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在国庆节这个最最欢乐的日子里，我听到一个非常悲痛的消息。那一天，天气特别美，团团白云浮着，银燕高飞。我在观礼台上看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完全忘记了自己。忽然有个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又亲切地唤了声“小鬼！”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延安留守兵团的一位老首长。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高波的消息？”我说：“不知道。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不在延安，是在三边，快二十年了，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你看见过他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沉重地说：“去年我陪一个代表团到南京去参观。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我一抬头，忽然看见他的照片！……”我几乎叫出来：“怎么？他牺牲了？”他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激动说：“我在他的遗像跟前足足站了有半个钟头，移不开脚步……”他取下眼镜偷偷擦了擦眼睛。

高波牺牲了，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他那无忧无虑的神志，他那滑稽的笑脸，好像就在我眼前。人们都叫他“洋相鬼”，他也真能出“洋相”，一眨眼就能变出一副面孔来。他用手掌把脸往下一抹，眉梢、眼角、鼻子、嘴巴一起都朝下，立刻变出一副难看的哭相来；往上一抹，眉梢、眼角、鼻子、嘴巴一起又都朝上，忽然又变出一副滑稽的笑脸来；他会用手变鸭子，会把自己变成木偶人；他会学对眼，又会两只眼睛分开往两边看；他还会假装拔出一根胡子把它捻成线，捅得自己的鼻子打喷嚏……他的“洋相”，要多少有多少。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不寻常。那是在一九三九年。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老怕戴眼镜的人，偏巧一到烽火剧团就碰到那么个戴眼镜的。鼓鼓的眼睛藏在厚墩墩的镜片里，迎着太阳光一闪一闪的，看起来真怕人。他一见面就绷着脸说：“喂！小鬼，怎么见了面不敬礼？”我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我刚参加革命，连军装都没有，当然也就没受过这个训练。我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横？往后他还不定怎样治我呢。没料到：他忽然仰头哈哈地笑起来，提起我两只胳膊就把我抡了一大圈，用指头刮了下我的鼻子说：“怎么这样不中用？小伙子还没我们的姑娘胆儿大呢。”我红着脸说：“我才不是小伙子呢！”他把我拉到亮处这边看，那边看，然后两手扒拉着自己的眼睛嘴巴扮了个老虎，“哇”地叫了一声说：“我专吃小姑娘！”我不由得笑起来，一点害怕的意思也没有了。有人告诉我，他就是烽火剧团的团长高波。

就是他使我开始懂得为工农兵服务，帮助我理解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内容的。

我们最早工作上的接触是我头一回演戏的时候，我在青训班看见文工团演戏，又有布景，又有灯光，就跟真的一样，我真想到舞台上去走一走。所以这回分配我来烽火剧团，心里特别高兴。可是没料到，这个烽火剧团演戏是在大白天，又在大街上，既没有布景，又没有灯光，乱糟糟的，卖羊杂碎的，卖火烧的……什么都有。牲口叫，孩子嚷，老百姓围了一大圈，脸对脸瞅着你，就跟看猴儿耍把戏似的，真是难为情。该我上场了，可我就是不迈步。舞台监督把我往前推，我却一个劲儿往后缩。高波同志忙过来问：“你怎么不出场？”我说：“这又没舞台，怎么个演法呢？”他说：“我们烽火剧团从来就是在这样的舞台上演戏的呀！你叫老百姓到剧场去看戏，有的能去，有的不能去；现在咱们把戏送到他们家门口，就在他们中间演出，就跟真事一样，宣传效果特别大。懂吗？”我又说：“这么多人脸对脸瞅着，我笑不出来。”他笑着说：“你就把他们当你家里人，家里人对你笑你还紧张吗？”他从幕布缝指着前面的观众说：“你看那一张张笑脸，看那老头，看老太太，牙都没有了，头发掉得就像半个小刷子，你不是找你奶奶吗？那不就是你奶奶！”说着腰一扭，夸张地学了个老太太的动作，装出没有牙齿的声音说：“快来吧，我的小孙女！”我一瞅他就乐了，他轻轻一推，我就走了出去。

