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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关系

2016-09-20张悦然

阅读与作文(高中版) 2016年9期
关键词:爷爷爸爸妈妈

张悦然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能感觉到爸爸和爷爷之间有一股对峙的力量。每回他们坐在一起,空气就变得紧绷绷的,好像随时要爆炸。他们两个几乎不说话,如果要说,也是通过奶奶。奶奶经常对爸爸说一些话,然后补充道,这是你爸爸的意思。而爸爸对奶奶讲话,有时以“你告诉他”开头,那就是说给爷爷的。当时我以为,他们关系不好主要是因为我爸爸娶了我妈妈。这的确是一个原因,不过后来我发现,我爸爸正是为了和我爷爷作对,才娶我妈妈的。

我妈妈刚认识我爸爸的时候,还是一个脸蛋上顶着两团红的乡下姑娘,祖祖辈辈没有离开过那个叫作十八里庄的村子。要不是因为下乡,我爸爸永远都不会认识我妈妈。也可以说,要是没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我。因为某条口号而降生,听起来总觉得生命有些草率。不过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在这个国家,更多的小孩因为某条口号而没有办法生出来。

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乡野之间,我爸爸实在没有找到“作为”的事,就和我妈妈谈起了恋爱。当时他和我爷爷的关系已经很糟,为了摆脱家庭,他打算留在乡下。我外公家在当地是大户人家,人多田多,吃饭不多他一个,干活也不少他一个。何况我妈妈是整个村子里最美的姑娘。她的美很幽僻,如同甘洌的泉水静静地流过山间。我爸爸一度为之着迷。他喜欢美人,我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总觉得这样会使他显得有点肤浅。我妈妈农活干得也好,养猪喂鸡样样在行,可惜后来去到城市,这些优势都带不走,唯一跟着她一起进了城的是她的美丽。美丽不像她的户口,它是可以通用的。因为那份通用的美,人们好像很容易忘记她是从乡下来的,没念过书,字也不认识几个,也容易忽视她忍受着的格格不入的孤独。当我发现她的孤独的时候,她进城已经二十多年了,那时候,她早就不再美丽了。

我爸爸是说过要永远留在乡下,不过那只是一时负气的话。他和所有从城里来的年轻人一样,很快就无法忍受艰苦而无聊的生活。后来城市招工,我爸爸就返城了。不久他向爷爷提出要和我妈妈结婚。直到这个时候,全家人才知道我妈妈的存在。

我爷爷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他想让我爸爸娶同事林教授的女儿。林姑娘是学音乐的,拉一手动听的小提琴,而且对我爸爸很倾慕,还特意上门送票,请他去听他们剧团的演出。不过后来听我妈妈说,她这个情敌皮肤黝黑,身材矮胖,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小时候我常常在心里权衡爸爸和林姑娘结婚的利弊:我将会被生成一个又黑又矮的小孩,有可能早早就戴上了眼镜,可是会拉小提琴,到了每个人都要表演节目的新年联欢会,就不用再和你、还有大斌合演一个根本就不好笑的小品,而是能够一个人走到鸦雀无声的教室中央,把小提琴放在肩膀上,演奏一曲悱恻缠绵的《梁祝》。

我爷爷说,我爸爸要是娶了我妈妈,将来一定会后悔。但是我爸爸说,后悔也是他自己的事,不用他管。一个下着小雪的早晨,他带着我妈妈去领了结婚证。就这样,他们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新房,没有彩礼。两个人暂时住在我爸爸朋友的房子里。那间十平米的简陋平房成了我妈妈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家。一个星期以后,我外婆和舅舅拎着两只活鸡和一袋年糕面坐长途来到济南,想去拜访一下亲家,结果被我爸爸拦下了。后来两家的人一直都没有见过面。

刚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和妈妈也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毕竟这个小家庭冲破了重重阻碍才得以建立,让我爸爸觉得很珍贵。我妈妈呢,再也不用养鸡喂猪,站在烈日之下割麦子,陌生的城市生活对她来说很新鲜。我爸爸用他那辆很破的金狮牌二八自行车教会了她骑车。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摇摇颤颤地骑着车子上街,在百货大楼给自己买了平生第一瓶雪花膏。这时她已经褪去了脸上的两团红,从当时拍的照片来看,还是很美的。不久后,我爸爸托人帮她找了一份工作,在街道幼儿园当阿姨。她很喜欢这份工作,每天就是和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等他们入睡以后,她悄悄地把剩下的饭菜倒进饭盒,带回家当晚餐。

