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河

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赣南闽西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在红军长征举步之时，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进方向是西进和北上，然而，中央红军却迂回向南，选择了被认为是“不利之路”的粤北山区为突围方向。

红军为何作出这个选择，其中发生了什么？

与“南天王”秘密谈判

国民党防守南线的粤军主将是陈济棠，其独揽广东军政大权八年之久，人称“南天王”。

面对中央红军日益临近的“大转移”，陈济棠视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为性命，一切均以此为重，从这点上讲，他既防共更防蒋。

由此，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从粤军的种种迹象间，把准了陈济棠的脉搏，认为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有可能以较小的代价夺取长征的通道。于是，中共中央委派颇有谈判经验的何长工、潘汉年前去与粤军代表进行秘密谈判。

为掩人耳目，何长工、潘汉年乘着两顶花轿到达陈济棠的独立第一师第二旅防地——地处粤北的平远县罗塘镇一处寂静的山村。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应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

谈判即将结束时，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军代表敏感地问道：“你们是否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平静地说：“不是，是说谈判成功，和平鸽上天了。”

其实，这是何长工与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红军已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而这次谈判的成果对红军突破重重封锁极为有利，特别是借道的协议。

借道协议的达成，不仅周恩来高兴，陈济棠也是喜上眉梢：红军不在广东停留，蒋介石的中央军就没有借口进入。欣喜之余，他特向红军赠送步枪子弹1200余箱，食盐及医药用品若干和几张军用地图。

从10月20日开始到11月中旬，红军主力部队秘密集结，通过粤军防守的区域。陈济棠基本遵守协议，使携带着大量辎重的八万之众的红军长征队伍，得以在长征初期仅用一个来月的时间，就顺利突破了蒋介石在湘赣粤交界地区部署的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后来不禁暴跳如雷，在日记中指责陈济棠“纵巫祸国”。

得民心者得胜利

红军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加大了对红军的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是“流寇”“共匪”。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欺骗了，常常是红军还未到，老百姓就人去屋空躲了起来。但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使群众认识了共产党，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路过贵州毕节，发现老百姓家里有不少苏区发行的钱票。总指挥贺龙想，红军走后，如果敌人发现这些钱票，老百姓不仅经济上要受损失，说不定还会受到残害。于是他决定，用银元一比一给群众兑换，一下子就换掉几千块银元。这些银元，是红军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更是红军的宝贵粮饷，再这样换下去，部队就要发生困难。大伙儿劝说贺龙不要换了，贺龙严肃地说：“我们红军是人民的队伍，吃了群众的粮食，烧了群众的柴草，能丢下他们不管吗？我们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救老百姓，花几千块银元又算得了什么。有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才能打败敌人啊！”

长征途中，红军所到之处，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广大群众因此打心眼里把红军视为穷人的队伍。

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当此时，群众的帮助尤显重要。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攻占湖南锡矿山。一天晚上，30多名红军战士夜里睡觉时煤气中毒，群众闻讯后，把鲜萝卜磨碎后加入淘米水煮沸，然后一口一口地喂给中毒的战士吃。由于抢救及时，中毒战士全部苏醒过来。

红十七师在一次作战后，有47名伤员打算寄放到六寨（位于广西西北部）。在经过寨子时，苗族首领扬以沙老人带领全寨男女老少赶到路边，硬是把伤员们“抢”到他们寨子里去治疗休养。全寨三十几户人家争着让出自己的床铺安置伤员，妇女们为伤员端屎端尿，男人们扛上火枪站岗放哨。在遇到民团搜查时，苗族群众就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来，有几位伤员因伤势恶化光荣牺牲，苗寨用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安葬，并特意为烈士们修建了“红军坟”，成为长征中军民鱼水情的历史见证。

这些故事到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慨：一支真正热爱人民的军队、得到民心的军队，必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再难的征途也必将走向胜利。

“结拜是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

红军长征要经过苗族、瑶族、壮族、布依族、彝族、藏族、羌族、回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历史形成的民族隔阂以及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能不能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对敌，是红军能否完成战略大转移的一个严峻考验。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彝族地区。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打算迅速飞越天险大渡河。

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当时的大路，由西昌至雅安；另一条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小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由于四川军阀对彝族的压迫，彝族对于汉人的仇恨甚深。当时，人们把经彝族聚居区的小路视为畏途，军队——尤其是汉人军队要通过这一地区是很不容易的。

当蒋介石得知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大渡河急进的消息后，认为消灭红军的机会来了。他决心要使红军重演72年前太平天国将士全军覆灭的悲剧，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蒋介石断定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因此在大路上布下了重兵。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心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他断定蒋介石以为红军不敢走小路，因此小路的防备一定较弱，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排除一切困难通过彝民聚居区，抢渡大渡河天险。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

先遣队于5月22日进入彝族聚居区，遭到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围攻，武器被夺走，官兵被打伤，甚至连身上的军装也被抢走了。但红军官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积极向彝族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告诉他们红军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军队。通过沟通和谈判，刘伯承按照彝族风俗歃血盟誓，与沽鸡家支头人小叶丹喝了鸡血酒，结为金兰之义。随后，在小叶丹安排下，七天内将中央红军大部队护送出彝族聚居区，红军得以迅速安全地通过大凉山。

后来，毛泽东在大渡河边见到刘伯承问道：“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刘伯承说：“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是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回答说：“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泽东还问： “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还是右腿呢？”刘伯承正欲回答，周恩来笑着说：“后续部队通过彝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的旗帜出来迎接。你们把彝区赤化了！”

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的感召下，红军所经过地区的少数民族不仅让开了道路，供给了物资，有的还参加了红军。据记载，红军途经黔西北时，苗、彝、回、汉各族子弟参军者达6000余人；在甘肃，仅红二方面军就接收新战士3000余人，红四方面军扩编了一个独立师；在宁夏西吉县就有近300名回族青年参军。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分别于1935年3月、11月开始长征），红军历时两个寒暑，纵横十多个省份，跨越万水千山，行程二万五千里，战胜无数艰难困苦，终于胜利实现了从中国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三大主力在陇中高原胜利会师。（邱宝珊荐自《文史博览》2016年第7期）