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遵远 张应松/文

王文、王凤岐：刀尖上的舞者

·胡遵远 张应松/文

2016年清明前的一个春日，金寨媳妇、红色“特工”王凤岐的骨灰运抵安徽省金寨县，与早期安葬在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的丈夫、金寨籍老红军、红色“特工”王文合墓。至此，王凤岐终于与夫君团聚。

有学者研究表明，王文、王凤岐夫妇就是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和翠萍的原型之一，《潜伏》以及老电影《地下尖兵》中许多剧情取材于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血雨腥风般的真实斗争场景，“刀尖上的舞者”们用荣辱不惊的怒放生命时刻为祖国和人民大写忠诚，化作中华大地上一道道绚烂耀眼的彩虹。

贫苦少年追寻革命

1917年3月，王文出生在金寨县桃岭乡胡店村一个贫寒农家。1929年5月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寨县境内先后爆发了立夏节、六霍两大武装起义，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33师，红25军等多支队伍，后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王文的两个哥哥都参加了红军，他也参加了儿童团，每天手执红缨枪站岗放哨保卫苏维埃。

王文、王凤岐夫妻

1931年4月，14岁的王文参加了红军，被分到红4军第11师第31团政治处当勤务员。在这里，王文学会了识字。此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王文作战勇敢、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嘉奖。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通江后，王文被提升为连长兼指导员，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5年5月，王文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历尽千难万险，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随后，王文又参加了西路军，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在甘肃 “河西走廊”等地展开激战，在甘肃永昌战斗中左胳膊负伤。伤好后，王文所在部队在军政委李先念的率领下，突围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1938年初，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建议并经党中央同意，从红军队伍中选派文化水平相对较好干部战士，秘密派遣至苏联莫斯科学习无线电通讯和情报专业技术。王文有幸成为20名“留苏学子”的一员。当时，连小学文化程度都不到的王文，要学习无线电通讯、电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难度可想而知。但是，经过血与火、生与死考验过的红军战士，其坚强意志和刻苦精神是非凡的。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他熟练地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和情报专业的相关知识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红色特工”。

游击队长死里逃生

1916年，王凤岐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小渔村大张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果断地参加了青妇会，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团大战开始后，组织上发现王凤岐胆子大、枪法准，又将她调入区妇联任武装游击队长，随地方武装转战河北一带，与日寇开展游击战。

有一次，日寇突然包围了小渔村，把老百姓围在一起。在汉奸的出卖下，日寇在人群中认出了王凤岐。逮住了游击队骨干，鬼子洋洋得意，两个鬼子兵把王凤岐五花大绑押回县城准备严加审问和处置。一路上，王凤岐一声不吭，闷头儿听着鬼子兵的命令艰难跋涉着，可她心里一直在盘算：必须跑，必须活着，我要继续打鬼子！坚定的信念很快地将自己被抓时的惊慌一扫而光，她一边“老实”地走着，一边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寻找机会。当走到白洋淀边上的时候，机会来了！那时的白洋淀还是 “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两个鬼子兵走神了，看着水里的鱼儿叽哩哇啦地指指点点……王凤岐看准时机使尽全力左右开弓，一肩膀一个，硬是把两个鬼子兵给顶掉水里去了……王凤岐扭头风一样地狂奔而去。两个举着三八大盖的大鬼子，让一个捆得结结实实的女人从眼前跑掉了，而且还是刚刚逮住八路军女游击队长，丢脸已在其次，关键是这事兜不起啊！两个小鬼子真是吓坏了！从水里爬出来便狂追不舍，边跑边开枪，枪声又引来了其他的鬼子汉奸，他们嗷嗷地叫着一起追，子弹打得庄稼杆扑簌簌地折断了很多很多。好一个王凤岐，在双臂紧锁的情况下，一口气跑了50里，把敌人累得筋疲力尽，可是越追越是看不见人。王凤岐感到比较安全以后才停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一头撞开一户老乡的屋门，随后就喷了出一口鲜血。后来，王凤岐回忆起这段绝命的逃亡说：“我把自己的肺都跑炸了！”像这样惊险残酷的战斗还有很多次。1941年，日寇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在整个冀中地区施行“三光政策”。当时已在晋察冀十分区定兴县担任自卫队队长的王凤岐和战友们，突然遭遇了鬼子的包围。日本兵和伪军人多枪多子弹多，自卫队付出了不少同志的生命，才敲掉一部分敌人杀出一条血路完成突围。突围之后，又经过连日死神相伴的行军，才到达平西革命根据地赵各庄。

