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善杰

中国学生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缺乏自由思想能力和科学创新能力。而这背后，不能不说，中小学时代的辅导班对此做出了一定“贡献”。一旦到了大学和研究生阶段，辅导班消失以后，问题就出来了。

近日，全国的中小学生都在陆续返回校园，其中很多孩子，度过了一个奔波而忙碌的暑假，他们的辛苦和紧张程度，与平时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刚从“辅导班”中走出。

我对它进行了一些调查。结果让我吃惊。

先看看这个“市场”有多大。

浙江杭州，文北巷深處的一个寒假作文班。依稀传来了新年的钟声，整个杭州城复归年前特有的平静。文北巷深处的一个寒假作文班却仍然挤得满满当当，家长和学生都是蛮拼的。

刚放暑假没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有离婚的冲动与想法，我顿感惊诧。因为，我平时听到的，都是他夫妻如何恩爱，家庭何等幸福;看到的，是他在微信朋友圈里，不是在“晒娃”，就是在“秀恩爱”。

看见我僵硬的表情后，他开始娓娓道来。原来，他的婚姻危机，不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而是来自对孩子教育的巨大分歧，以及其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和长期困扰。

他是留美归国的，对美国式教育非常推崇甚至迷信，只可惜他留学是在博士阶段，错过了基础教育时期，也就想在孩子身上进行全程的美国式教育实验。

但是，他的妻子是个“虎妈”，一心想培养出个“牛娃”。在孩子幼小时，二人对孩子教育方式的分歧还可以弥合。随着孩子长大，分歧越来越大，也越难以相互妥协。终于，在这个暑假，夫妻为孩子上辅导班之事，爆发了“离婚大战”。

原因很简单：妻子认为，上海的教育资源虽然很好但非常紧张，竞争也非常惨烈，别的不说，就说中考，将会有大概40%的学生被淘汰出局，失去上高中的机会。到高考，又是一轮残酷的淘汰赛。如大学读不上名校，就业就会困难。也就是说，孩子将来上什么样的大学，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不是等长大以后再自由选择的，而是从出生那天起，就开始有不同的决定因素出现了。比如学区房会决定了孩子的起步。而一步跟不上，会步步跟不上。有钱的，当然会买学区房。但他家没有钱，因此唯一能改变孩子命运的机会是“鸡血”，也就是辅导班。

生活中的常识与经验告诉她，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孩子前途与命运的“分水岭”是“幼升小”，而不是“小升初”和高考，更不是别的。因为，在她看来，上海目前的整体情况是：一个孩子，只有上了好的小学，才有希望考上好的初中;而上了好的初中，也就意味着顺理成章地上好的高中;上了好的高中的，基本上都能考上好的大学。

所以，她认为，孩子的教育，要从幼儿园抓起，甚至从一出生就要为十七八年后的考大学而谋划布局，而不是等长大了再说。也许，等长大了，就一切来不及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孩子出生前就争相买好天价学区房的原因，也是那么多家长，在孩子的幼儿园时期，就利用寒暑假和周末，甚至顾不上吃饭，带着孩子“赶场”一样地去上各种兴趣辅导班和课程辅导班的原因。同时，妻子告诉他，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发生着，在北京、南京也是如此。

但无论妻子怎么苦口婆心，他都是一点儿也不认同妻子的这一套。他觉得，这样的教育模式，不仅使孩子失去了快乐的童年，而且终将毁了孩子的一生及幸福。他认为，孩子长大了，无论读什么样的大学，选择什么专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和自由选择，只要其快乐就好。妻子却认为，如孩子从一出生就输了，长大了会输个彻底和精光，还何谈什么所谓的幸福快乐与自由选择呢。

就这样，在很长时间里，夫妻二人争个不休，吵个不停。最后，他发现，也许解决之道，就是离婚了：自己净身出户，把孩子和房子都留给妻子，孩子的教育和将来，全权交由妻子决定。

他不仅是来找我倾诉的，更是想征求我的意见。听到这里，我的脑海里浮现的不是他夫妻间争吵的场景，而是鲁迅的《祝福》中祥林嫂问“我”“一个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的画面。于是，一个下午过去，我也没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我知道这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从我内心里，是坚决支持他的;但从现实考量，又似乎必须支持他的妻子。