当时我爸爸在粮食局的车队当司机。每天早晨他骑车到车队,换上工作服,戴上白线手套,发动他的那辆解放牌卡车,载着一车斗的面粉和大米在城市里穿梭。忙里偷闲的午后,他会开车来接妈妈,带着她到街上去兜风。那是一九七六年,这种卡车还很稀罕,据说整个济南不超过二十辆。当我妈妈站在巷子口看着爸爸的车驶过来,在路人羡慕的目光里跳上车的时候,她也许曾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有时候一直忙到晚上,来不及回车队,爸爸就把车开回了家。我妈妈欢天喜地地拿着扫帚和装米的口袋奔到胡同口。她爬上后车斗,借着路灯昏暗的光线,把漏撒在上面的一层薄薄的米拢到一起,拨扫进口袋。她一路小跑回到家,掂着沉甸甸的口袋告诉我爸爸,这些足够他们吃一个星期。我爸爸就笑一下,或许是觉得她很可爱。那时候她的节俭还是一种令他欣赏的美德。

这些是妈妈讲给我的,在爸爸向她提出离婚的时候。有那么几天,她一直都在回忆。她忽然不再是平日里那个粗糙简陋的乡下女人,悲伤使她超越了自己的理解能力,变成了一个很懂得爱情的女人。我很少像那几天那么喜欢她,那么愿意听她讲话。我喜欢所有懂得爱情是怎么一回事的人。

刚结婚的那一年,我爸爸和爷爷没有任何来往。忽然有一天,我叔叔来找他,说我爷爷要见他。我爸爸勉为其难地回了一趟家。我爷爷说,今年政府恢复高考了,你应该去参加考试。但我爸爸表示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不需要别人指导他该做什么。两人没说几句就不欢而散。为了这件事,我奶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专程来拜访我妈妈。后来我妈妈一直后悔答应了奶奶的请求,帮他们去劝我爸爸。以她有限的见识,绝对想不到念大学这件事,对人生会有那么大的改变。

很难说我妈妈的劝说到底起了多少作用,反正我爸爸最终还是参加了高考。也许他本来就想参加,只是为了违抗我爷爷的意志,才差点决定放弃。但他没有像爷爷希望的那样学医,而是选择了中文系。他其实想去北京的大学,但最后还是留在了济南。因为要是把我妈妈带过去,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也无法给她找到工作。从那个时候起,她已经在拖他的后腿了。

我爸爸平时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星期一到星期六,他读托尔斯泰,跟老师、同学讨论诗歌和哲学,去学校的小礼堂看电影,到了星期天他带着脏衣服回家,去粮店驮回五十斤面粉,把蜂窝煤搬到临时搭起的雨棚底下,清理堵塞的炉子。住的地方常停电,他随时准备出去换保险丝,而我妈妈则继续在黑暗中包饺子。她不知道怎么表达对他的好,就只会每个星期天包饺子。这是我爸爸一星期的生活,浪漫主义的身子,拖着一条现实主义的尾巴。

那时候我爸爸写诗,他的诗刊登在杂志上,被女同学们悄悄吟诵。每回他从校园里经过,总有几道目光默默跟随着他。小时候我曾在家里的旧杂志上读过他的诗。我读不懂,只觉得很美,很浪漫。那种浪漫,与爱情有关,和我妈妈无关。至少我很难把它们和我妈妈联系在一起。我爸爸还和几个同学创建了诗社,他是第一任社长。他们常常在一起读诗讨论,周末也很少回家了。诗社的影响力很大,当时的几个主创人员,后来都成了有名的诗人。除了我爸爸。虽然他们都说他才是当中最有才华的那一个。

我爸爸为什么停止写诗?这真是一个谜。很多年后我认识了他的同学殷正,据殷正说,大学毕业之后他和我爸爸都留在了学校,一边教书,一边读硕士。就是在读硕士的第一年,我爸爸忽然不写诗了。是无法写了,好像失去了这种能力。他很焦虑,整夜不睡觉,那是很黑暗的一个时期。同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我出生了。没有人知道二者之间有什么隐秘的关联。

那个时候,我爸爸对我妈妈的感情已经很冷淡。当时我们全家人搬进了教工宿舍,算是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但我爸爸很少回来,他情愿一个人待在办公室。也许他觉得失去写诗的能力和我妈妈有关,又或者他只是想独自度过那个艰难的时期。

