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雨航

我小时候，父亲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每到年底，父亲去村委会领工资时，村会计总是先打一张白条儿给父亲，说是等日后村集体有了钱再兑付现金。因此，每年除夕夜长辈给孩子压岁钱时，父亲就如法炮制打条子给我们，不过不是白条儿，而是红条儿。父亲用他娟秀的小楷，在一张张剪裁齐整的红纸条儿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压岁钱X 元，落款是父亲的大名。就这样，我们每个小孩子人手一张红条子，等村集体兑给了父亲工资，父亲再把他打给我们的红条子变现。

后来，我们上了小学，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改善了许多，父母手里有了些许余钱。但每年的除夕夜，父亲依然给我们打红条子充当压岁钱。我们都感到很不理解，纷纷向父亲抗议：“咱家都有钱了，为什么给压岁钱还要打红条子？”父亲用孔乙己的口吻回答道：“红条子，非钱乎？是钱也。再者，爸爸又何时欠过你们的压岁钱？不过是先替你们保管而已，防止你们乱花钱。”

父亲这样一说，我们就不敢再吭声了。的确，每当父亲把红条子给我们兑换成现金后，我们就直奔商店乱买一通，吃的、玩的，该买的、不该买的，买回来一大堆。很多买回来的东西，我们只玩了几天便丢弃在角落里，压岁钱没两天便花个精光。父亲对我们说：“红条子你们一定要保管好，以后你们谁想买什么东西，都必须先向爸爸或妈妈打申请报告，爸爸妈妈批准了才能兑钱给你们。”呀，爸爸这是要给我们的压岁钱戴一个紧箍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