我曾以为，他的妻子只是个别的“虎妈”。到后来，当听到一个同事说她暑假里会比平时更忙，因要带孩子参加各种课程辅导班时;又听到一个朋友说他这个假期已推掉了几乎所有事情，因要在家专心带孩子参加各种兴趣辅导班时;再听到一个孩子刚一岁的妈妈已加入了“2020年幼升小”的QQ群时……我才意识到，在上海，已是“鹰爸”“虎妈”遍地了。

至此，我对像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的辅导班已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对老家的此类情况，也充满了兴趣。只是，在我的成长记忆里，根本不知道辅导班为何物。

等回到家乡，一个位于山东省南部的小村庄，蓦然发现，我的那点经验，已成了老黄历。镇上，在小学对面的整整一条街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辅导班：有公司连锁店式的，有家庭作坊式的;有暑期的，还有常年的;有明的，也有暗的;等等。街上充满的，是为各类辅导需求定制的“套餐”广告。

调查下来，我发现，大大小小的辅导班，总共有30家左右。它们是在2000年后兴起的，最初只有一两家，规模也很小。后来，辅导班越开越多，生源也旺盛起来。近几年，更是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据说，每年一到8月上旬，县里的教育部门就会来检查。因此，有的辅导班会在此之前结束;有的暂时关门，等检查后再继续;还有的，就转入“地下”了。

在一家辅导班楼下，我看到一个男孩在徘徊。一打听才知道，他不是来参加辅导班的，是来接参加辅导班的妹妹的。我就与他攀谈起来。

他生于2001年，从2010年起，就参加各类辅导班，前不久收到了县里唯一一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但此时，他的父母还是想让他参加高一的学前辅导班，他苦苦哀求道：“我已连续参加了6年半的辅导班了，无论周末还是寒暑假，这下真的快要吐了，实在撑不住了。看在我中考成绩这么好的份上，今年就饶我一次吧。我从9月开始，再硬拼上3年，你们说什么是什么，让我参加什么辅导班，我都听。”

父母实在觉得他有些可怜，也就作罢。接着给了他一个新的暑假任务：天天接送妹妹参加辅导班。

我发现，家乡暑期辅导班的如火如荼场面，其实并不亚于上海，似乎大有“天下乌鸦”之势。只是，其中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前者的各类辅导班，还处于一种“非法”状态，有“市场”但还未“市场化”。

再说说为什么这里面没有赢家。

调查发现，很明显，从整体上来说，学生并不是主动愿意参加辅导班的，因为平时的课业本来就很重，好不容易有个假期可以休息，可以玩耍，却还要继续上课，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会觉得学习是一个没有盼头的过程。再加上，孩子的天性还是爱玩的，是希望有一个自由快乐的童年的。

在参加辅导班的人中，年龄小一点的，比如幼儿园的孩子，不懂得反抗，就被家长带着参加。大一点的，比如小学的孩子，虽然有的开始很抗拒，但被家长逼迫着，也没有办法;后来发现，同龄人都参加暑期辅导班了，没有同学玩了，自己很无聊，也就跟着同学去参加了。再大一点的，比如中学生，有的因为平时学习不好，就想通过辅导班来提高成绩;也有的，认为老师在教学课堂上该讲的不讲，都是放在辅导班上才讲重点知识，因此，也就只能参加辅导班，否则学不到什么东西，无法应付升学考试。

那么家长呢？

对城里的家长来说，一般是愿意培养孩子的兴趣和業余爱好的，会主动考虑帮孩子选择一些兴趣辅导班，但前提是要适量和适当。然而，现在的兴趣班已完全变了味，成了“幼升小”、“小升初”等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不学不行，且多多益善。

至于课程辅导班，如果不是为了升学，除个别觉得孩子成绩差而想补习的家长外，大部分是不会选择的。因为，他们平时都要上班，工作压力大、节奏快，整天忙忙碌碌，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当然是很想用来休息的，但现在要全部用来陪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休息日过得比上班的日子都累。

