏传类文献多是译成汉文的版本。

台北故宫的藏传佛教典藏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最著名的当属康熙8年,费时两年做成的甘珠尔经,也就是所谓的《龙藏经》。这套藏文《龙藏经》是现存写造时间最早、卷帙最庞大、装帧最富丽之藏传佛教法宝。其总共108函,由170余位僧人用泥金抄写,算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对于这套《龙藏经》,刘国威花费了颇多心思。2015年由他主持编写了《殊胜因缘——内府泥金写本藏文龙藏经探索》,对龙藏经进行了详细研究。他告诉记者,“乾隆时又再造了108函,因为康熙的那套已经带全,所以只带了12函, 96函留在了北京。”

清宫旧藏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清宫档案,二是器物。刘国威介绍说,台北故宫收藏较多的是器物类藏品。“如法器以及达赖、班禅进贡的贡品等。”

那个年代,清宫文物从北京辗转运到台北并非易事,当时,佛教文物不像现在那么重要。“所以选择的多是体积较小、方便携带的,真正的大尊佛像等都没有带来。”

刘国威表示,以数量来讲,北京故宫的藏传文物相对较多,唐卡基本都在这边,台北故宫收藏的唐卡多是到台湾之后的购藏品或捐赠品。

这些年,针对藏传佛教这一主题,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过几次大型展览。上世纪70年代举办了清宫藏传法器展,那时刘国威还在读小学。20世纪80年代举办过金铜佛像展,附带有清宫藏传文物展。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佛像主要是2004年旅日华侨彭楷栋先生私人收藏的捐赠,总共有400多尊,目前在台北故宫长期展览。2016年5月-11月,“唵嘛呢叭咪吽——院藏藏传佛教文物”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该展览以藏文《龙藏经》为主要展品,搭配其他典籍、书画、法器、金铜佛等120组藏品。

刘国威介绍说,以佛学来讲,两岸之间的学术研究、往来已经非常丰富了。相对来说,在台湾做藏学研究的学者与大陆比数量要少很多。大陆藏学研讨会较多,而台湾相对较少,因为台湾并没有稍具规模的藏学机构,都是散在各个学术单位。他表示,台湾的一个特色是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不少,但是真正有学术素养、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并不多。一些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台湾青年到藏传寺院学习,走的是传统寺院的教育路线。他们有良好的藏文训练,口笔译熟练,但却远于学界。不过,刘国威表示,现在懂藏文能做翻译的年轻人比他当年念书时的数量增加了很多。

刘国威透露,在台湾从事藏学研究的不见得都是佛教徒。但是在台湾做佛教研究的学者,大部分的背景都跟他的经历差不多,“多半是因为信仰慢慢培养出了学术兴趣,一方面做学术研究,一方面有个人的信仰和修行。”

藏学研究成长迅速

谈及两岸在藏学或佛学方面进行合作的空间,刘国威说,他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学术往来,彼此也进行过学术互访。

关于大陆藏学研究,刘国威认为,大陆这边单位多、人才多。除了藏研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有跟藏学相关的系室,加上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西藏学者队伍,在藏学研究方面,大陆有一个很庞大的学术圈。

进行了多年的藏学研究,刘国威深感文献研究首先要掌握语言才能深入。西藏学研究是一个综合学科,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田野调查……人们会从不同的学术角度切入。如今在国际上,藏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全世界对西藏和藏族地区的关注,对藏族历史文化与现状的关注与日俱增。国外著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研究除了汉学之外,藏学是最为重要的板块。在西方学术界,很多学者把藏学看成是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许多汉学家(比如伯希和、劳费尔等等),也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藏学家。

刘国威表示,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在英国牛津大学成立的国际藏学研究协会,每隔几年都会举办一次会议。开始只有20-30篇论文,现在已经到了第14届,前几年在德国办的那一届,论文就有600多篇。从当年的20-30篇到几年前的600多篇,这是一个大幅度的飞跃。

刘国威介绍说,在国际佛学研究领域,藏传佛教的研究也算是显学。国际佛教研究学者中做西藏研究的最多。他表示,佛学传到欧美,汉传、南传、藏传各分支都有,但是在欧美各国,藏传佛教还是最为主流,也是佛教中西方人信仰最多的一支。很多人做过分析、比较和探讨,语言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切入点,藏传佛教的法师在欧美都精通英语,相比之下,汉传法师语言方面的沟通会弱一些,“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针对西藏正在进行的贝叶经(写在贝树叶上的经文,素有“佛教熊猫”之称)保护,去过6次拉萨的刘国威认为,这几年西藏社科院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开始只是做调查,未来可能会针对具体经典文献进行深入研究。

从2006年起,中国政府启动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西藏梵文贝叶经普查。西藏已普查出近6万叶、约12万面、1000多函(种)的贝叶经存世,主要成书于公元8世纪至14世纪之间,绝大部分为梵文写本。

“过去一些经典一直没被发现,只有藏文和汉文本,现在西藏发现了重要的梵文本,这对未来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影响。”刘国威说,近期公布的几部都是重要的大乘经典,目前还只是初期的研究阶段。这些经典以前已经失传,现在重新整理出来,从中有很多课题可以开发。

西藏是当今世界保存贝叶经最多、最丰富的地方,有数万叶贝叶经保存在寺庙、博物馆甚至农家。前不久,中国成立了首家贝叶经研究所,专门从事对贝叶经的挖掘、抢救、整理和翻译。

刘国威表示,国际藏学界非常关注这些文献,这次研讨会的藏文文献组,有学者探讨的也是此类主题,关于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刘国威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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