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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受骗而自杀的人笨吗?

2016-09-21

南风窗 2016年19期
关键词:求子余干县重金

韦星

又一年的9月。

9月给人的感觉总是那样:阳光、活泼、力量、新鲜、好奇。这是因为,9月是新学年的开学季。人生的重要阶段,几乎都从学生时代开始。因此,对任何人而言,9月都有着特殊的记忆,也蕴含着别样的滋味。

但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的开学季,山东女孩徐玉玉的遭遇让这个新学年蒙上了一层阴影。

徐玉玉的故事,众所周知:8月21日,冒充教育局官员的骗子,将电话打到了徐玉玉的手机上,对方以发放助学金为名,要求徐玉玉按要求转账,结果,她卡里9900元的学费全被骗走。

徐玉玉为此郁结于心、心脏骤停,并离世—这一年,她18岁,大学生活还没开启就已凋零,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惋惜和悲痛。

我们知道,任何因极端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终将随着时间以及更极端案件的出现,而逐渐为人们淡忘。困惑在于,我们究竟要以怎样的心态来和这个社会相处?

从事新闻报道的这些年,我倾听,甚至零距离接触过一些因受骗而自杀的案例,也到过骗子聚集的村落做过调查报道。现在,我想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一点体会。

被骗不是笨,是善良

徐玉玉被骗致死,触及了人们的内心底线,也引发人们对骗子的集体讨伐。当然,也有一些为吸粉而搏出位的自媒体,在长篇大论之后,得出了一个“理性”的结论:被骗的人都很笨,智商也很低。

惊讶的是,这样的“结论”,还获得很多点赞和支持。如真这样,清华大学某老师被骗一千多万元,又该如何解释?难道也是低智商?

除了稀里糊涂或忙中出乱的情况下被骗,通常被骗的,不外乎两类人:一是善良的人,二是被骗子精准掌控了信息的人。

丁双琴是我采访接触到的一个因受骗致死的女孩。她死时只有18岁。那是2015年的前4天,这个来自贵州的女孩在中山市打工。一天,在回宿舍的途中,她遇到两个开小车的大叔,大叔骗她说车里的油用完了,想和她借点钱,之后会还给她。结果,他们合谋骗走了她卡里仅有的8100元,连同被骗的,还有她那部只值几百块钱的破手机。

想不开,也无法原谅自己的“无知”,丁双琴留下遗书后,自杀了。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几千块钱就可以让她自杀?正如徐玉玉当下的遭遇一样,为什么不足一万元的被骗,就足以让她活不下去?

事实上,我们不是当事人,没有身处对方那样的家庭和环境,很难理解对方的处境,以及她当时的心态。

采访中,我得知:丁双琴一个月收入就2000多块钱,这几乎是她没日没夜加班的全部报酬。她家里很穷,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她还要承担弟弟读高中每月的生活费。卡里的8000多元是她省吃俭用半年的积蓄。

同样,徐玉玉的处境也很惨,母亲残疾,全家生活开支要靠父亲打零工支撑。父亲既要维持家庭运转,又要省吃俭用给她挤出学费。生活的艰辛让她更能理解父母的苦痛和家庭的不易。

对她们而言,每分钱都是家人或自己点滴血汗汇集的结果。当几千块钱一下子就被骗走,骗子骗走的不只是金钱,也掏走了他们的未来和希望,掏空了她们的心。

这种情况下,她们除了要独立承受金钱损失带来的压力外,还要经受外界对她们或明或暗的批评和嘲讽:竟然被骗?这么笨啊?还大学生呢?脑子进水啦……这时,奇怪的人们反而很少去责怪骗子。

事实上,被骗的她们一点也不笨。她们只是比我们更加单纯、更加善良、更乐于助人罢了。考上南京邮电大学的徐玉玉,当然也不是智商低,而是更愿意相信人的人—何况案发前一天,她真接到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知—这信息是真实的,所以次日骗子的电话打来时,她也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她到死都无法读懂的是:为什么骗子这样精准掌控了她的信息,并契合了发放助学金的时机,恰到好处地给她来电话……