潜伏虎穴闪电结婚

也许是冥冥中注定要来的一场缘，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1942年，王凤岐被调到易县华北社会部学习。学习内容以掌握敌占区北平、天津的城市生活和民俗风情为主，背诵并牢记地名和街道名称，为派往敌占区做好地下工作做准备。王凤岐虽然文化水平较低，但是记忆力惊人，两个月后的考核结果让教员感到非常满意。随后的一天，华北社会部副部长钟子云给王凤岐引见了一位身穿军装的青年人，让他们在一起多交流，并说“如果谈得来，今后会在一起工作。”这个青年人就是王文。1938年，经中央密派赴苏联学习情报工作，1940年回国后携电台在北平妙峰山一带活动，负责平西情报站的转发工作，归华北社会部领导。此次，组织上让王文遴选一位女同志假扮夫妻，潜入北平腹地组建新的情报站。20天后，华北社会部部长许建国电话征求二人意见：如果谈得来，组织上批准你们结婚；如果谈不来，为了革命工作，也要以夫妻的名义去北平。二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服从组织决定，几天后秘密地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俩和一个陈姓的老太太 （对外称是王文的母亲）组成一个临时家庭。

1942年冬，王家3口先后离开易县相继进入北平，住进鼓楼南大街烟袋斜街小石碑胡同11号。在朋友“七哥”叶绍青的帮助下，儿子王文每天到书店照顾生意，婆媳俩操持家务，表面上日子过得还算体面。11号院子住着两户人家，陈老太太家租了两间小平房。因为院小房又吵，不久一家3口又搬到旧鼓楼大街西边、紧邻北城墙的大石桥胡同7号居住。7号是个独门独院，南、北两个院6间房宽敞气派，屋内一水儿老式红木家具，古香典雅。更可心的是房东是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对门儿是伪警察所的张警长。这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四九城，有这么二位罩着，谁还会来找麻烦呢？开始，平西情报站规定，王文和王凤岐3个月内不准活动，主要是熟悉环境。3个月后，“七哥”叶绍青把王文在北平妙峰山游击区使用过的5瓦干电池发报机，托法国朋友秘密运进北平。没想到，这北平城里交流电线多干扰大，天线又不能架得太高，电台输出功率太小，造成和平西情报站的电台一直通联不上。经平西情报站领导同意，王文决定自己组装一部发报机。想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城组装一部电台，其困难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王文决定化整为零分头购买电台零件，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庙会时，马路便道上就有摆旧无线电地摊的，卖些旧零件。王文就趁赶庙会时，有合适的就买一件。经过两个多月的游击采购，王文运用在莫斯科所学的知识，计算、设计、画图后开始组装电台。苦心人天不负，几天后一台有三个6L6真空管、输出功率为30瓦的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了。此外，王文还搞到了一部美国海军用的长短波两用收音机，并将其改为收报机。