那一天，我演得特别自然，特别欢，以后对这种演出方式越来越喜欢。要是离群众远了，看不见那一张张的笑脸，听不见那些熟悉的声音，我倒反而不习惯，反而演不出劲儿来了。

几天以后，我们接到一个新任务—到野战医院去慰问。我和长华、双虎是一个组。他们俩推选我当代表，向伤员讲话。这事对我又是头一回，心里真发慌。长华说：“那就跟念台词一样，你预先准备一下，到时候一念不就行了吗！”我就挺用心地写了一个稿子，还请人帮着改了改。出发以前，走在路上，我念哪、念哪，背得滚瓜烂熟的，可是进了窑洞，却紧张得一句也念不出来了。长华偷偷捅捅我，让我快点说。他一再提示，我才想起几句来。我清了清嗓子，两手往后一背，鼓足了劲儿，像背书一样，看着窑洞顶上说：“同志们！你们为了革命，为了中国老百姓光荣负伤了，我代表—”刚开个头，就听见几个人叫了一声“好！”这一叫不要紧，我好不容易想起来的几句词儿一下全忘了，我的头低下去再也抬不起来了。直到双虎、长华给伤员们唱歌拉胡琴、和他们亲热的攀谈，直到高波来给他们说说唱唱，我也没抬起头。

晚上回去，大家都热烈地在会上谈心得，我却坐在炕角不开口。大伙都知道我钻在死胡同里出不来，都来劝我，可是谁劝也不行。后来大家都走了，有的散步，有的去溜冰，只有我一个人低着脑袋站在墙犄角。这时候，忽然听见一个老迈的咳嗽声，紧接着一个白胡子老汉把门推开了。他什么话也不说，直往屋里走。我说：“老爷爷，你找谁？”他坐在炕沿上脚上磕了磕旱烟锅，像对自己说话似的说：“我找我孙女。”小油灯一闪一晃的，认不出他是谁，我走去问：“你孙女是谁？找她有什么事？”他用手比画着说：“我孙女就你这么大，我给她送个要紧东西。”我问：“什么要紧的东西？”他从怀里掏出半个葫芦瓢。我说：“你拿这干啥？”他说：“我孙女今儿去慰问伤病员，没给人家唱歌哭着回来了，我给他送个瓢接眼泪。”说着就把那东西放到我的鼻子底下来。这我可听出声音了，原来他就是高波。我噗地一下笑出来，一边说：“我不来了，你尽骗人！……”一边扯掉他粘在脸上的胡子和眉毛。他抓住我的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问：“你说我是谁？”我说：“谁不认得你！高团长！”他说：“不对，我是农民。”我说：“才不是呢。”他说：“怎么不是？我父亲、祖父都是庄稼人，我小时候也种过地。”说着，他走到门外，一眨眼工夫进来又变成全副武装，身上背着子弹带，手里拿着枪，他问：“你说，我这是什么人？”我说：“那谁不知道！”他晃着脑袋故意拉长声调说：“嗳，你就说不上来。”我说：“战士呗。”他说：“不对，这叫穿军装的农民。”他又说：“我再变一个你瞧。”他立刻放下枪，顺手从身后抽出一个唢呐来吹。他又问：“我这是什么人？”我说：“乐队。”他赶紧放下唢呐又拿起枪。我说：“战士。”他又把枪放下吹喇叭，他变得快，我也说得快，我像炸豆儿一般连着说：“乐队！战士！战士！乐队！……”他就像闪电一样来回变。我最后说：“反正你是个乐队！”他说：“你只说对了一半。这也叫战士。不管拿武器的还是拿乐器的，都一样是战士。”我一时还转不过弯儿来，“拿乐器的怎么叫战士？”他说：“这叫文艺战士。拿笔的、画画的、演戏的、跳舞的都是文艺战士。你呢？你是什么？”“我？”他那么一说，我可明白了，我说：“我也是战士。”没想到他还是说：“不对！别看你穿着军装，你现在还不是战士。”我不服气地说：“我怎么不是！”他见我噘了嘴就说：“是战士你怎么见了战士抬不起头来！”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不论是拿枪的战士还是拿乐器的战士，最重要的是看思想是不是武装起来了。思想武装起来才是真正的战士，就永远是战士；他不论在什么战场，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坚持战斗。”他忽然把话题一转：“你知道不知道咱们烽火剧团的老底子是红军宣传队？”我惊异地说：“噢？真的吗？你怎么不早说！”他笑着说：“现在说也不晚呀。走，小鬼。”他把我领到延河边上去。

一弯新月从东方升起，我们踏着积雪，踏着银色的月光在河边走来走去，高波同志给我讲了许许多多红军宣传队的故事。我听着又是兴奋，又是惭愧。这天夜里我老是睡不着。“拿武器的，拿乐器的都是战士！”这句话老在我的耳边响着。