我爸爸的大学同学里,有一个人和他的情况相似,也是下乡的时候娶了农村姑娘,后来返城读大学。大学毕业没多久他就离婚了,找了一个同班的女同学。我爸爸没有离婚,也没有去喜欢任何一个女同学,虽然据说当时爱慕他的人挺多。我猜想,使他坚守这段婚姻的,也许不是他和我妈妈的感情,而是他反抗我爷爷的意志。

我爸爸也做过一些努力,来缩小和我妈妈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他送我妈妈去上夜校,让她参加自学考试。我妈妈断断续续读了好几年,一门考试也没有通过。一直等到生下了我,她才终于不用再去了,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她因此就以为我是她的福星,会给她带来好运气,真是大错特错了。我上小学以后,我妈妈每次翻着我新发下来的课本,就会说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她还是常常会做考试的噩梦。除此之外,还有流产的噩梦。当初为了让我爸爸安心上大学,她打掉过两个孩子。我很为她惋惜,觉得她把那两个孩子当中的哪一个生下来都会比我好。在那两颗受精卵里,或许还有我爸爸对我妈妈一点残余的爱意。

从我懂事起,就知道我爸爸不爱我妈妈。只是因为结了婚,他们才生活在一起。我猜想婚姻就像我们的校服一样,从来都不合身,但是必须一直穿着。随着一天天长大,我学会了用爸爸的目光来审视妈妈,辨识出她身上那些无可救药的乡下人习气:她有时会忘记刷牙,洗完了脸从来不会用毛巾去擦干;她无法区分不同器皿的功能,把橘子汽水倒进碗里,红烧肉装在脸盆里。她不喜欢开灯,她对光线的要求和城市里的人不一样,她对吃饭的理解也不同,有时会站在炉子旁边,迅速扒完一碗饭,然后洗掉那只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还有一些过分节俭的美德,比如把包装苹果用的发泡网都收集到一个大口袋里,用它们来洗碗,擦煤气灶,或是把刷锅洗碗的水积攒起来冲洗马桶。我知道爸爸讨厌这些,虽然他早就不再说了。这些日常琐屑充斥在生活里,像泱泱白蚁似的啃噬着他对她有过的一点感情。在我出生之前,那一点感情已经被吃空了。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家里总是静悄悄的。只有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在说话,电视机、洗衣机,还有煤气灶。后来家里装了电话,我就很盼望有人打来找爸爸,这样就能听到他讲话,有时甚至能听到他笑。我很钦佩电话那边的人可以讲出令他发笑的话,这是我和妈妈都不具备的能力。你肯定不会想到,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的电视剧是《成长的烦恼》。我不羡慕里面那三个孩子有各种玩具和忠诚的大狗,不羡慕他们总有参加不完的派对,也不羡慕他们一到暑假就在小岛度假,戴着墨镜躺在碧蓝的大海边。我羡慕的是他们的爸妈有那么多话可以说。当他们的妈妈站在水槽边洗碟子的时候,他们的爸爸会站在一旁和她说话。他们说着说着,爸爸走过去亲吻了妈妈。好长的一个吻,长得足够让我的眼泪掉下来。我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在演戏,只有在戏里丈夫和妻子才会说那么多话。

在我爸爸和我妈妈之间,好像从来都没有过什么完整的对话。我妈妈其实很爱讲话,但是每次她想要发起一场对话,总是很快被我爸爸中止。

“你不懂。”

“别问了。”

“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这是我爸爸对妈妈说得最多的几句话。我妈妈有时咧嘴一笑,走过去把窗帘拉严实,或是“哎”地空叹一声,拿起指甲钳开始剪指甲。她好像从来不会生气。她的自尊心早就被收起来了,放在一个自己看不见的地方。她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模样,令人同情不起来。我从来没有怜悯过她。

不仅如此,我还怨恨她。我一直觉得是她连累了我。我爸爸是因为不爱她才不爱我。所以我很努力地和妈妈划清界限,苛责她那些粗陋的习惯,纠正她讲话时用错的词,嘲讽她土气的审美。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取悦我爸爸,虽然事实上收效甚微。我爸爸没有抱过我,更没有亲吻过我。有些早晨,我看到父亲新长出的胡茬,会想象它们蹭在我的脸颊上是什么感觉。我爸爸也不会逗我笑,或者惹我哭,我们之间是没有情绪的。我们也从来都不做游戏。他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我需要游戏,就像他小时候我爷爷没有意识到他需要一样。他们都把孩子当作大人来看待,在他们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童年这回事。

