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绍祥

今年五十，我得规划一下余生，因为我深感五十岁这条人生年线如此深刻而明晰，把五十前后的我判若两人。

如今我似乎只剩一个生活信念：出去走走。受此信念支撑，我没日没夜工作，想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多攒点钱。但工作如此繁重和乏味，这迫使我一边干活，一边偷偷把头伸到工厂的窗外。但我只能看到窗前一闪而过的汽车。这是一道贫瘠而不雅的风景，可它却让我浮想联翩。因为我思绪的眼睛会跟随汽车的尾尘纵意驰骋。

一天下午约莫三点，《富商》杂志的主编——我的三位雇主中的一位——对我说，这两期杂志错字挺多，说明你校阅不仔细。我垂目红脸，心咚咚直跳。

你的视力是不是很差？

是的，我会视物模糊。

注意休息，一天之中做几次眼保健操。他认真地说，杂志不能再出错了。

几天之后，我才从一位同事那里得知主编是如何发现我视力差的：他看到你的眼镜镜片上满是一圈一圈的螺纹。

他让我想到老电影里那些穿中山装的所谓知识分子。

主编是这样说的。

经历此事，工作时我不敢再分神。我只是偶尔才想到余生的出行计划，但我不朝窗外看，只拼命喝水，借以冲淡出行意念。

只有一个生活信念的人很危险，任何一件细小的生活琐事都能让他崩溃。对我来说，我知道要保持一种平静的生活心态有多难，我时常都在担心我会忽然之间放弃一切。事实上我去了医院，找了精神科的医生。我吞吞吐吐说出我的苦恼和忧虑。医生给我开了氢溴酸西酞普兰片、米氮平、氯硝安定，并嘱咐如何用药。临走时医生对我说，你要加强锻炼，忘记不愉快的事，最好经常出去走走，如果能去旅游……

自从干了这份工作，我就陷入空虚和恍惚。早晨一走进办公室，嗅到那股子纸张、油墨味，就想呕吐。我的身边总是充满寂静和绝望气息。而开始，我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两份工作上，事实上另两份工作也起到调节作用，至少，它们能让我忘掉校阅。下午三点，我从杂志社出来，骑上自行车一路狂奔，准时在三点二十分赶到时代包装厂，我的工作是往包装箱上贴标签。比方说，这批货要发往广州，我就把载有发货信息的白纸标签贴在纸箱上。这份工作我只需干到下午六点就能收工。因为我拿计件工资，收入多少全看我的速度。这份工作的短处是腰酸得不行。每当工作结束我就眼冒金星，直不起腰来。我得站在原地，扶着堆成小山的纸箱闭眼呼吸，然后双手握拳反捶腰眼几分钟，才能蹒跚着离开厂区。但这并不是此项工作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的思绪会因为那些标签上的地址而飞翔。如此一来，我的速度就慢下来，还时常张冠李戴地贴错标签。这样也好，这样紧张地工作我就不会被厌倦和空虚纠缠了。

吃过晚饭，我习惯在旧沙发上假寐，这样迷糊到晚上八点，就开始做第三份工作。第三份工作倒是不需出门，但却是一份动脑子的工作。每晚我得想出三个笑话来，通过电话说给一个八十三岁的富商遗孀听。或许你们不觉得这份工作有多难，可你们不知道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比十八岁的姑娘难对付多了。因为她要听的笑话是那种五岁孩子一听就能笑出声来的笑话，不能有思索之后才觉得好笑的笑话。而且，开头必须用这样的句式：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嗯，可能那时候还没解放呢……还有，我必须模仿赵忠祥的声音，说出动物世界的气氛。有时，她觉得我说的笑话不好笑，我就得即时重编，直到她认为好笑才能作罢。有很多回，我编着编着竟睡着了，也有几回她比我先睡着。说到老太太给我发工资的方式，也与众不同，她让我每月农历三十的晚上九点去她门口一只挂在墙上的竹篮子里取。有一次我竟在竹篮里抓出一把没长毛的雏鸟。