提起拿乐器的战士真有趣，有一回，我们真拿乐器当了回战士。

那是一九四○年夏天，我们到陇东一带去演出。因为要通过国民党顽固分子区，路上很危险，所以没有去镇原县。部队为了我们的安全，派出武装来接我们，双方约定在路上碰头。可是走了好久，都快进入顽固分子区了，还没见着。太阳已经偏西了，还是不见部队的踪影，是遭遇了敌人？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大家的心情立刻紧张起来了。那时候，国民党打着抗战的招牌，实际上不抗战。专跟我们闹摩擦，进攻我们的部队，暗杀我们的干部。我们青训班的一个同学就是被顽固分子砍掉臂膀的。团部命令我们在一个村子外面停下休息，派人进村了解附近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发现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往我们这边瞧，还指手划脚地说什么，后来就明目张胆地走过来，问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枪，问布套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原来他们是国民党的保甲长，显然是想搞我们的鬼。而我们除了高波同志那支左轮手枪以外，什么武器也没有，如果发生情况简直没办法对付。住下来不行，往前走更危险。有的人开始害怕了，而团领导同志却很沉着，立刻召集分队长开紧急会议。高波同志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但是我们思想不能解除武装；只有武装思想，才能应付一切情况。”分队长回来传达了团部的决定，要大家不要慌，听高波同志的指挥。只听见一声长哨，同志们哗地一字排开来。高波同志威严地站在队前叫着口令：“立正！枪上—肩！”乐队同志立刻把用布套蒙着的提琴、三弦、二胡、手风琴……扛到肩膀上。他们都装出使劲的样子，好像那些玩意真有好几十斤重—不是机关枪，就是掷弹筒。高波同志响亮地说：“同志们！要特别爱护重武器。注意群众纪律，擦枪别走火伤了老百姓。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出击！”他说一句，我们全体重复一句，就像喊口号似的。好像我们真的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我正担心大鼓小鼓没法办（因为没有蒙布套，那东西最露剧团相），忽然听见高波同志说：“军乐队走前边！”把他们一调开我就放心了。他们几个走到队前头，打起洋鼓，吹起洋号，我们精神抖擞地跟在后边从村这头走到那头，简直像示威。这时候我才懂得高波同志所说的思想武装的意义。我们没有枪，但是终究制住了敌人。那些坏家伙看到这副架势，一点也没敢动。晚上，为了防止他们给附近国民党顽固军送消息，我们拿着演戏的道具整夜站岗放哨，所以也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情。

第二天，天不亮就出发了。为了尽早走出顽固分子区，行军速度特别快。但是没有一个掉队的。可是到了下午，就累得不行了，特别是我们这帮小鬼。昨天一夜站岗放哨，没睡好，又只吃了一顿饭，肚子咕咕地叫个不休。陇东高原看起来平平的，但通过那一条条大深沟比翻大山还费劲儿。下沟腿就疼得受不住，上坡就更拉不开栓。太阳直光光地照着，大伙口干、头晕、脚板痛，一坐在地下就起不来，什么笑话也鼓不起劲儿来了。高波同志看着我们眯着眼睛只是笑。后来，他忽然说：“喂！小鬼们，把绑带解下来，我给你们变个拖拉机。”我们就是不动手。他动手解下几副绑带拴在自己身后的皮带上，那么搭拉着，好像一个孔雀尾。他说：“来，来，你们在后面拉着。”我们觉得挺有趣，就跑去拽住一根绑带头，弄得他像个娃娃树。他说了声：“拖拉机开动了！”就嘟嘟地叫起来，拉着我们往前走，真像个加足了油的大铁牛。我真不明白，他跟我们一样跑路，一样肚子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精神！赶牲口的、挑汽油灯的同志们看到这幅情景身上也都有了劲儿。

到了目的地，进村以前，高波同志停下说：“咱们不能就这么把拖拉机开进去呀！得学学红军宣传队。长征期间，他们跟战士一样行军，战士累了休息，他们还要搭宣传鼓动棚，鼓舞大家的士气。他们比别人辛苦，精神可比别人足。所以咱们也不能把打了败仗的样子拿去见战士。”于是我们就重新打打绑腿，整理整理军风纪，像每次到宿营地那样，奏着军乐，踏着齐步进村去。来欢迎的同志问累不累，我们还挺着胸脯说：“不累！”好像真没有走那么多路似的。

第二天的一场演出非常有意思。我们排好节目单，去征求部队的意见，他们提出要看京戏。可巧，京戏乐器没带来。平常我们对战士总是有求必应，要看什么就来什么，没有那个节目，现编现排也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回可把我们难住了。最后高波同志和大家想出了一套代替的办法：没有锣，敲脸盆，没有板鼓，借老乡的升子用……演出中，台下还不断发出喝彩声。戏演完了，台下拉台上，台上拉台下，台上台下完全连成一气，演出早就结束了。欢呼、歌声还不断。