我爸爸有时会出差,但从来不会带上我和妈妈。我们一起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乡下的外婆家。他没有带我去过游乐园,也没有和我看过电影。我们全家一起去过一次元宵节的灯会,但我太矮了,看到的不是花灯而是奔走的腿。我爸爸并没有像别的爸爸那样把我举过头顶,让我摸一摸彩灯底下写满字谜的彩条纸,或是从插满糖葫芦的靶子上摘下一串。他也不知道我任何一个朋友的名字,不知道我的作文写得很好,最讨厌做鸡兔同笼的数学题。

他似乎早就假定我生活在一种和他不同的介质里,就像水缸里的金鱼,而他是一个从来不会把脸贴近玻璃看一看里面的主人。我对他而言,可能只是一种装饰性的摆设。只有在问他要零用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交流。我喜欢问他要钱,他比妈妈慷慨很多。妈妈也喜欢我问他要钱,这样就不用从他给她的家用里出。每次我都会很具体地说明要买的东西:带一把心形旧铜小锁的硬壳日记本,外壳的颜色有深蓝和浅蓝两种,就像白天和黑夜的天空,我决定要深蓝色的,因为我更喜欢夜晚;一盒三十六色的水粉铅笔,洒一点水颜色就会晕开的那种,最适合画云彩和起雾的森林;一盒酒心巧克力,与班里要好的女同学分吃,上一次我们吃的那盒是她买的。描述它们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在描述自己的一部分,假如爸爸对我多了解一些,没准就会喜欢上我吧。事实上,带小锁的日记本我买的是浅蓝色的,因为深蓝的被别人买走了。这个本子在客厅的茶几上放了好多天,爸爸每次拿起报纸的时候都能看见,但他并没有抬起头问我:它为什么不是深蓝的?

没错,你会说大人听孩子说话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的,他们根本不会记得深蓝色还是浅蓝色这样的细节。如果不记得的人是我妈妈,我一点都不会介意。可是我对爸爸的感情不一样,它非常敏感和脆弱,总是不断受伤。

在我们那个家里,他和妈妈好像分属两个阶级,他在高处,拥有无上的权力,他的爱是无法索要的,只能是一种恩赐。而我对它有着不同寻常的渴望。

我知道他最喜欢的时间是深夜,我和妈妈入睡以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那是真正属于他的时间。有一次我起来上厕所,看到他在沙发上看电视,手边的茶几上有一罐啤酒。他斜躺在那里,腿搭着沙发扶手,脸颊绯红。屋子里洇着很重的水汽,他刚洗过澡,穿着一身白色秋衣,看起来像一只软体动物。一只终于从紧闭的蚌壳里爬出来的软体动物。他看到我站在门边,轻声说,去睡吧。他那没有隔着蚌壳发出的声音湿漉漉的,非常温柔。

我爸爸很少带我和妈妈去他和同事、同学的那些聚会。虽然妈妈每次出现,都令他们感到惊艳,两人站在一起,非常符合才子佳人的古典爱情的范式,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幸福的。但是我爸爸并不想在人前刻意伪装出家庭幸福的样子。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我们去爷爷家的时候。

小时候每年临近春节,妈妈都会带着我去商店买新衣服,为的是除夕夜去爷爷家的时候穿。有一年我看上了一件有袋鼠式大口袋的苔绿色毛衣,但是妈妈说我上一个除夕穿的就是绿的,他们会以为还是去年的旧衣服。

到了年三十那天,中午就开始打扮了。新衣服、新鞋子,头顶戴着新发箍,脑后还绑着一朵新头花。印象最深的是亮缎子扎成的蝴蝶结,肥厚的翅瓣上缀满小珠子,走起路来小珠子就摇,像个宫里的女人。我有一个喜欢的头花,红底配墨绿的花格呢,但是妈妈不让我在除夕夜戴,嫌它太小了。她让我戴的那种,简直像一个大手掌似的捂在我的后脑勺上。好像戴上一朵很大的头花,就能让我看起来更幸福。

等我们两个都打扮好了,站在镜子前面,妈妈很满意地说,这下可要把他们气坏了。

“他们为什么会生气?”我问。

“因为他们不想看到我们过得好,”我妈妈说,“他们觉得你爸爸娶了我,就肯定不会过得好。”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表现出过得很好的样子。虽然我爸爸并没有这么说过,但我能感觉到这也是他的想法。怎么样算是过得很好呢?在路上我总是很忐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可是一到爷爷家,我好像很自然地就会了。帮妈妈掸去包饺子时蹭在衣服上的面粉印子,拉着爸爸的手让他陪我去阳台上看烟火,在十二点外面鞭炮声大作的时候,我会堵住耳朵把头埋在爸爸的怀里。而妈妈则会让爸爸给她挽袖子,或是在洗碗之前,摘下戒指让爸爸替她保管,并在这个时候不经意地告诉奶奶和婶婶,这个戒指是爸爸最近才给她买的。至于爸爸,他很少主动做什么,只是默默地配合着我们。不过,吃饭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妈妈夹菜--这样的行为对我爷爷简直是一种冒犯,他们家每个盛菜的盘子上都横着一双公共筷子。