转眼到了冬天。我正在校对一位作家的文稿，主编进来了。他问我正在校对的文章写得怎么样？

我说，很棒。看了他介绍柳传志的文章，使我感到柳传志又瘦又高，还有点驼背。但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柳先生，他不是这样子的。

主编惊讶地看着我：那你还说他写得好？

我说，他的文章终于让我明白什么叫遗貌取神和九方皋相马。

主编这下子更是惊讶得合不拢嘴：你也知道九方皋相马的事？

我点点头说，只有这篇文章的作者把九方皋相马术用到写作里了。

主编点了点头，站起身，走了两步，忽又转过身说，你也可以写作。

这下轮到我惊讶得合不拢嘴了。

你也可以写人物传记、评论，知道吗。主编信誓旦旦地说，你写的文章一定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那么，我能拿两份工资？

主编说，写作不发工资，发稿酬，只要你勤奋写作，所得稿酬不一定比工资少。

我激动地站起来就去抓主编的手。主编吓得直往后退。其实我只是想和他握个手而已。由于我一连几天都在为如何写好稿子的事发愁，以至最近一期的杂志又出现错误。就在我忐忑不安，担心被责怪甚至辞退时，却传来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主编酒后脑溢血死亡。两天后，主编的继任者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杂志社要压缩业务，改月刊为季刊，相应的员工也要裁减。我理解他的意思。第二天我就没再去杂志社上班。

但事情还没完，或者说死亡还没结束。就在主编溘然长逝的第七天，我的第二个重要雇主老寡妇又走了。当是被杂志社辞退的事警告了我，我在为老寡妇编故事时格外用心。因此我的笑话质量迅速提高，搞笑指数一路飙升。老寡妇跟我说，你最近的笑话太好笑了，我笑得都睡不着，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醒来一想到笑话，又开始笑。老寡妇的话让我很是得意，我确信这个雇主算是保住了。就在我沾沾自喜的时候，也就是昨天晚上，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当我讲到第二个笑话时，听到电话那头持续传来鸡吃蜈蚣后发出的奇怪喉音——老寡妇笑得一口气没接上来，她竟然就这样走了。可她这个月的工钱还没给我呢。第二天夜里，我等到下半夜，骑着那辆自行车，缩手缩脚，潜入老寡妇的楼前。我哈出的口气都成了白霜，你都想象不出这个夜有多冷。我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去摸摸那只竹篮里有没有放钱。就在我摸进老寡妇的院子，把手伸进篮子里的时候，灯亮了，几个警察出现了，他们不由分说，对我抹肩搂臂，然后狠狠地塞进警车。

我们知道你会来，一个警察对我说，你是最后一个和她通话的人。

我在看守所度过了昏天黑地的、绝望的、饱受折磨的一个星期。我被放出来了。警方证明老寡妇属于自然死亡，无疾而终。但他们始终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晚上都和她通那么长时间的电话。

我知道我的第三份工作也完蛋了。但我不死心。我找到雇主跟他解释。我的努力奏效了。雇主没有解聘我，他对我说，我们需要你这样一个稳重的熟练工。我确实是个好熟练工，我贴的标签非常整齐、服帖，就像是印在纸箱上。不像一些毛头小伙子，贴得歪歪斜斜、卷边翘角，在搬运过程中总会破损、脱落。雇主十分欣赏我的工作，为此他辞掉了三个年轻工人，把他们的工作都给了我，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几乎能在这里干一个完整的工作日，自然，工资也相应的翻了几倍。为了尽量让我工作得舒服一些，雇主还特地给了我一只小矮凳，让我坐着干活。说真话，我很感激这个雇主。渐渐的，我不再去想先前的所谓余生规划，我干起活来觉得是在完成一项伟大的艺术作品。当我把一张张薄薄的标签贴在纸箱上，用手掌去按压那上面的目的地名称时，我仿佛已经在那里漫游着。因此，我很自然地想起年轻时听过的一首轻快、优雅的曲子，那是曼托瓦尼乐队演奏的《Around The World》，翻译过来是世界各地的意思。是的，我蹲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在世界各地游览。还由于经常贴相同地址的标签，因而我总能做到故地重游。奇怪的是我从不厌倦。我觉得我往货箱上贴标签很是得心应手，我意识到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我享受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