为了更好地鼓舞部队的士气，我们又准备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大合奏。可是乐器少音量不够怎么办？团部决定大家都上去，这个打鼓，那个打镲，分配给我的是小镗锣。要是在过去，我不知道要闹多大别扭呢，可是这时候，我一听见高波同志在旁边说：“这有什么？部队宣传队就是要精干，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大家都要一专多能才行！”我就痛痛快快地干了。

说到一专多能，高波同志自己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什么戏都唱，什么角色都演，乐队缺人他上乐队，台上缺人他去跑龙套。他既能写能编，又会导会演，既能吹能唱，又能拉能弹，为了掌握多种技术，他不知道下了多少苦功夫。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听见远处山头传来悠悠的琴声，不用问，那准是高波同志在练基本功。

高波同志眼睛近视几乎到了一千度，为了给战士创作他们喜欢的节目，还常常通宵不睡觉。他常说：“我们部队宣传队跟地方剧团不一样，地方剧团搞一种地方戏能够适合当地群众看就行了；部队战士江西的、湖南的、山西的、福建的……哪儿人都有，我们要想尽办法，使所有的战士都喜欢……”

高波同志自打从事文艺工作的那天起，就追求那么一种为战士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途径是向民间学习，向传统学习。他会唱京戏，又会唱秦腔，又会唱郿鄠，又会唱碗碗腔……在我的印象里，几乎没有他不会唱的东西。他大胆地运用传统形式和民间形式表现新内容，为工农兵服务。他和别的同志合作用京剧形式写的“平型关大战”表现了八路军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写的“大锯缸”表现了游击队员的机智勇敢……此外，还用秦腔郿鄠形式写了不少反映抗战的戏。有些作品虽然是幼稚的，但当时对宣传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高波同志对许多民间形式运用得相当成功。他用快板形式写了“花子拾金”，用双簧形式写了“小精怪”，用旧“小放牛”形式编出新“小放牛”……那些旧形式经过他的再创作有了生动的情节，新的内容，非常新鲜活泼，因而也就非常富于感染力。他的“小放牛”唱遍了陕甘宁，他的“小精怪”是每次晚会必演的节目，许多连队俱乐部都排演，“花子拾金”他配词的小调在边区内外广泛流传……以后，每当我听见那些热烈的掌声，就想到高波同志那些不眠的夜晚，那些辛勤的劳动。烽火剧团由于继承了红军宣传队的光荣传统，由于有许多像高波同志这样的文艺战士的忘我劳动，就日渐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战斗性的、为战士所喜爱的文艺团体。

我和高波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四三年冬天在三边。那时候他已经调到警备三旅去工作了。那一天，我们正和许多蒙古老乡一同联欢，男同志坐炕沿，女同志和姑娘嫂子们坐在炕上边。大家在一起很亲热，可是语言不通，坐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还是乐队有办法，借来几个马头琴一拉，蒙古姑娘嫂子们就跟着唱，歌唱她们绿色的草原，金色的沙漠，歌唱她们幸福的生活。我们一到三边就搜集蒙古民歌。这时候和她们肩靠肩手拉手像姐妹似的坐在一起唱，音乐成了沟通我们的语言，交流着我们的情感。唱着唱着，我忽然看见门口有一张熟悉的笑脸，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线，那是高波同志，我嘣地一下跳下炕朝他跑过去。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两年不见真有了出息，和群众结合得挺好，对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得不错呀！……”

打这以后，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我一直在想念他，没料到十几年以后，得到的竟是这样悲痛的消息。那位老首长最后对我说：“高波同志没有给我们丢脸。”“他是我们的骄傲！”我几乎喊出来。高波同志用他的生命完成了对我最后的一次教育。

一九四九年二月黎明之前，国民党匪帮在雨花台杀害了我们亲爱的高波同志。我知心的朋友，我敬爱的老师，他把自己的青春、生命以及艺术才能全部献给了革命。

这时，我的耳边忽然出现了更加强烈的响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啊！那是乐队在擂鼓，是观礼台和广场群众的欢呼声。文艺大军过来了，一眼望不到头，那里面有新战士，也有我们的老战友。我透过泪水看过去，禁不住在心里说：“高波同志，你安息吧，我们将继承你的遗志，全身心地为工农兵服务！”

高波，原名高如化，别号连峰，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1930年到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处工作，先后担任警卫员、副官。1934年考入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1935年参加杨虎城第十七路军。西安事变后，前往延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烽火剧团工作，不久担任剧团团长。1942年，调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政治部，任民运科科长，参加了延安军民的大生产运动。1945年，被派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第一团任政治委员，负责对旧军队的改造工作，不幸落入反动军阀马鸿逵之手。1947年，被押往兰州国民党军西北行辕俘虏收容所。1948年10月，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