我知道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只是在表演,可是我却真的感觉到很快乐。一种在表演的快乐中获得的快乐。我开始很盼望除夕夜这一天,盛装、表演,像我们三个人的一场联欢晚会。

七岁那年的除夕夜,全家人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奶奶忽然问起我妈妈在幼儿园的工作。

“我让她辞职了。”我爸爸说,“那个幼儿园阿姨太少了,除了照顾小孩还要打扫卫生,太累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爸说谎。妈妈不是辞职而是被辞退了,因为他们招到了幼儿师范毕业的新老师。那时候我叔叔和婶婶还没有出国,婶婶也在医科大学当老师,就说不然她去托人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妈妈在后勤部门找一份工作。爸爸摇头说,后勤都是男人干的活。

“也有适合女的干的,”婶婶说,“比方说在食堂或是学生宿舍。”

“不用了,”爸爸说,“让她在家里休息一段吧。”

吃完饺子,奶奶取出包好的压岁钱发给我和沛萱。大人们坐在电视前看联欢晚会,我们就在外面的房间拆红包。新的钞票有一股发甜的香气,很好闻。钱上面印着的人,脸上一道皱纹都没有,看起来很纯洁。我们数着粉红色钞票,结果发现我有五张她只有三张。相差这么多,不可能是奶奶数错了。我立刻跑去告诉爸爸。

爸爸沉下脸,转过头看着奶奶。奶奶放下削了一半的苹果,连忙说我妈妈现在没有工作,所以就多给了我们一点。房间里变得很安静,只有电视机里传出一浪一浪的掌声和笑声。我斜着眼睛看向屏幕,两个穿着中山装的人在说相声。其中一个正一口气报出一长串菜名。我又饿了。

“啪”的一声,我惊慌地回过神来,爸爸把茶杯重重地搁在桌子上。

“你这是干什么?”爷爷瞪着他。

爸爸也看着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对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情愿把目光放在离对方远一点的地方。我爸爸从我手里夺过那个红包摔在桌上,冷冷一笑,

“多谢你们的好意,老婆和孩子我还养得起。”他站起身对我和妈妈说,“去穿外套,我们走。”

我们出了门,朝大院的另一边走去,因为担心车子被偷,就把它们放在了那边的车棚里。天空板着脸,没有下雪,可是非常冷。我跟在爸爸妈妈的身后,哆哆嗦嗦地扣着外套上的扣子。这时,十二点就要到了。很多个阳台上伸出一串燃烧的火光。路边有人点起盘卷成蛇的鞭炮,捂着耳朵跑开了。我们穿过浓烟弥漫的马路,头顶上是一朵一朵烟火炸裂开来,把天空炸成了绿的,又变成了红的。车棚看门的老头把手抄在棉服的袖笼里,用一台收音机收听春节联欢晚会。那个相声早就播完了,女主持人正用颤抖的声音念诵边防战士发来的贺词。

“不看完晚会再走啊?”老头问。

妈妈“嗳”地含混应了一声。爸爸跨上自行车,妈妈把我抱上后面的车座,然后她跳上自己那辆,我们轧着满地的红色炮仗皮驶出了大院。

那时候南院附近还很荒凉,除了这座家属院,没有别的住宅楼,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抬起头,依稀能望见一角烟火,已经很远了,像是在别的天空里的。两辆自行车在空寂的马路上前行,爸爸骑得很快,妈妈拼命地蹬才能不让自己落下。迎着大风,她侧过脸来对爸爸说,“他们也太欺负人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有一种煽动性。爸爸什么也没有说。坐在后车座上的我却忽然大哭起来。他们以为我在响应妈妈,为全家人自尊心被伤害而难过。

我的确很难过。我在怪自己。要是晚一点再把红包的事情告诉爸爸就好了。晚一点,就晚一点点,过了十二点。我还有很重要的一场戏没有演。那就是当钟声敲起,外面爆竹声最响的时候,我捂紧耳朵把头埋进爸爸的怀里。你知道吗,整个除夕夜,只有在那短短的一两分钟里,我会忘了自己是在表演。

(长篇小说《茧》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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