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架天线，必须伪装。于是，王文就弄了个粗铁丝，白天晾衣服，晚上搭上电台的线，就成了天线。为了增加天线的长度、高度，王文将30多米长的天线拉出，拴在两根竹竿上，放在南房上。为避开日伪侦测台监听时段，王文就在后半夜2点到5点，抓住空隙与华北社会部电台通联。除了打时间差避开日伪侦测台，他还大胆地模仿日伪电台报务员的手法。这样即便是日伪电台报务员听到呼叫，还以为是自己人的电台在工作。还甭说，这招很管用！就这样，鼓楼街7号院发出的红色电波，频频飞越古城传到平西。对外，王凤岐是位打扮入时的职员太太，可实际上当时党的地下活动经费很紧张，一家3口连饭都吃不上。为此，贫苦出身的王凤岐想了很多办法。天黑以后，她换上旧衣服，悄悄地到菜市场拣别人掰剩下的菜帮子、烂萝卜，回家洗一洗放点盐煮着吃。精明的王凤岐还养起了鸡，养鸡的好处既可以吃鸡蛋给王文补身子，借机和翻译官太太、警长太太拉关系，又可以借喂鸡、捡鸡蛋、开门找鸡的机会，观察院子内外胡同里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可疑人员。1943年8月7日，“七哥”叶绍青急匆匆赶来通知王文、王凤岐：藏好电台，立即撤离。夜里9点多，王凤岐用红布裹好改装的收报机，送到东四十一条胡同西口交接点，交给了地下交通员黄云。王文随即撤到河北阜平史家寨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房子退了户口也销了，但王凤岐并没有出城，而是在北平继续潜伏，直到抗战胜利才撤回解放区。

1944年2月，一切平静后，王文第二次潜入北平继续开展情报工作。两个月后，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派王文前往上海，到李振远情报组和郑凯一起继续做地下工作。

三进北平屡建奇功

1946年10月15日，王文第三次潜入北平城建立秘密电台，掩护身份是阜成门内巡捕厅胡同（今民康胡同）影悟无线电商行的技术员。“影悟无线电商行”是秘密党员苏省悟为掩护工作向北平有关部门申请开办的，对外挂牌营业以修理收音机为主，苏省悟为经理、王文为技术员。1947年4月，苏省悟在国民党新一军当战车队队长的同学程震来到北平，住进了苏省悟家。没想到他一住就是3个月，这给王文发送情报带来了极大困难。更糟糕的是程震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喜欢喝酒、唱戏、凑热闹。他不睡觉，王文收到的情报就没有机会译成电报，夜间发不出去。一次，敌人要袭击我河涧等根据地的情报得到后，就是因为不能及时发出而使敌人阴谋得逞。王文对此心急如焚，他找到苏省悟商量出应对办法。之后只要来了情报，苏省悟便主动拿着胡琴到程震的房间找他一起唱京戏。苏拉程唱或程拉苏唱，如此反复将程震缠住得以发报。为迷惑敌人，王文在修理收音机的屋子里摆上相关书籍和线路图，装作刻苦学习修理知识的样子，以此掩护译电工作。因为程震和其他人的干扰，有时一份电报需要分四五次才能译好发出。由于王文是在危险情况下发报，所以根据地的电台报务员常常是几个人从凌晨2点守候到早晨5点，一有电报几个人同时抄写尽量避免重复，以便王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内将电报发完。这样既能减少被程震发现的危险，又能减少被敌人侦测到的可能。

1947年的一天，蒋介石从南京飞抵北平，召集傅作义、孙连仲等高级将领开会，筹划驻石家庄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新3军第7师和军直特务营共8000余人于10月15日开始北移保定，打入敌司令部的共产党员刘光国及时将这个情报传递出来。王文收到情报后迅速译报，在夜间分几份电报发了出去。晋察冀军区接到这份情报后，司令员聂荣臻立即调动部队，从徐水地区奔袭100多公里，赶往定县城北清风店地区迎敌。10月20日至23日，在朱德、聂荣臻、罗瑞卿的指挥下，我军在清风店地区全歼敌新3军军部、第7师全部和军直特务营8000多人，活捉了敌中将军长罗历戎、中将副军长杨光钰等。清风店大捷后，王文收到了晋察冀军区的嘉奖电。聂荣臻称赞道：“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随后，王文等人又得到了石家庄兵力空虚、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增援迟缓等情报，建议赶快攻打石家庄。晋察冀军区接到情报后立即周密部署，于1947年11月12日解放了石家庄，取得了全歼守敌24000多人的伟大胜利。

