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志 刚

(中南大学 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83)



清代至民国洞庭湖区水利治理的发展与困境

刘 志 刚

(中南大学 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83)

清代至民国洞庭湖区水利治理呈现出发展与困境并存的局面。治水理念自我更新展现了传统水利内在的活力，一定程度上为水利近代化创造了条件，但滞后的技术手段却令其无力跳出经验治水的窠臼。清代政府对洞庭湖区水利不断加强管理，试图破解治理实践与治理制度背离的难题，却始终未能走出这一困局。民国时期地方政府水利职能的强化既是顺应水利近代化的要求，也是向清代强力治水传统的回归。洞庭湖区水利治理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则是因人口剧增与生态恶化双重压力所致，并在此作用下不得不走上水利近代化的道路。

洞庭湖区；水利治理；水利近代化

清代至民国洞庭湖区(以下或简称湖区)淤积日重，湖中露出大片沙洲、滩涂与草地。在人口压力驱使下，各地流民纷至沓来，掀起围垦湖田的浪潮。迄至同治年间，官围、民围与私围多达544处，其中修于明代的仅88处。同治至宣统年间又新增550处，与前者合计为1 094处。民国年间，最多时达1 475处[1]25-26。大规模围垦对湖区带米巨大影响，使其深陷越垦越涝、越涝越垦的恶性循环之中。垸堤成为湖区民众赖以生存的必须保障，正所谓：“无堤故无命也”[2]570。

为了治理洞庭湖，清代至民国各方力量展开长达数百年的争论。归结起来，主要有几种不同主张，即南北分流与舍南救北之争、废田还湖与塞口还江之争、以蓄为主与以泄为主之争，以及治标与治本之争[3]209-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