批判不能让恶人醒悟

徐玉玉事件后,我们看到很多对骗子的讨伐文章。但我们更要明白:面对批判和讨伐,肯听、听得进的人,不会是骗子。真正的骗子是不来听这些道德批判和“劝说”的。

正如电影《老炮儿》中的“六爷”那样,他和他的几个哥们固守着传统江湖的是非和规矩,但在这个“新时代”里,他们注定是被抛弃和碾轧的。

闻名全国的“重金求子”骗术,产自江西省余干县的两个村庄:石溪村、团林李家村。

去年年底,我来到这两个以骗为产业的村庄采访,发现这两个村子和附近很多村庄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几乎是3~5层楼房,且装修得非常漂亮,村里有娱乐场所、有早餐店、夜宵店和超市,仿佛置身于珠三角工业区的生活配套区里。

但这两个村落至今没有任何工业,基本靠骗起家。且是绝大多数村民都干这行。余干县公安局给我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5年,余干县公安局共抓到360多名从事“重金求子”的骗子,其中200多人来自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骗术运转时,有的甚至全家上阵:老婆饰演富婆,老公饰演律师,儿女饰演公证人或秘书。就这样,使“重金求子”的受害者遍及全国20多个省。

“重金求子”诈骗引起公安部关注,并被公安部列为专案,当地也就此开展集中整治行动。行动前,这两个村里有六七成人在家,且以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年轻人为主,他们的“工作”是打打电话,从事“重金求子”诈骗活动。行动后,村里只剩下一二成村民在家,且以老人和小孩为主。

另一奇怪的现象是:陌生人进入上述两村,如果要打听哪个人的家在哪,下至几岁小孩,上至70多岁老人,都不会有人告诉你。

平时,十几个警察进村抓人,根本就带不走。“有老人、妇女堵车、堵路,甚至躺在路上赖着撒泼,他们还有武器应对警察。”余干县公安局的人这样告诉我。

这意味着,专业化、家族化的诈骗活动背后,已有武器和一定的“民心”作为支撑。这种背景下,你和对方讲道理、论道德,会被当成笑话。村里已经形成这样的文化:村民对能成功骗到别人的村民,非常钦佩,认为这村民很聪明。

在嫁娶往来中,岳父岳母不会因对方从事骗子产业而反对。相反,他们认为:嫁女儿过去意味着掌握一门轻松的赚钱技术—打打电话就能骗到钱。同时,联姻还意味着对方会把骗人的技术传授于我,对改变自身家庭和命运,带来了可能。

不仅本村村民对诈骗行为看淡,别村甚至羡慕这两村落的“生财之道”。有一年春节,这两村就新提了70多部小车,也因此在附近乡镇和村落被传为美谈。

扭曲了的价值观和财富观,让道德在这里不再发挥作用,只有狠狠打击,才有改变的可能。

事实上,警察对这两村的打击由来已久。但从丢戒指到套铅笔,再到脑溢血、重金求子等骗术,30多年来,这里的骗子技术不断升级,手法不断翻新,且已在村民中形成了“传帮带”,并代代传承。

在祖传骗术秘方得到不断升级和传承后,骗子有了“精湛技术”。但接受传统教育的“徐玉玉们”和“丁双琴们”,一直固守父辈和老师对她们为人处世的基本教育:诚实、善良、乐于助人。

这是常态社会下,一个正常人应具有的品格。问题在于,她们身处在一个已经变得十分复杂的社会场域里,不再是她们熟悉和习惯的村落、街道和学校的处世方式。

变化了的局势要求她们:在该善良的时候善良,在该怀疑的时候学会怀疑,在该狠心的时候狠心。

可“什么时候才该怎么样”,这很难把控。要做到不被别人伤害,只能是你变得足够绝情和狠心,但也可能因此误伤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当下社会里,一个“高明”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善变”的人:他可以一下子变得很善良,并诚心地相信别人、帮助别人。但突然,他也可以变得疑虑重重,不相信任何人,甚至做到绝对冷血、冷酷。就是说,现在社会有时是个无形大舞台,“高明”的生存者要比舞台上的戏子还要多谋善变。

因为人存于社会,既需要自保,也需要展示自己“有价值”的一面,不至于让别人或自己感到自己的冷血、无用,这就需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价值和理由,以此获得他人或自己内心的认可。

这注定了,仅拥有强大的内心是不够的,还需要多谋善变,让自己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和当下社会的复杂性,找到可以平衡的出口,并让自己生活下来。不这样,我们都会有被骗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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