随着电报的增多和我军的节节胜利，敌人对我秘密电台的搜索越来越严。一天晚上，王文养的3条狗叫得很凶，王文便悄悄地起床贴着墙根查看。他突然发现，一个人在房顶上正将一根天线挂在自己的天线杆上。王文知道这是敌人在侦察，便迅速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报告。上级指示他将电台交给苏省悟隐藏，迅速撤退回到华北局社会部。1948年6月底，王文安全回到根据地，在华北公安部任政治保卫处电讯科副科长。

王文

以敌掩护再立新功

1948年11月19日，党组织派王文第四次进入北平，目的是加强华北局与北平的电讯联络。王文又回到了苏省悟的 “影悟无线电商行”。这时的北平已经被解放大军包围，傅作义指挥的军队都龟缩在北平附近，城里很多民房都住进了傅作义的军队，苏省悟家也住了一个炮兵排。王文见原来架设电台的房间已经被排长和两个班长占住，自己只好收拾北院盛煤的小屋作为工作室。他将地下方砖起开挖了个洞，把小型收发报机隐藏在里面。工作室解决了，可这里与原天线距离远无法使用，新架设天线又是个大难题。王文经过反复观察和思考，终于想出了办法。他以这排士兵乱放毛巾、手套、杂物为借口，在他们屋里拉了一条铜线，一头在原天线附近，一头钉在北门头上，可连接小煤屋，这样将发报机的输出端用小夹子夹上天线就可发报了。铜钱接好后，王文假装关心地对这些当兵的说：“我给你们拉一根铜线，诸位老总可在上面挂毛巾、手套等物件，这样屋里就可以整齐一些。”士兵们对无线电是外行，没有看出真实意途还连声称谢，昼夜无事则玩牌、赌钱、喝酒。王文就利用他们赌钱、喝酒的机会，在凌晨2点用手电筒照明发报。在如此万分艰险环境中，王文用自己的睿智确保了情报传递渠道的畅通。由于战事吃紧，守城敌军强迫北平市民出城挖战壕，令苏省悟家也出2个人。如果去2人挖战壕，联络就无法进行。王文和苏省悟商量，决定利用驻在家里的军人做挡箭牌。他们经常买点酒菜，请排长和班长吃喝，并流露出家中又要照料炮兵排的骡马，现在又要外出挖战壕却人手不够之意。吃人嘴软，敌排长拍着胸脯表示：有我们在，你们不要理他！这天，警察所和有关人员又来通知，要苏省悟家出2人到警察所集中挖战壕。敌排长瞪着双眼对来人吼道：“房东天天给我们喂骡马，整天累得够呛，我没找你要人，你反到这里要人！”说着就要动手打人，来人见惹不起赶紧溜了。从此再也没人来要求挖战壕了，电讯联络自然也没有耽误。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锦州后迅速入关。在这种情况下，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企图带上7个主力师经天津、塘沽坐船到青岛。北平情报组得到这个情报，王文立即将其发出。我军根据情报很快控制了平津铁路、公路，并解放了杨村、廊坊、安次、河西等地。傅作义见天津去不成了，又下令将北平城内从东单到南跑马场一带砍树推平，修一条供飞机降落的临时跑道，供每天由南京、上海飞来的多架运输机起降运粮，并企图将7个主力师空运到青岛，自己也可乘飞机南逃。北平情报组得到情报并及时发出，我围城部队迅速调集高炮布阵，一旦发现敌机飞来就用高炮射击，使敌人的飞机不敢在东单降落，空投的粮食也都落在安定门外的我军阵地上。

傅作义见出逃之路被堵死，再加上中共秘密组织做工作，最后终于接受了和平改编。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至此，王文结束了“潜伏”生涯。

1949年1月30日，王文奉命离开北平，随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赶赴天津，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警察局。在组织的安排下，王文终与长期分居的妻子王凤岐在天津团聚。新中国成立后，王文历任天津市公安局科长、处长、副局长等职，1992年7月因病逝世。王凤岐历任天津市公安局边防检查股股长、侦察股股长、行政处副科长等职，于2016年辞世。这对革命伴侣是新中国的第一批人民警察，在建设新中国的战斗中，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公安工作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