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太一

乙未年末，一只飞鸟的到来与离去掀起了翻译界、文学界、出版界以及公共讨论平台上的一场风波。诗人、作家冯唐新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一经问世，褒贬不一；最终书虽下架，却引来了学界与大众对其翻译的关注与热议。笔者做过翻译，也研读过不少译本，或为古代经典，或为现当代文学，故不免对此事心有感慨，却无关是非对错；只是感慨之余，倒是对“翻译”本身有了更多思量。

一、 翻译即解释

自周朝有翻译文献之记载始，三千年间，中国曾经历过两次翻译高潮，一为东汉至宋的佛典汉译，一为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因此，对于“翻译”或曰“译”，这两个阶段的解读释义最具代表性，也最为成熟明晰。以词探源，《说文解字》释义 “传译四夷之言者”，《方言十三卷》谓之“传也。又见也”。《康熙字典》注疏，则云：“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释也，以彼此言语誊释而通之也。”又说：“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周礼·秋官·象胥·贾疏》）概言之，从传译陈说，到释义相解，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均发生于不同语言（方言）文化相遇碰撞之时，或与四方邻邦，或同异域外族，言语交换，相互解释，以求彼此融通，与今日翻译之实并无大异。

欧洲最早的翻译实践始于公元前四世纪末，当时罗马文学家们开始用拉丁语翻译并改编荷马史诗及其他希腊戏剧，掀起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也为后世继承古希腊文化做了重要铺垫。此后的几次高潮，或以宗教译经为核心（罗马帝国至中世纪），或以文艺复兴为引领（十四至十七世纪初），又或者以欧洲经典文学互译为主流，间或引入东方文学的译作（十七至二十世纪上半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