对农村的家长来说，考虑最多的还是花钱。对于课程辅导班，家长几乎都是不愿意让孩子参加的，觉得平时已向学校交了学费，老师就应该把本应教给学生的都教好，凭什么课堂上不认真教，却在假期里补习基础课？明摆着就是为了挣外快。但是，谁也不想、更不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出局，当看着别人的孩子都参加辅导班后，也就开始强迫自己的孩子跟着参加了。这是一种被迫的从众心理在起作用。

那么老师呢？当然，他们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这些年，社会上对老师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主要是认为老师办辅导班就是为了挣钱，在市场中放弃了师德。我访谈了家乡办辅导班的几位老师，他们也是有难言的苦衷。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为生活所迫，二是应家长要求。

另外，一些商人看到辅导班很有市场潜力，因为现在孩子的钱最好赚，也就在寒暑假里雇佣老师和大学生办起了辅导班。正是这样，该镇的辅导班，在2000年后，如雨后春笋一般兴盛起来。

可见，学生、家长和老师，在辅导班问题上，各有委屈，似乎都是带着被迫性的，也都不是赢家，但又都欲罢不能。最多，赢家是资本。因为一些商家，不仅在城市里投资开设辅导班，也在农村投资开办辅导班。该镇上，有五六家辅导班是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连锁店。只是在一些社会舆论中，辅导班问题的“黑锅”，却让教师背了，这是我此次调查的发现之一。

那么，到头来，又是谁输了呢？毫无疑问，主要是学生。

首先，孩子应享有的正常家庭教育，被辅导班给取代了。这主要体现在农村。因为，家长认为，把孩子交给了辅导班，家庭教育的问题就万事大吉了。而在城市，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毕竟，时间是有限的，学校和辅导班的时间占据了孩子几乎所有的生活后，留给家庭教育的时间和机会就被相应地缩小了。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学校教育虚化，家庭教育淡化。

其次，一路在辅导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只是长成了一个个被灌输的机器，一定程度上，其主体性是被剥夺的，也就缺乏了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8月中旬，一个在纽约一所著名大学任教30余年的华人教授告诉我，以他在美国学习和从教共40年的经验发现，目前中国中小学生的智商和能力，丝毫不比美国的同阶学生差，甚至有的还显得略高一些。但一旦到了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差距就明显地拉开了。当然，对在美国出生并上中小学的华人，不存在这个差别。他指的是在中国读完高中和大学，再去美国相应地读大学和研究生的人。

究其原因，是中国学生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缺乏自由思想能力和科学创新能力。而这背后，不能不说，中小学时代的辅导班对此做出了一定“贡献”。一旦到了大学和研究生阶段，辅导班消失以后，问题就出来了。

既然辅导班的问题这么多，且学生、家长、老师都有苦处，那么为什么在当下社会还是一种越演越烈、欲罢不能的盛况呢？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仅仅是金钱、市场和资本吗？

其直接原因，是社会的教育政策及其指向出了问题。

首先表现在“大学等级化”和“就业出身论”上。人人都想考一个好的大学，因为将来就业前景好。而所有阶段的辅导班，都是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的。其次表现在教育资源分配和投入的不平衡：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优良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发达地区，尤其是那里的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中心;二是地区政策不公平，当下社会有一种说法是“寒门难出贵子”，很大原因在于农村地区、落后地方、城市郊区、穷人家里，考上大学尤其是名牌高校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也就很难再培养和向社会输出精英人才。其实，家长不惜一切代价，被迫让孩子上辅导班，除了从众心理以外，还有“吊丝逆袭”的心态。

间接原因，是文化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

因为，一种良好的社会文化，会推动社会教育的良性发展;而一个不良的社会文化，会破坏教育政策的正常运行，使其偏离政策落地时的本来轨道。辅导班就是如此。

现在出现了一种状况，就是：有钱和有权者，把孩子送往国外尤其是美英读书;暂时没送的，也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北京、上海的国际学校，动辄一年学费几十万，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记得曾看到一则“北京贵族学校花三千万建防霾体育馆”的新闻。而通过辅导班实现高考路上“自相残杀”的，大概就是一些工薪阶层的家庭了。至于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则是被排斥在上述这两类家庭之外的“第三种人”。

当社会上主流的文化被资本、市场、竞争等逻辑控制或笼罩时，人们在现实最终选择和认同的，其实是一种“丛林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